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群》作为朱苏进80年代创作的总结，和《绝望中诞生》一“左”一“右”的摇摆，已然昭告了朱苏进旧有矛盾格局行将打破。由于矛盾对立带来的紧张叙述，由于缺乏来自本文以外的调节机制的缓解与控驭，任其愈演愈烈的结果不是自行崩毁就是自我解脱。事实正是如此。进入90年代以后，朱苏进开始缓和“紧张状态”，主动消解“矛盾结构”。他一方面放飞自己孤傲的灵魂，让它逃离现实，完全遁入冥想的蓝天；另一方面松弛自己矜持的面孔，让它温和地正视现实，在世俗人生面前露出轻松亲切的微笑。也就是说，朱苏进的小说创作开始“一分为二”地向着理想与世俗的两极分化与推进。他创作于90年代的第一部作品《金色叶片》就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作品的取材和切入角度（以警卫员和首长千金的情感纠葛来透视司令员及其子女的感情世界）在朱苏进过往作品中甚为罕见，通篇不以“力”胜而以“情”长。“杀人如麻，战功累累”的司令员在垂暮之年陷入对被自己当年所亲手扼死的东洋兵“小疙瘩”的一种惋惜、怀念甚至是歉疚的情绪纠缠之中难以自拔。战争反思的严峻主题被缠绵的温馨平和的人情味所包笼、所化解，思想的锋芒钝化了，却变得亲切随和，反而更易于被接受了。循若此一“极”继续推进的是《咱俩谁是谁》，题目中就透着几分轻松、随便甚至是油滑，而且这种调子贯彻全篇，读来毫不费劲，亦可感受到作者在写它时的那份顺畅、左右逢源和得心应手的洒脱。三位上校军官虽然仍是“高质量”的，但并不为坚执于高远理想而牺牲现实享乐，而且恰恰相反，他们在旅途上在舞场中各逞其强尽显风流，雅俗并举自得其乐。不少人读完此篇都得一结论：朱苏进入俗了。
其实这仅仅是一个方面，而且还并不是最重要的方面。在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即“理想化”的一“极”上，朱苏进与此同时连续推出了《战争自尊者》之一、二部：《四千年前的闪击》（载《小说家》1991年第5期）和《祭奠星座》（载《时代文学》1992年第2期）。不难看出，这两部作品比上述两部作品写得更认真也更费劲，但是也更不好读。这显然是与朱苏进将它们作为“通俗小说”尝试的初衷大相径庭。情节并不一定导致通俗。这两部作品虽然情节离奇，但骨子里的孤傲却使它入俗不得。可这又确实是两部面貌新奇独特的小说，也可称得上是朱苏进的创造，我们姑且把它们称作“战争幻想小说”。其中的背景、环境、情节、人物等等无一不是超现实的，而惟有超现实的“载体”才能承载朱苏进审美理想的极致——它包括审美化地看待战争艺术、战争智慧、战争景观和战争手段；审美化地塑造集人格、理想、侠义和武功于一身的军人，并将这种军人推向为战争而战争、为对手而存在的纯粹军人境界，就像《祭奠星座》中那支蓝星部队的圣歌所唱：“假如我击败了伟大敌手／胜利后不免忧愁／从此我满载荣誉却无敌手／哦，敌手，敌手。你是我的忧愁／没有你我分文不值……”在这里，一切关于战争性质之类的现实的功利的种种羁绊统统被抖落个干净，朱苏进于冥想中放纵自己的心灵追索优美的极致，因此“在写《祭奠星座》时，他就感到无限痛快。这痛快甚至拒绝与人共享”。也可以这么说，这两部小说才是朱苏进真正为自己写作的小说，是他压抑已久的关于军人与战争的梦想的一次痛快淋漓的宣泄，是他困厄已久的灵魂大胆呓语的一次真实记录。
朱苏进在《炮群》以后“两极分化”的创作轨迹已经被清晰地勾勒出来了，剩下的问题是如何评价他的这种创作嬗变？很清楚的一点是，面对这匹无羁难驭的矛盾的烈马，朱苏进不是像莫言那样贴住马背任其狂奔，更不是想方设法去加以驯服，而是逃避激烈与冲突，主动从矛盾中解脱出来，只让思想或灵魂在马背上飘然远去，而让身体退下换乘上一匹毛驴。也即是说他将矛盾的自我“一分为二”，一半去写理想，且写得更尽兴、更纯粹、更玄妙，另一半去写现实，亦写得更轻松、更自如、更圆熟，而且速度和产量都比以前有了明显提高。
