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80年代电影文化“生态”
电影创作经过1976—1978年的恢复期后，迎来了80年代创作的高潮。1979年是重要转折性的一年。这一年放映了不少“前17年”解禁的影片，还拍摄出一些冲破“三突出”原则束缚的新作品，不仅恢复了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还有更高层次的标新立异的艺术追求。像王炎执导的《从奴隶到将军》，以史诗般的气魄表现了一位将军的传奇一生，“通过一部影片描写一位将军的一生，这在中国电影史上似无先例”。而《小花》与以往军旅题材影片单纯朴素的叙事风格及镜语体系不同，它在电影语言的突破与刻意创新上显得耀眼夺目。
80年代更有学院派、经过大量西方艺术电影熏陶的年轻一辈导演的迅速成长。以1984年的影片《一个和八个》为标志，“第五代”导演“横空出世”。他们在80年代的作品像《黄土地》（1984）、《猎场札撒》（1984）、《黑炮事件》（1985）、《孩子王》、（1986）《红高粱》（1987）等，都以独特的思想文化内涵、突破常规的镜语风格体系，标志着一个崭新的创作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一股强劲有力、充满生机的力量注入了中国影坛。
在当时总体文化背景“向传统看”与“向外界看”的双重影响下，电影界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还发动了关于“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电影中的‘戏剧性’与‘文学性’”等问题的讨论。与此同时，开始大量引入西方经典影片及电影理论著作，这些论述及相关实践，都以崭新的视角与样态，打开了中国电影理论与创作的视野，对当时的电影创作（包括军旅题材影片）、电影观念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87年也是中国电影史上重要的一年。在同年2月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厂长会议上，针对前一阶段娱乐片拍得太多太滥，且有“娱乐片主体”的倾向及“淡化政治”、“远离政治”的观点，会议明确强调，要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内容来巩固电影这块阵地，电影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一个部分，应有担负主流意识形态的责任。并指出，体现时代精神的现实题材和表现党和军队光辉业绩的革命历史题材是弘扬民族精神的“主旋律”，要采用有效措施繁荣这两大题材影片的创作。“今年（1987）是建军60周年，明年是辽沈、淮海、平津战役胜利40周年，1989年是新中国成立40周年的大庆之年，中国影坛必须推出同这些节日相匹配的影片，否则，我们将负疚于党和人民，我们将无以作出交代”。1987年7月4日，经中央批准成立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并从1988年1月1日起由广电部、财政部为其提供专项资助基金。正是在这种明确的政策导向和资金支持下，1988年推出了《巍巍昆仑》和《彭大将军》两部影片，1989年又有《百色起义》、《开国大典》等作品问世。由此，在80年代末隆重揭开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及战争史诗片创作的帷幕，并为其在90年代的主导与繁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应该说，80年代在中国电影史上是一个相当缤纷多元的重要年代。在这一时期我们看到了各种思想火花的涌现、撞击与融合，看到各种创作力量的此消彼长，这一时期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增添了动力，为其后的走向世界开辟了道路，也为“主旋律”影片的创作延伸了思路，积累了经验。
二、军旅题材电影作品的突破性样态
