白桦是中国当代作家中为数不多的能进行多种文学体裁创作的作家，在创作上几乎尝试过所有的文学形式，在诗歌、小说、电影、戏剧、散文等方面均有不凡造诣。与公刘一样，白桦也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在西南边疆吹着欢快的竹笛登上诗坛的。50年代，他在西南边疆时期出版了诗集《金沙江的怀念》（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热芭人的歌》（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长诗《鹰群》、《孔雀》（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小说集《边疆的声音》、《猎人的姑娘》等。诗人以单纯、明净的热情，通过新美的笔触，将斗争生活与边疆风物融会一体，如《热芭人的歌》、《小白房》、《春天的嫩茶》、《轻！重！》、《滇池》、《婚约》等风格清新的小诗，生动地描写了，云南边疆藏族、彝族、傣族等各族人民以及边防军战士的斗争和生活。对于边疆的人民，诗人是满怀的祝福，祝福他们能在新社会有美好的前途，如《小白房》中的十个姑娘。对于我们的战士，诗人是满怀的骄傲，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篇是《轻！重！》：“隐人绿色的边境森林，/谁能比边防军士兵更轻/萤火虫飞过去也要闪亮一星星火光/蝴蝶翩翩起舞也要扬起霏细的花粉/我们活跃在深深的林海里/就像是一群无声又无息的黑影/迎着黑色的骤雨狂风/谁能比边防军士兵更重/千年不化的冰川也会在雷电中崩裂/万年凝固的雪山也会在暴风里震动/我们站立在神圣的国境线上/每一个岗哨都是一座不移的山峰！”诗中“士兵”与“萤火虫”，“士兵”与“蝴蝶”，孰重孰轻，不难区分，但在巧妙的对比和兴奋的夸张中，诗人对边防军的赞誉之情洋溢笔端。“轻”与“重”这两极，在我们的战士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鹰群》和《孔雀》是白桦在云南期间收获的两部长诗。《鹰群》描写了滇康边境一支藏族骑兵游击队在革命斗争中的成长过程，结构庞大，情节复杂，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极具传奇色彩，但在叙事与诗歌的关系处理上，作者偏重于叙事，而忽视了诗歌的品性，所以给人的感觉更像是小说而不是诗歌。《孔雀》应该说是白桦最具代表性的一首叙事长诗，这首诗取材于傣族民间最有影响的召.树屯和喃.穆鲁娜的爱情传说，在这首具有深厚的民间底蕴和浓厚的异域风情的长诗中，白桦铺排挥洒的诗风得到了最大的表现，整个作品语言色彩斑斓——绿色的树，金色的湖，白色的浪，甘美的菠萝，美丽的凤凰，以及芭蕉、香瓜、椰子、金鹿、翡翠鸟……充满着森林气息，情景交融，感人至深。他将傣族的说唱艺术和现代的叙事手法相糅合，进一步演绎了这一爱情传说，深情地赞美了傣族人民爱与美的追求和向往。
白桦可以说是“苦难一代”的突出代表，因对艺术的执着追寻和敢于直言而饱受忧患，历尽坎坷。1958年反右运动中，白桦被划为“右派”，开除军籍、党籍。1964年重返军队，“文化大革命”期间又被流放新疆数年。诗人的境遇就像《白桦文集.自序》里那棵越冬的白桦，“昨天我还在秋风中抛散着黄金的叶片/今天就被寒潮封闭在结冰的土地上了”。白桦在1977年又重新开始创作，他的后期作品尖锐地对社会现实、历史文化进行批判，引起较大争议。诗人重返诗坛后，主要醉心于十四行抒情诗的创作。饱受生活磨难的诗人面对降临在自己身边的美丽和幸福，依然是心存疑虑，满怀忧伤，他的目光总是穿透现有之存在而直达未有之将来，仿佛诗人有一双通灵之眼，由生看到死，由爱看到伤，似乎一切都是时光的幻影，“当我闻见了桂花的芬芳/才猛地意识到流逝了的光阴/夏天壮丽的合唱还没结束/整个空间竟充满了秋日的悲叹”（《夏秋之间》）。万事万物在诗人的眼中都充满着悲苦和噩梦，猛烈的暴雨是众神的呼号（《在雷雨之中》），皎洁的月亮是痛苦的再生（《月》），诗人在那无望的期待和永远的孤独中，慨叹着美的短暂和生的艰难。
1986年以后，已近花甲之年的诗人，似乎逐渐挣脱那背负的十字架，在诗的王国叩问人生，缅怀古今。诗的境界渐趋开阔明朗，沉郁忧伤之气一扫而光。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在1998年为纪念淮海战役50周年而创作的长诗《雪原落日》（《白桦文集——诗歌散文随笔卷》，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诗人从一个战争参与者和见证者的角度来重新审视那场战争，祭悼一个牺牲的年仅16岁的年轻号兵，该诗完全超出了以往战争诗篇的具象铺排和浅表歌颂，意象层出不穷，哲思绵延不绝，写得厚实细密而又不乏大气，是一篇难得的战争诗佳构。
