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的探索会削弱主流短篇小说的模式特征，呈现出新的审美取向。从戴过“战争残酷论”帽子的《百合花》来看，题材的选取就与众不同。作者以一位女性卫生员的视角将全篇的人物活动聚焦于后方，正面战斗只作为背景。因为敌人的虚化和对我方生活的专注描写，整篇仿佛涤尽了怒火与仇恨，只有忙碌的准备场面和忙里偷闲的舒缓气氛。作者不遗余力地塑造一位拖毛竹的小青年对生活的热爱，运用细节将他淳朴、憨厚、羞涩的青春形象尽情展露。即使是小青年的英雄举动，作者也是通过旁人之口道出。在那个以塑造英雄形象为宗旨的文学语境中，对人性普通一面的关注表明了作者对书写个性的坚持和对当时主流创作观的某种突破。同时，作者放弃了“胜利大结局”，既没有直接陈述战争的结果，又没有用任何象征与隐喻暗示我方的胜利前景，而是以象征爱情的百合花祭奠年轻生命永久的遗憾，吟咏出一曲“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作者怀着同情与悲悯表达对生命个体最诚挚的敬意与尊重，体现出人道主义关怀的创作心理。这些与主流的革命历史小说不一样的个性，与周扬“重写历史”的号召并不冲突，而是作者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批判运动后，“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的产物。正是怀着这样的创作动机，在抒情的氛围中，茹志鹃表达着对人与人之间美好瞬间的追忆。生动的人物形象、细腻的描写与精致巧妙的结构使《百合花》在抒情一类的短篇小说中出类拔萃，还得到了茅盾的高度肯定：“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这使得《百合花》的艺术成就被反复讨论研究，对短篇小说起到了示范性的作用。虽然《百合花》受到过各种批评，却仍然在文学界取得了很高的地位，在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第三节80年代：在继承与创新中繁荣
“前17年”的军旅文学在欣欣向荣中时断时续地感受到了批判运动带来的震动，军旅短篇小说作家或多或少地受到过牵连。短暂的“双百方针”后，从“反右”到“部队文艺工作纪要”的推出，一步步走向了风雨飘摇的“文化大革命”时代。由于肩负着配合军队宣传的责任，军旅短篇小说获得了残存的光荣，除了最紧张的1968—1972年期间一度出现空白，其他时候时断时续地有作品发表。就在这个政治动荡、文学界沉浮的时期，军旅短篇小说作家潜在地进行着新老交替，孕育出新生力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受到压抑的文学活力从不同的角度向各个方向释放出来，形成了作者和受众相互呼应交织的空前繁荣的局面。新老军旅短篇小说作家一起赛跑，在延续文学传统的同时，也在探索中创新，他们是军旅短篇小说繁荣的主力军，书写着光辉篇章的同时，也在交换接力棒。80年代末，热潮消退，文学走向边缘，军旅短篇小说生长出平常心，以坚韧的生命力沉入生活。
一、断裂与延伸：“两代作家”并肩“作战”
“精神文化尤其是文学作为广义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直接体现，它也不得不受制于现代化或称现代性在中国的实现过程。”战争时期，延安整风有助于鼓舞斗志，把人们从低迷的情绪中拉出来，让文学也为战争的胜利出一分力。和平时期，家园需要重建，文学需要拓荒，一次次的批判运动不仅没有发挥文艺对建设的作用，反而失去了对现实的观察和批判能力。战争中形成的文化心理已经很难成功移植，但其难以遏制的惯性引导着社会一步步走向“文化大革命时代”。“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部分军旅短篇小说作家失去了写作资格，如王愿坚、刘真、茹志鹃、峻青、石言等，多数人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批判运动中也停止写作，军旅短篇小说传统亦面临着被割断的危险。但令人惊奇的是，仍有一丝文气在顽强地坚持。作为军旅短篇小说的主要阵地，《解放军文艺》1966年的11月号上发表了林和生的《向外拐》。此时，所有的文艺刊物最晚于1966年7月已经停刊，唯有《解放军文艺》一枝独秀，享受了军队文艺喉舌难得的政治荣耀。为获得生存的机会，《解放军文艺》积极地配合着“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政治宣传内容激增，文艺作品的发表量锐减，发表的作品也内容空洞、形式粗糙，基本沦为运动的传声筒。1968年11月至1972年4月，《解放军文艺》也遭致停刊，在风雨飘摇中一度沉默。1992年5月复刊之后，《解放军文艺》逐渐恢复军旅短篇作品的发表。因老作家还没有恢复创作，一批入伍不久的新人表现活跃。作品的文学性不再重要，关键看作者是否具有发表作品的政治资格。在许多作家尚身处逆境，且背负着各种政治罪名的情况下，这是无与伦比的荣誉，它说明了作者取得的政治地位。发表的作品延续了停刊前的主流审美取向，革命历史题材减少，现实生活题材增加，并将狂热的政治激情推向极致，为政治神话火继薪传。