然而，另一方面，矛盾的消解同时也带来了力度和深度的消解，严峻现实的迫力的消解，一种艰涩凝重的语感的消解，乃至整个过往朱苏进风格的消解。两相比较，这个代价是否太大了一些呢？当然，这种新的创作路向也为朱苏进开辟一种新的有前景的创作风貌提供了可能，但是否也传达了某种不祥之音呢？他从重体验到重玄思、从重现实到重理想的逐渐倾斜，是一种对审美风范的主动择取，还是生活感性日见稀薄以后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呢？——他于1993年初最新创作的中篇《接近无限透明》和《孤独的炮手》都是在理想这一“极”上的继续延展（前者在回忆少年生活中提供了孟中天式的“超人原型”，后者则以现代传奇的形式塑造了又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军人李天如），这让我隐隐地产生了一种担忧：朱苏进今后能否在形而上（提炼思想）和形而下（还原生活）两个向度上继续保持平衡地向前推进？
此外还有，我曾在《半部杰作的咏叹》一文中指出的他在《炮群》中集中暴露的那些局限性，比如其中最要害的一点是他笔下人物性格类型化即“朱苏进化”的问题能否有所改观？——我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认定这将有碍于他大家风范的最终形成与完善。我认为有必要在此重申，在我看来，区别一个大作家和一般作家的重要一点在于：前者是人物一旦活起来便将冲出作家为之设计的轨道，使作家不由自主地跟着人物走；后者则是牢牢控制住笔下的人物，让人物自始至终跟着作家走，甚至将人物全部笼罩在自我个性的巨大浓荫之下，成为一种类型化或作家性格化的产物。
总之，90年代对朱苏进将是一个充满了诱惑、机遇和挑战的年代。
周涛：在哪里“游牧”？
1990年，散文集《稀世之鸟》悄然问世了，先是在朋友中赞誉鹊起，两年后又获全国性散文奖，但一直没有得到散文界的公开赞扬和评论。这种非正常也不公正的反应并没有影响周涛的创作激情——1990年、1991年两年间，周涛沉浸在散文长卷《游牧长城》的炮制之中，他要以此进一步向散文界挑战并彻底征服散文界。他对此极为亢奋和自信，甚至自我陶醉自我佩服得不行——“嗨，你不知道我是怎么写这本书的，我简直不能自己——我操，这样精彩的语言是我写出来的吗……”
1992年，当《游牧长城》在《中国作家》第3期和《人民文学》第6期推出时，情形颇有点类似《稀世之鸟》——一方面是同道好友间先睹为快、相互推荐、竞相传阅与评说；另一方面是“散文界”继续沉默，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这下有点激怒周涛了，他再也不甘寂寞了，他要跳出来自己推销自己，自己给自己一个定位。他那一大通关于“散文的前景”的狂傲放言就多少带有这样一种情绪的发作——他讽刺散文界“是一座没有生命的橡皮城堡，沉默而又固执；你找不到门，也找不到沟通的渠道；你不知道那里面的人为什么要坚守他们的阵地、城池，而且看来他们永远还不打算投降”；他不无幽默和刻薄地给这个“界”归纳出“病人养病鸟”、“正宗丈夫心理”、“沉默主义”等八种病态；他在极力推崇贾平凹“一人之劳作足抵散文界全部人马十年之功绩”之后，又将自己和贾进行了一番“各有风格，难分高下”的比较……真是快人快语，奇文狂思！
如果说指望“乱世用重典”，沉疴下猛药，对一个萎靡疲软的“散文界”猛击一掌以求振作的话，倒也尚无不可。但为什么一定要他们“投降”呢？（这是不是有点想“入主中原”的味道？）而且你既然认定那是一个刀枪不入的“橡皮城堡”，那你为什么又对它耿耿于怀呢？说穿了，其实内心里仍然渴望得到那个“界”的承认，在豪语、激愤和不屑一顾状的另一端恰恰泄漏了浮躁和脆弱的心理，或者叫作强悍其外、脆弱其里吧。这就大可不必了。把文章做好比什么都管用，何必计较一“城”一时的褒贬呢？好文章总是有知音的，终究是不会埋没的，正所谓“甘苦寸心知”、“江河万古流”罢。