白桦诗才横溢，诗情绵密，如春回大地，万卉竟放。但缺点也在于枝叶太过繁复，密不透风，有欠疏朗，易将诗神遮蔽。
三、康藏高原军旅诗群
在西南边疆军旅诗群中，除在云南的公刘、白桦以外，西藏军旅诗群也显得别具一格，他们在解放和建设西藏的同时，也开垦了西藏新文学的处女地。他们诗歌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歌颂康藏公路筑路战士艰辛的劳动和英勇豪迈的乐观主义精神，二是反映西藏农奴的悲惨命运和翻身解放的历史进程。其中的代表人物有高平、杨星火、饶介巴桑、周良沛、顾工等人。
高平1949年参军，1951年初随军进藏。西藏和平解放后调回重庆，不久又重返西藏，先后参与修筑康藏公路和当雄机场的工程，他在西藏写了一系列反映西藏生活的诗作，编为《珠穆朗玛》（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版）、《拉萨的黎明》（重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大雪纷飞》（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3本诗集。《珠穆朗玛》主要是进军西藏的生活写真和美好抒情，展现了人民军队战天斗地的壮丽场面和藏胞欢迎欢送的感人情景。“提起雀儿山/自古少人烟/飞鸟也难上山顶/终年雪不断”，《打通雀儿山》一诗就记叙了当时开发西藏的历史事件，歌颂了解放军的英雄气概。该诗最初发表在1952年5月号的《解放军文艺》，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继而为多家报刊转发，并被配曲传唱一时，该诗带有明显的战士顺口溜的痕迹，“战士的感情，战士的语言，成了这首歌的灵魂”。短诗集《拉萨的黎明》（重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是《珠穆朗玛》的续篇，进一步丰富了进藏人民解放军的开拓者形象，也进一步描绘了西藏的日新月异，诗集有4首关于拉萨的诗篇特别引人注目：《拉萨的黎明》、《拉萨街的春天》、《拉萨的一扇窗口》、《关于拉萨》，宛如一组反映拉萨新生活风貌的画展，展示了康藏青藏公路通车后拉萨的欢乐吉祥。《大雪纷飞》（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是叙事诗集，收录《紫丁香》、《梅格桑》、《大雪纷飞》三个长篇。《紫丁香》借写怒江西岸的藏族小伙子藏布与怒江东岸的藏族姑娘巴珍的古老的恋爱悲剧来热诚赞颂共产党和解放军。《梅格桑》写的是尼马宗的女民工梅格桑和达瓦宗的男民工索朗多杰冲破狭隘的宗派观念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大雪纷飞》是高平最具代表性的一首叙事诗，这首诗将在后面的叙事诗章节中论及，此处从略。）诗人的长诗集《西藏三部曲》（包括《古堡》、《冬雷》和《望果》），分别写了解放前的西藏、西藏的解放和解放后的西藏，通过三代藏人的生活与斗争，展示了西藏近50年的重大变化。
杨星火1951年随军进藏，是最早进藏的著名汉族女诗人，参加过修筑康藏公路、平叛、改革、边疆生产建设及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杨星火诗歌处女作是《叫我们怎么不歌唱》（《雪松》，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该诗发表后很快被高原音乐家罗念一配曲，又被译成藏文，成为当时人们最喜爱的歌。全诗四段，层次分明，步步深化，诗句形象，情景交融。这首诗唱出了西藏人民的心声，歌颂了西藏修公路盖楼房的变化，展现了人们举着美酒载歌载舞的欢乐气象，代表了翻身农奴的心声。《拉萨的姑娘出嫁到远方》，是公路修通引发出来的动人故事，诗人以细腻的笔触和激荡的感情抚今追昔，通过筑路前后西藏人民交通状态的鲜明变化，高唱了一曲新社会人民幸福生活的赞歌：原先，“拉萨的姑娘出嫁到远方/那道路哟山高水长/翻过了三道雪山呃/跨过了三条大江/走了三十三天啊/才走进了新郎的帐房”。如今，“她顺着公路回家乡啊/就像小鸟在天空飞翔/高原的风啊在耳边响啊/一眨眼睛就不见帐房/一会就翻过三座雪山呃，一会就跨过三条大江/太阳还没有落山啊/她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这个新的时代，一切都是变得那么美好，每一个细微的生活细节，都在诗人的笔下流泻出动人的诗篇。姑娘们听到打靶的枪声，也说是“像听到手风琴一样”美妙动听（《打靶之前》）；征拉萨通车的那一天，“老爷爷好像回到了黄金的年华”（《金色的拉萨河谷》）；因为有了拖拉机，马儿也“睁着一双埋怨的眼睛/诉说着满腹牢骚话”（《拉萨的拖拉机手——女拖拉机手和马》）。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来之不易的，是解放军战士用自己年轻的生命铺就的幸福光明之路，是川藏线上的“英烈团”铸就了有五颗星的“老西藏精神”（《年轻的雪山》）。杨星火热爱西藏更珍视西藏，几十年间为西藏笔耕不辍，也正是西藏这个第二故乡孕育了她的诗歌生命。