“文化大革命”结束，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文学界进行了“拨乱反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新被提出。作家们被压抑已久的创作冲动释放出来，应和着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记忆、对社会政治的反思以及情感的宣泄，形成了空前繁荣的文学局面。文学思潮异彩纷呈，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一浪接一浪席卷而过，作家群体也在潮流中自动进行新老交替。受到限制的军旅老作家恢复了创作的资格，他们的复出延续着“前17年”的文学传统。另一批“文化大革命”前后入伍的新人幸运地躲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秉持着一股饱满的锐气，活跃在文坛上。有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已经开始发表作品，比如李存葆、朱苏进、朱秀海、刘兆林、李斌奎等。在80年代初直至中期，军旅短篇小说领域里基本是“两代作家”并肩耕耘的景象。其中于80年代初，李斌奎、方南江、李荃、简嘉等人已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随着作家新老交替、各种新兴文艺思潮影响的深入，先锋文学对整个文学界都产生了广泛深入的影响，军旅文学传统亦不断被突破和创新，军旅短篇小说甚至在80年代中期跻身于先锋文学的行列。“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上作战”是整个80年代军旅文学的概括，也是军旅短篇小说较为贴切的写照。新老作家们在和平生活、革命战争以及想像中的历史战争三个方面拓展空间，拉长军旅短篇小说战线的同时，也深化了军旅短篇小说的艺术革新。从而在“英雄”意识的继承与创新、职业伦理意义的探讨以及革命历史的崭新想像三个维度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加上一年一度的全国性评奖活动，军旅短篇小说达到了最为繁荣的状态。评奖使一些作家一夜成名，却没有能让“短篇小说作家”的称号延续下去。80年代的作家们有了更丰富的学养和对艺术形式追求的热忱，使他们不再只专注于一种体裁。短篇似乎成为了创作中、长篇的预备式。短篇小说的篇幅也越来越长，终于为中篇的繁荣铺平了道路。全国性的短篇小说评奖活动停止之后，军旅短篇小说走出了获奖的光环，重新寻找自身的地位与价值。萌生于先锋意识下的“民间”倾向逐渐占据了创作思想的主流位置，向着“新写实”的状态过渡。在力求与当代文学大潮融合的同时，疏离也越来越明显，作家们在军旅属性与文学创新之间努力地寻找交汇点，虽然不断地在突破军旅短篇小说传统，而新的创作思想和审美规范还不具备涌立潮头的独特性。好在探索的品质和相对自由的创作态度不断得到强化，在寂寞中生长出了安宁的气氛。
二、英雄意识的继承与创新：徐怀中、石育等人的短篇小说
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军旅短篇小说领域已经出现了“两代作家”共同作战的景象。张勤、柳炳仁、王世阁等老一代作家仍有作品出手，与新人一起勉强支撑着军旅短篇小说的一方天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新老作家更是同场竞技，老作家暂领风骚。曾经失去写作资格的作家陆续得到平反，并重返文坛。受到压抑的创作冲动爆发出来，王愿坚一连拿出了《足迹》、《标准》、《路标》、《草》、《歌》等多个短篇，在老一代短篇小说作家队伍里茕茕孑立。刘白羽、徐怀中、任斌武、石言、胡奇、管桦、和谷岩、黎汝清等也坚持创作，以“第二次解放”后的激情延续着“前17年”军旅短篇小说传统的血脉。在前几届全国性的短篇小说评奖活动中，他们成为军旅短篇领域里的领军人物。王愿坚、徐怀中分别在第一届和第三届全国短篇小说评奖中一发中标。石言的《秋雪湖之恋》也于1983年获得了第五届全国短篇小说奖。