无论如何，《游牧长城》毕竟是周涛这个“从九岁起就被关在长城外的汉家牛犊”将近四十年后又以一个北方游牧者的身份——以“人面羊身怪”的眼光寻找血缘、精神和文化的根——通过审视长城解读心灵和历史，借以释放终生难解的矛盾情结的呕心沥血之作。历史给他的契机是80年代末他为大型电视系列片《望长城》撰稿。对那堵“东方老墙”整整两个月的追随、凝视、触摸，使他突然感到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所击中、所进入，有一点神明附体、精神受孕、灵魂出窍之感，于是开始在一种沉醉痴迷的情状中“生产”。可以说，这也是周涛人到中年，智慧成熟，笔力老到，精气沛然，创作心态健旺豪迈的鼎盛之作。它带来的大致是两类反应：第一类是初读周涛者不免拍案惊奇，连呼“气势沉雄，警句迭出”，颇有大喜过望之慨。这是因为他们不曾领教周涛手段如此了得。第二类是熟识周涛者兴奋欣悦之余，犹觉不够过瘾，甚至还有些微失望。这是因为他们一贯笃信周涛端的厉害，期望值太高的缘故。也就是说，在他们眼中，《游牧长城》并未达到周涛自诩和人们期待的高度。我即属于这一“党”。在我看来，《游牧长城》尚有两点不足。一是内容方面，周涛对长城总体把握、体验与洞察所达到的平均值并未超过他对“哈拉沙尔”（《哈拉沙尔随笔》）、昆仑山（《蠕动的屋脊》）和“吉木萨尔”（《吉木萨尔纪事》）的深厚积淀，至多是一次大面积大容量的平面推进，甚至还有少许篇什尚未达到先前水准。其实这也是很难苛求的，毕竟“游牧”才两个月，要对每一个景观和物事都做到厚积薄发谈何容易？二是形式方面，如此十余万字长篇，却不见与之相媲美的形式架构上的经营与创意，基本上只是一种关于长城的游记或随笔的连缀。虽然周涛关于“散文的意思就是自由文，自由是散文的生命”的主张大致不差，但这并不能否认艺术形式的重要性和独立价值，也不能成为自己疏懒于艺术形式创造的借口。
近年，周涛的重要作品还有断续发表的《读（古诗源）二十三记》，这也是值得我们特别予以重视的。如果说前者是在长城上读史，那么后者就是在古诗里读史。正如我在“中篇”里分析过的，自然与历史可以说是放牧周涛思想之马的两个雄深辽远的大牧场。他先前为天山南北雄奇壮美的自然风情而吟唱，后又为农业文明刀耕火种的历史厚壤所迷醉——无论是在对自然的礼赞还是对历史的慨叹中，他都注入人生的体验、感情和智慧，使之相沟通、相交溶、相撞击，从而升腾起一种思辨、一种哲理，给人以点化、启迪和醒悟，充分显示出作者的睿智和理性高度。这似乎已成了近年周涛散文创作的一般思路。（其实也不妨看做他当年诗歌创作“模式”的一个翻版，由此亦可见一个人要改变自己是多么难。）这个思路有效地发挥了周涛的种种优长，但也开始显露出它作为一种“定势”的局限：周涛总是先将自己定位在一个听到“神喻”的高度上，然后居高临下地开始他“以势压人”、“得理不让人”（周涛语）有滔滔雄辩，满足于一种自我喧嚣。他更像一个演讲者，乐于“告诉”你这样或那样，而不是亲切随和地向你“倾诉”他内心的感受和情绪；他又像一个健美表演者，热衷于在舞台上努力隆起全身的每一块疙瘩肉，然后沉溺于一种自我陶醉、自我欣赏之中，也许令体赞叹却难以亲近；他不是虽有内功却不事张扬而悠然自得的太极拳师，更不是和你傍肩散步娓娓而谈的老友（尽管他主张散文的“散”就是散步的“散”）；他也像一匹兀立荒原的“北方的狼”，但只给你展示仰天长嗥的雄姿野性，却难得一见它蜷缩洞中时的舔伤呻吟（虽然后者的形象也很动人，就像包扎伤口的战士，亦如周涛《猛禽》中所描写的泣血的鹰）；他掩饰痛苦，也善于消解痛苦，因而也丧失了部分真实和力度……
周涛什么时候能像敞开他的思想、智慧和才华一样也敞开他的内心，坦率而自然地流露他内心最隐秘的情感，尤其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那一部分真实情感呢？（这在周涛笔下实不多见，但偶有流露如诗作《遥远》中描述的“我恰被一粒遥远的思念”所击中的那一刻，确实美丽温馨而忧伤动人）如果能这样的话，不仅会丰富他的情感层次，调适他阳刚硬猛的风格，稀释他过强过直的哲理与思辨，而且还能进一步拓宽他散文表现的疆域。我的问题或许是：周涛思想的神骏在游牧“天山”（自然）和“长城”（历史）的同时或以后，能不能再游牧到心的草原上去呢？
结语：告别“三剑客”
我的所谓告别“三剑客”，包含如下三层意思或三点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