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宣扬典型的报告文学，连云山、甘耀稷、刘家驹的《郭兴福和他的战士们》（《解放军文艺》1964年第3期）和吕兴臣的《南京路上好八连》（1959年7月23日《解放日报》）则有点与众不同，它们除了赞颂主人公的优秀品质和高尚情操之外，更多的是从部队面临的具体问题人手。前者要解决和平条件下如何带兵和带出好兵的问题，后者则是探讨在新的环境中，如何保持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的问题。由此开头，相继延续和拓展这一创作思路的有贾晓晨的《硬骨头六连纪事》，马震的《种炮手戎金》，张谋厚的《姜春和他的“铁脚班”》，猛虎、江河的《硬骨头颂歌》，周大可的《攀登》，马国昌的《一颗闪亮的小螺丝钉》，周钢的《苗家三兄弟》，王照运的《神枪手四连》，李太松的《战地炊烟》，豁然的《炉火映丹心》，白振武的《风雪长白山》，黄牧、何龄的《飞行太行七百里》等。由于时代的特点和要求，突出政治因素在部队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是这一时期军旅报告文学创作的主旨。在貌似理性精神的支配下，感情因素和盲目追随破坏了作品的深度，失去的恰恰是报告文学所需要的理性之光。但是报告文学所要求的贴近生活却得到了坚持和发展，题材上也有了大的拓展。
总体来说，五六十年代的报告文学，只是新闻报道的一种延伸和扩展，宽泛说来则只是广义散文的一个分支，大抵是一些通讯、回忆录、纪实类文字，所谓军旅报告文学也大抵如此。这一时期，对现实生活反映的迅速和广阔，取代了个人经验和经历的表达，成为创作的主方向。纪实性的通讯、报告、特写占有绝对的分量。这一路发展到新时期，因了思想的解放和题材的开放，进一步强化了新闻性和纪实性，才最终成就了报告文学一片天地。因此报告文学真正独立发展是在新时期以后，严格来说，它是新时期的产物。正因为本时期还处于向报告文学演变的过程中，因而明显存在一些不足和缺憾：一是缺乏文体自觉，文体形式单一，许多作品摆脱不了陈陈相因的范式。二是缺少理性眼光的烛照。许多作品只一味迎合政治形势的需要，缺少作者自己的理性思考和判断。三是语言粗糙，缺少融合，还没能从小说、散文、诗歇等文体中借鉴、吸收有益的语言养分，还没能形成独立的、有特色的报告文学语言。
第三节新时期：成熟期
一、南线战争题材报告文学
1979年2月17日到3月16日的边境自卫反击战，有力地促使了军旅报告文学的转变。它使得此前创作中对人生、理想、英雄的政治式图解，和“假、大、空”等流弊，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中得到了清洗，引导和诱发了新时期之初军旅报告文学创作的两大主题。一则这场战争的时间恰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久，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序幕，在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冲击下，作家开始重新思考和观察英雄主义、军人的职业价值以及传统的道德观念。二则这场战争是最近的一场战争，是新一代中国军人实实在在接触的战争。近在眼前的战争，迫使作家摈弃60年代以来形成的片面追求人物精神的创作模式，转而细腻地描绘人的思想情感、具体行为，进而深入思量人性、人的内心世界，人的丰富性由此逐渐出场。而战争中暴露的我军存在的种种问题，被作家慢慢地体会和了解，军队改革主题也就成了后来军旅报告文学创作的重点。
雷铎的《从悬崖到坦途》（《解放军文艺》1979年第6期）以它的社会丰富性和对英雄富有深度的追问成为此一时期的代表之作。作品并没有停留在简单的对英雄的赞美和歌颂上，而是把笔触延伸到了历史的深处。由出了名的“打架大王”成长为战场上的英雄，历史的创痛和现实的比照，使人们不禁开始思考何谓“悬崖”，何谓“坦途”。“回头看看我这小半辈子，走了一条歪歪扭扭的路。‘四人帮’把我推到了悬崖边上，党和人民又把我挽救过来了。爸爸来信说得好：你刚刚走上正路，千万别让杯盖大的一个英雄奖章又把步子压歪了。”在主人公自己的追忆中，人生的意义、英雄的价值也就得到了有力的阐释和说明。此外，这一时期还收获了杨笑影的《赤子之歌》，黄浪华、任斌武的《奇穷河畔的日日夜夜》，赵骛的《代乃阻击战的英雄们》，李存葆的《将门虎子？战斗英雄兰方虎》、《“战争之神”的眼睛》，罗运凯的《勇往直前？记老英雄李培江》，袁厚春的《别有洞天》。