饶介巴桑1951年参军，是和平解放后第一个成名的藏族青年诗人，康藏各地的藏族民歌孕育了饶介巴桑的诗魂，部队、草原、战士和藏旗农牧民，是他主要的描绘对象。他善于捕捉形象，摄取细节，并且借助这些形象和细节创造出让人回味的意境。处女作《牧人的幻想》（《爱的花瓣》，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是饶介巴桑早期诗作中最有代表性、最有民族特色、最有艺术光泽，也是最有社会影响的一篇。他自幼在草原上风里来雨里去，深知牧人的喜怒哀乐，天然地具备与牧人同甘苦共命运的感情，从而长于写牧民的精神世界，特别是牧人的绚丽幻想。解放前，“他对白云的幻想/用去了半生的时间/云儿变成低头饮水的牦牛/云儿变成拥挤成堆的绵羊/云儿变成纵蹄飞奔的白马……天空哟，才是真正的牧场”。解放后。“他对天空不再幻想/他骄傲地骑在马上/对天空傲慢地歌唱/……天空哟，你为什么/没有两样？”诗人通过解放前后贫穷牧民对天空态度的变化，巧妙地表现西藏的巨大变化。饶介巴桑尤擅精短小诗，浓缩纯净、醇香悠长是其诗歌的主要艺术特征，如表现战士放哨的《夜》：“夜在旋转、旋转/好像正和江里的金鱼谈情的水碾/它低声地、低声地絮语/这声音灌满了我的弹仓/催我甜甜人眠/……催眠的声音灌满了我的弹仓/醒着的却是我的子弹。”诗人高平说，“他无疑是一个新型的‘热芭’（昔日民间流浪艺人），同样在弹唱，但他发出的声音却更为浑厚”，音调也由悲苦转为喜悦：“每一组低音在重复/爱你，爱你：西藏/每一根琴弦在回响/我爱，我爱：边疆”（《雪山之歌》）。饶介巴桑“不仅在西南军旅诗群中，而且在整个当代军旅诗群中，都是有代表性的一位少数民族歌手。”
与高平、杨星火、饶介巴桑等完全以西藏作为创作母题不同，顾工、周良沛、梁上泉等诗人则随军征战四方，在西藏待的时间较短，因而题材也较为宽泛，但在诗歌内容和情感基调上却是与当时的时代同步的，都是时代“大合唱团”中的一员。正如顾工所说：“一个辉煌的胜利，接着一个辉煌的胜利；一个欢腾的节日，接着一个更欢腾的节日……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主题，这就是我们诗歌的主题。”在50年代，顾工出版了《喜马拉雅山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这是成熟的季节啊》（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寄远方》（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军歌.礼炮.长虹》（重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等八部诗集。顾工作为《解放军报》的记者，到过许多地方，黄河两岸、康藏高原、天山南北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也留下了他激情洋溢的颂歌。在顾工的许多诗歌中就存在典型的“对比式”时空结构，《我站在铁索桥上》就完全是以“当年”和“现在”来结构全篇，一系列对比的铺排如长江之水滚滚而来，表现了祖国建设的日新月异让人目不暇接。周良沛在大西南的岁月里也收获有《枫叶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和长诗《游悲》、《猎歌》等。《枫叶集》共分三辑，包含了诗人在康藏高原、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以及行军路途和边疆哨所写的诗。新生的拉萨百废待兴，机器轰鸣，忙乱嘈杂而又生机勃勃，一切就如旭日初升。《红色拉萨》就形象地表现了重获新生后的拉萨城，在一个“特别的太阳”（中国共产党）旋转中，“散发出春天醉人的香”。梁上泉著有《喧腾的高原》、《云南的云》、《开花的国土》等众多诗集，他随着边防军走遍西南边疆，目睹了边疆人民的生活新貌，感受了边防军战士的爱国热情，所以在他的笔下既有边防军的战歌，也有苗家姑娘的欢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