这一时期军旅题材的电影作品主要有：《曙光》（1979）、《从奴隶到将军》（1979）、《吉鸿昌》（1979）、《啊！摇篮》（1979）、《归心似箭》（1979）、《小花》（1979）、《今夜星光灿烂》（1980）、《南昌起义》（1981）、《西安事变》（1981）、《廖仲恺》（1983）、《一个和八个》（1984）、《喋血黑谷》（1984）、《黄土地》（1984）、《高山下的花环》（1985）、《血战台儿庄》（1986）、《红高粱》（1987）、《晚钟》（1988）、《巍巍昆仑》（1988）、《彭大将军》（1988）、《百色起义》（1989）、《开国大典》（1989）。
这些作品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题材的突破
“文化大革命”时以“三突出”为原则的极左文艺路线使得作品在题材选择上有种种禁锢，“前17年”军旅题材的作品也是以胜利、高大、完美、正面等作为选取题材的标尺。80年代军旅题材影片开始在创作中表现出突破禁区的勇气，涉及了以往创作中所遮蔽的部分。比如《曙光》表现了“左”倾路线给我党我军造成的重大损失；《今夜星光灿烂》表现出战争的残酷性；《高山下的花环》将笔触伸向揭示部队矛盾、展现军人复杂人性的方面；而像《一个和八个》、《晚钟》这样的题材，力图表现战争中的人性与人道，揭示历史的复杂性。题材选取的角度是尖锐而敏感的，特别像根据郭小川同名长诗改编的《一个和八个》。作为第五代的开山之作，选择这样一部被“前17年权威话语”批判与尘封的作品来加以改编，恐怕正因其对历史反省的力量，才触发了年轻的带着反思意识的莘莘学子的创作冲动。更富有意味的是像《南昌起义》、《西安事变》、《血战台儿庄》、《百色起义》、《开国大典》这样的影片，站在客观和真实的角度——相对于“前17年”革命战争历史“述本”，多以我方立场为主要与正面的出发点，遮蔽敌方的视角——上述影片注重以近乎“纪实性”的手法，来客观观照双方的视角，通过对比让“历史”自然地凸显出来。并且这些影片多选取重大历史事件，突破了以往军旅题材影片只表现一般革命战斗场景及不出现真实领袖人物的禁锢。区别于以往军旅题材影片中领袖人物被“后景”处理或只做“配角”不同，80年代的重大历史题材影片将领袖人物发展为贯穿全戏的主角。对于历史事件的细节与当事者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影片给予充分挖掘和有分寸的把握，对敌方将领的塑造也不是脸谱化的。比如《开国大典》这部题材厚重的影片，以对称的平行交叉的叙事格局来表现决战双方。对于蒋介石的塑造在视听语言上采用隐匿“倾向性”的手法，多以冷静客观的大远景、全景来处理。影片整体叙述样态表现出较客观的立场，人物形象不被涂抹强加的色彩，观众可以通过自己的视角去分辨与判断。
2.情感的开掘
“军旅题材影片”尽量淡化与隐蔽个人的人情与人性，而竭力去烘托群体性及人物品质的共性特征和战友情、同志情。80年代的军旅题材影片（非重大历史题材）则更多将战争放置到背景，而在“前景”中工笔细绘，细腻而深刻地去表现战争中的人情与人性。像《归心似箭》以优美抒情的笔触、富于民族性的抒情写意刻画了浓郁的人情之美。电影《小花》舍弃了原著中大量的军事内容描写，而专心在“情”字上大做文章，以富于新意的时空结构及视听语言，渲染了兄妹情、姐妹情、母女情及战友情。《高山下的花环》则突出了原著在人情人性的表达，不仅赋予了伦理层面的煽情渲染，更将特殊战争背景下的战友情、夫妻情、母子情给予了进一步的拓展与挖掘，使人物的情感不仅限于个人私情，更与国家紧密相连，从而获得了更高视角的提升，并带有了悲壮色彩。而《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红高粱》这样的作品，集中凝练了原著中人性/情感元素，或者将个人的命运放置在极端的环境中以凸显品格的力量；或者以生命的象征凝聚成对民族与历史的叩问；或者奔放张扬地挥洒出生命的热力与激情——在这些影片中，“军事、军旅”更多成为一种故事的背景，最重要的不是战斗谁胜谁负、路线谁对谁错，人物命运与人性的闪光成为影片内蕴的核心与表达的重点。因而这批影片所传达的强烈的文人式/精英化的姿态与信息，也远远多于影片所承担的对主导意识形态的传播功效。而作为鲜明主导文化正统趣味的影片像《彭大将军》、《廖仲恺》这样的人物传记片及《南昌起义》、《西安事变》、《百色起义》、《开国大典》这样的重大历史题材影片，对于人物的塑造也十分注重撷取生动的、富有人情味及生活气息的细节来折射与反映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比如《开国大典》中解放军开入北平时，毛泽东与女儿关于“进城赶考”的对话；大陆失守后，蒋介石与孙子寒食的情节等等。这些细节不仅喻示了时代的兴衰交替、与主题内涵相契合，更还原了领袖人物/大人物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使观众在对历史的感情中体味到人伦亲情与命运的苍茫。