理由的《威震峡谷七勇士》，张天民的《战士通过雷区》，肖允康、王国庆的《他的爱？英雄莫尤给妻子留下的记忆》，艾蒲等的《爱情的凯歌，一位边防军未婚妻的话》等。作品所要表现的人物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不管是战士还是普通百姓，不管是群体还是个人，以战争为背景，追索人生的意义，赞美、歌颂英雄主义是这些作品的共同追求和表达主题。正如有论者所说：“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边界的这场民族战争，使中国军人血脉中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基因达到了极度亢奋的状态。”总体来说，此一时期的报告文学创作仍然没有完全脱离或者超越五六十年代的创作，不管是感情的宣泄角度、作品的结构技法还是语言表达，都沿袭了前代。而尤其关键的是作品依然徘徊在小制作里，缺乏相当的观照广度和深度，也少有文体上的自觉。
随着战争的继续和时代步伐的迈进，关于南线战争的创作视点随着整个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和70年代末的创作相比。80年代关于南线战争的书写，表现出如下三个特点：第一，从作品的基调来说。尽管此一时期的创作对前线将士英雄行为的赞扬和歌颂仍然是作品的底色，但是由于时代的重心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关于南部边疆、关于战争对于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人们来说，只是些遥遥或阐或见的声音或影子，前方、后方的对比反差，使得这种底色拥有了更多的复杂性和社会历史容量。由此，作品不但染上了许多的英雄无奈和强自寻找精神平衡的悲壮，而且喊出了针对军人的“理解万岁”的口号。第二，从作品的题材广度来说。由于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军人的冲击，使得作家在创作时无法再把社会当作一个背景来处理，而是在相当程度上突出了这个层面，由此这一时期的作品更加自觉地把军人放在整个社会的层面来表现，更加注重两者之间的互动交融。第三，从军人品格的建构来说。这一时期的创作突破了对纯粹的战场英雄行为的赞扬，而是注重在社会大环境的变动中，探讨军人这一特殊职业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把军人当人来写，深入挖掘军人的内心世界。建丰的《三十三座山峰和一寸土》（《解放军文艺》1985年第11期），同样是写军人对祖国、对亲人的爱，同样是表达对新一代最可爱的人的敬仰、热爱之情，但作家却是从细部着手，通过对前线生活艰苦的描写，反映出前方将士对生活的热爱，展示了他们的爱恨情愁，他们的理想、才华、志向和抱负。随后发表的肖于的《战区札记》（《解放军文艺》1986年第8期）以一路的见闻为主，没有多少空泛的说教和议论，更多的是即时的体验。作品的涉及面也更广，当代青年和当代军人的沟通，战争中小镇、战地餐馆和前方将士的出生人死，战争前沿的除夕夜等，一一纳入笔端。作品由此也就突破了单纯的对英雄主义的歌颂，进入到更深的社会、历史层面。这两篇出白女性作家的作品和男性作家的作品不同，它们可能缺少了宏阔的、纵贯的气势，却多了细腻的、温柔的眼光，多了和自身生命贴近的情感。在她们眼中，军人的生活像一首残酷的诗，既充满血腥、悲壮，又不乏蔷薇般的温柔。由张卫明、金辉、张惠生共同创作的《中国大卫集群》（《解放军文艺》1988年第12期），虽然也是围绕猫耳洞的艰苦生活来写，“兵们说，洞中一年，把一辈子的苦吃完了”，却处处点染了老山人的乐，以“乐景写苦景”，苦中作乐，更显战士情怀的崇高。不写战士豪迈的保家卫国宣言。只是从最小、最贴近的地方去关注，以小见大，写出了真正的战地品格。
二、钱钢、袁厚春等的报告文学
80年代是改革的时代。“如果我们把当代中国社会前进的音响喻为一部宏伟的动人心魄的交响乐章，那么显然，它的主题不是‘田园’，不是‘月光’，而是‘命运’，‘英雄’和‘创世纪’，投身改革，表现改革，深化改革，推动改革，已经成为我们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义不容辞的神圣义务和责任。”伴之以百家期刊在全国范围内共同发起的以“改革”为主题的“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活动，遂把文学反映改革之声势推向了高潮。改革所激起的对时代、社会的震动和冲击是全方位和多方面的，而这种影响又深深触动了军旅报告文学作家的创作神经，促使他们不停地深入到历史的硬壳之中，寻找社会发展、时代进步、军队现代化的动力。他们或者是凝眸历史，或者是聚焦现实，或者是以外军为背景突出我军的困境，其目的无非是思“变”、求“变”。这是对历史和现实深刻反思后的呼喊，是在国内、国外的尖锐对比中的凝虑，是一代军旅作家在深重的现实遭际下的痛切表白。