无论是从创作思想还是艺术手法来看，“文化大革命”都没有阻断“前17年”的文学传统。第一、第二两届有六篇泛军事题材的短篇小说获得全国优秀奖，颂歌意识与英雄主义精神仍是主旋律，文学界在积极地呼唤并回应着传统的回归，以弥补“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断裂。但给自50年代以来受到错误批判的作品“落实了政策”后，也就意味着“前17年”里的“次流”获得了与主流同等的待遇。而正因为曾经受到过不公正对待，经过“拨乱反正”，“次流”的作品更容易引起关注，在一种“第二次解放”的氛围中，受到过排斥的作家也就更加活跃。王愿坚、徐怀中、石言、彭荆风都曾经被排除出主流，怀着对“文化大革命”不同角度的反思，他们在80年代前后全国性评奖活动中先声夺人，先后获得全国性大奖，证明了他们文学生活中的梦魇已经结束，自由与人性的空气越来越浓厚。1980年，徐怀中的《西线轶事》以最高票数夺得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被誉为“战争文学的换代之作”，从而标志着军旅短篇小说“新时期”的真正来临。
徐怀中“不是一位以创作量的丰硕而骄人的作家，但他却是一位有着纯正的艺术感觉、扎实的文学修养和明确的美学追求的起点很高的作家。”“前17年”里有短篇作品《十五棵向日葵》、《卖酒女》、《雪松》、《阿田老哥》、《四月花泛》等，已显示出他的艺术追求与品位。80年代除《西线轶事》外，还有《阮氏丁香》、《一位没有战功的老军人》等中篇，但都不如前者的影响大，1986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没有翅膀的天使》（昆仑出版社）。在军旅短篇小说史甚至是军旅文学史上，《西线轶事》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作为20世纪50年代活跃在文坛上的军旅老作家，徐怀中身上溶进了当时最基本的文学特质。首先，他以《西线轶事》再次证明了战争对军旅文学的催化作用，使军旅文学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轨道回到了军事轨道。《西线轶事》的成功号召着作家们以“集团冲锋”的方式深入南线战场，直接效果是为“自卫反击保卫边疆英雄赞征文”奉献出数量颇丰的作品，间接上促成了新作家的起步，也为军旅短篇小说开发出绵绵不绝的书写宝藏。其次，作者遵循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文学创作原则，突出塑造了刘毛妹这一典型人物，让他承载了相应的政治意义。同时，《西线轶事》体现出强烈的“英雄”意识。这群女通信兵虽然不是战场上奋勇杀敌的英雄，也同样在冒着生命危险保障战斗的胜利，她们身上充分地体现出置生死于度外的牺牲精神。这些方面代表了老一代作家的创作特色。另外，《西线轶事》还展示了徐怀中另辟蹊径的慧眼，在军旅短篇小说领域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一是选材方面的独特，它以战争中的弱势群体——女性为主角，打破了一般以书写男性英雄为主的战争文学惯性，丰富了“英雄”的内涵。二是重点塑造了受到“文化大革命”创伤的士兵刘毛妹的乖张性格，表明作者正视悲剧的意识和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从而转变了以颂歌为主旋律的基调。三是从人性的视角关怀每一个人物，使全篇弥漫着浓厚的人情味，并将人物的英雄壮举和人性美的光辉完美融合。
再也没有比英雄与战争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的了。当两军对垒，胜利是唯一需要争取的目标，人性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战争就像一个多棱镜，折射出人性的丰富与多向，又像一个放大镜，将人性细微的差别凸显出来。勇敢与怯懦、恐惧与无畏、自私与忘我、高贵与卑琐、关爱与仇恨等等二元对立的人性会凝聚成英雄与懦夫的品质。除了人性层面，“英雄”与“懦夫”还承载了政治意义。因为人性的多义与政治要求的确定，两个层面有时候重合，有时候会错位。“前17年”里以非常专制的方法解除了二者之间的错位，政治层面被设定为创作的旨归，所以，“英雄”的人性取向有单一、雷同的特征，否则，必引起争议。徐怀中就是因为对人性矛盾的探索招致了批判而隐身近20年。《西线轶事》令重出江湖的徐怀中撼动了文学界，它以生活“轶事”切入人性，显示出举重若轻的才能，军旅短篇小说传统从此发生偏移，英雄主义开始从神性的高度回到人性的平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