3.形式的创新
在80年代中期以前，一个突出的、有代表性的文化特质，就是知识分子更多以精英的立场和身份来创作属于精英文化的艺术作品。他们以艺术的引领者、文化的启蒙者的姿态来面对大众，并且在当时“思想解放”的前提下，彰显个性、文化创新、探索精神及艺术创作的锋芒都被展示与袒露出来。这在电影艺术上也有比较突出的表现。像《小花》在叙述与造型上是学习借鉴了外国影片的经验，并在艺术形式探索上作出了刻意的追求。当时任影片副导演的黄健中曾总结说“很久以来，我们在电影理论上的探讨只讲内容决定形式，却很少研究形式对内容的反作用”。“《小花》在内容上尽管力求沿着人物命运去写战争以求新意，但是它的故事，毕竟是个老故事，并不给人以新鲜感。如何讲述故事，绘之以声色、动之以情感，使观众产生兴趣，这是我们在形式上所探索的问题”。的确，“自莎士比亚之后，一切故事皆成滥套”。更重要的是如何讲述故事，而不是讲述什么样的故事——这在第五代及第五代以后的电影艺术创作中，越来越成为一种共识。像《一个和八个》，“导演张军钊和他的合作者们力图把它拍成第二代战争片”。让影片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题材与主题内涵，更在于它的形式创新——以一种崭新有力的视听语言来叙述故事、冲击观众的思维与观念，这恐怕就是与“第一代”战争片的最大区别。具体来说，即“前17年”经典战争影片多注重在“时间”维度上突出故事的流程发展与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一个和八个》则从影像造型表现力上，让空间维度上的景别、色彩、构图等元素来讲述故事与表达内涵。这样影片空间向度上的厚重及影片形式感的分量就超出了影片时间向度上的情节与故事，这种形式样态及叙述方式对观众的观影思维是一种挑战与扭转。《黄土地》同样以探索求新的姿态、以“怎样讲述”的震撼力，将一个传统的“兰花花”式的故事铭记成对民族、历史的深沉的爱与反思。《红高粱》更是将“革命加传奇”的“前17年”战争片的常规手法铺垫成背景，却以浓烈泼辣的笔触渲染出“民俗”的斑斓诡谲，以怪异的讲述方式烘托起一种人性的张扬。
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精英文化经过了短暂的繁盛之后，大众审美趣味渐趋分化，主导意识形态也开始加强对电影创作的引导，社会文化景观渐呈“分层设色图”。其后涌现的体现主导意识形态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更以其题材选取——重大战争历史事件；叙述视角——全景式、史诗式；人物塑造——领袖人物/大人物成为主角等方面，表现出与以往战争片样态上的不同，体现出一种形式上的创新与崭新的战争片叙述方式的开辟与铸型。
三、《小花》、《黄土地》等文学作品改编的影片及特征
80年代根据军旅文学作品改编的影片主要有：根据前涉长篇小说《桐柏英雄》改编的《小花》、根据李存葆同名中篇小说改编的《高山下的花环》、根据郭小川同名叙事长诗改编的《一个和八个》、根据柯蓝散文《深谷回声》改编的《黄土地》、根据莫言同名中篇小说改编的《红高粱》。
这些作品与“前17年”根据军旅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的最大不同，是“叙事代码”在文学和银幕里显现出较大差异，呈现出不同的品质与作用。“前17年”军旅题材影片更加倚重文学原著，在情节线索、人物性格及作品基调上充分尊重原著，影片自身“作者/导演”个人的标记并不突出。影片所体现出的时代共性的风格是文学原著的基础框架所大致廓定的，其中文学作品的“叙事代码”，比如叙述顺序、所含场景、主要人物、情节结局等，在电影的“叙事代码”中也是大体保持一致的。而80年代的这几部影片在改编原著时，更多将原来的文学作品作为一种“原始素材”，其中的“叙事代码”发生了很大的变形、错位与调整。实际上，这种更改正标示出影片在能指的“形式代码”上的探索，并由此标记了导演/作者自身的视角与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