以钱钢、江永红、袁厚春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军旅报告文学作家，牢牢地把目光锁定在改革这一新事物上，以他们独到的眼光和敏锐的观察力，多方面、多角度地书写了改革在军营中引起的巨大反响，鲜明地表达了作者对改革独到的理解和深入的体察，其中钱钢堪称代表。80年代初，钱钢与江永红合作相继创作了多部作品，这些作品均以改革开放背景下的军营现实为主要描述对象。作者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富有深度地批判了军营存在的种种矛盾和陋习，表达了对改革者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的肯定和赞颂。《“蓝军司令”》（《解放军文艺》1981年第8期）以主人公王聚生为线索，对极“左”思潮影响下的军事训练中存在的种种僵化陈腐的观念，进行了有力的鞭挞和嘲弄。《奔涌的潮头》（《昆仑》1984年第3期）以南京军区某师在新的条件下大胆改革部队干部任免制度为主要内容，肯定了新的用人观念。
80年代中后期，钱钢为之一变，从直接呼唤改革转为着力于重大历史事件的描述，相继创作了《唐山大地震》（《解放军文艺》1986年第3期）和《海葬》（《解放军文艺》1989年第1期）。这两部作品并非是平面的再现历史，而是把历史和现实相互交融，充满了浓烈的以古鉴今的现实意识。钱钢报告文学以宏观把握和哲理意味见长的特征也得到了最终确立和充分体现。
《唐山大地震》是作者为纪念唐山大地震10周年而作的20余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是“一幅属于唐山人民也属于人类的‘7？28’劫难日的‘全息摄影’图”。总体构思上，作者仍然为我们展示了一幅自然灾害对人类施以毁灭性打击的悲剧画面。但作者突破了传统的单一描述自然灾害和“抗震救灾”主题的创作模式，而是宏观和微观交织，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地震学等各个角度，写出了人在地震面前表现出的种种心态、行为，善与恶，美与丑，写出了大地震与当时政治环境的联系以及人类在大灾面前表现出的勇气和生命力，发表了对于人和自然的深层次思考，出色地体现了作者写作此文的目的：“为明天留取一个参照物，以证明人类毕竟是伟大的。”与这种宏阔性思维相适应，作品打破了传统的单一叙事视角和线型结构模式，代之以“全景式”建构。叙事视角上的第一人称限制视角和全知视角的转换，结构上的叙议结合的非线型方式，多角度、多方位地展现了地震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使作者的主观评述和客观历史有机结合，有利于读者对整个事件做全方位的思考和审视。这部作品标志着钱钢的报告文学创作达到了一个新阶段，同时，它也作为新时期全景式报告文学的代表作之一，为中长篇报告文学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
同样是祭文，在《海葬》一文中，钱钢把视野拓展和延伸到了历史的更深处。以历史之镜反观今日中国之现状，实现了昨天和今天的交融互通，从而深层次地传达出了另一种改革的呼声。这篇为大清国北洋海军成军100周年所作的祭文，充分发掘历史的多个时空，全景式地提供了围绕北洋海军的背景关系。在纵览了北洋海军从建军到全军覆没的悲壮历史后，将目光紧紧投射到了现实改革上，两个相距百年的“八八年”的互为映照，使得呼唤改革、以改革而自强成为了作品的主旋律。文体上多种形式的融合，历史画面的频繁跳接，富于哲理意味和激情的句式的运用，都使作品充满了现代感和时代气息。在涉及李鸿章以及整个洋务运动的评价时，作者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把他们置于当时和现在整个的历史时空中评价和思考，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保持了相当的理性自觉和对历史的清醒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