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我们兴味的是，农民军人身上的一切优长劣短对于阎连科来说都如同己出，否则，他便不能写得这样地道准确，这样精微传神，这样匪夷所思；他也不能如此深切地了解、理解他们，尊重、宽容他们，乃至爱他们和恨他们。当然，这种“恨”是那种“恨铁不成钢”的恨。恨的背后还是一个爱，爱之愈切，恨之愈深。他恨农民军人们身上暴露出来的人性的一般弱点，但他更恨他们总是以农民的心计、手段、方略和思维而企图去战胜对手（通常也是农民），结果常常是两败俱伤或自伤，最终被“农民”所击倒。农民即便成了军人或军官也总是不能战胜自身的结局，无疑地使阎连科很气恼、很困惑、也很痛苦。往往在这个时候，他才会情不自禁也极不情愿地想起“乡土”，不得不“中土还乡”，或去“寻找土地”。但这种“还乡”或“寻找”并不是一般乡土文学意义上的去返回一个精神的“憩园”，去寻找一首乡村的牧歌来慰藉受伤的心灵。而是在那深厚的土壤中有千年淤积下来的农民“无意识”或“集体意识”，有一种“温良恭俭让”的乡风民情和礼仪风范，他要去寻求一种传统的道德评价尺度，用以来匡正或批判农民军人们为了逃离土地而不择手段地采用的种种行径。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批判的力量常常连阎连科自己也难以置信——《中士还乡》中的田旗旗恪守乡村道德放弃立功提干“无功而返”（乡）之后，不是连亲人们都鄙视他吗？《寻找土地》中那个同样无缘建功立业的灵魂回到故乡之后不是连区区骨灰的立锥之地都难以找到吗？道德批判并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他们的肉体或精神还乡之后的境遇只会比在部队上或参军前更为窘迫更为尴尬。当兵又“爬”不上去（或不屑不忍“踩着什么”往上爬），“还乡”就更是前途暗淡，那么怎么办呢？阎连科深感迷惘。于是，在他最近的新作《和平战》中，警卫连长郁其林在确诊为癌症的生命晚期，生活的热情全部冷却之后却按理想的道德将一个军人、一个情人、一个丈夫的行为做到完美的极致。尔后，再申请休假回到故乡山村，准备在那里平静地等待生命之火的熄灭，叶落而归根。这是一曲农民军人人生奋斗的挽歌，也是一曲乡村文明与传统道德的挽歌。阎连科为郁其林选择了死亡也就是选择了解脱，郁其林魂归故土才得到了彻底的安宁，他既不想再为“逃离土地”而挣扎，也不想再回到土地上来挣扎，那就只好升入天国吧，让生命和精神都从土地和苦难中永远地超度出来。（与此同时发表在今年第4期《收获》上的非农民军人题材中篇《天宫图》写人生阴阳二界的对比，而极写阴间之平和与安逸，是否也隐隐传达了阎连科此间的某一种悲观情绪和一种深刻蚀骨的无奈呢？）
八
阎连科的“无奈”实际上反映了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症结，即幅员辽阔的广大农民和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如何完成他们的现代转型。尽管诗海开放地区和少数都市正在谋求与国际接轨，但更广大的僻远闭塞的农民和土地才是真正滞后或决定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阎连科的农民军人系列小说从一个侧面为我们开设了一个小小的窗口，让我们通过对当今中国农民军人生存环境、生命意识和生存状况的写真，观测到了当代农民走向明天的复杂而痛苦的转化与蜕变过程。至于作家个人认识的局限，也是当前整个社会认识的局限，理论的总结总是有待于实践的发展，何况目前是“摸着石头过河”，谁也别指望谁能开出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和可资指南的百科全书。
但是，如果从一个文化批判者或哲学家或大作家的高度来要求阎连科，我们又会企望更多，并且很快发现，他的长处在这里变成了短处——即过于农民化，过于“将心比心”，过于“粘滞于土地”而不能飞腾起来。这“不能飞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思想的不能飞腾，由于与农民贴得太近，缺乏距离感，缺乏一种非农民文化与思维的比较和参照，因此只能“平视”农民，虽然有了真情、真实与真切，但还不能超越农民，获得一种富于当代色彩的主体意识与历史高度，像鲁迅一样放出一种犀利、透彻、入木三分的批判眼光，击中要害，警醒国民，从而成就大家之风范。二是审美的不能飞腾，由于在“泥潭”中陷得太深难以自拔，被一种过于深重的苦难意识所缠夹，从而自悲自怜，甚至失去了反抗、挣扎和“逃离”的勇气，放弃了对生活的执著、爱心和憧憬（就如前文分析到的《和平战》、《天官图》中所泄漏的那种情绪），因此也就难以用审美的眼光看待人生，在苦难中寻觅诗意，像沈从文先生那样以博大的爱心将一个莽荡多灾的湘西点化成一个绚烂奇谲的诗画世界，达到钱钟书所谓“写忧而造艺”的化境。极而言之，思想和艺术的“比翼双飞”，应该是阎连科下一步小说创作所努力的目标，无论是他写农民，写农民军人，或写别的什么人，都是一样。
前面，我曾以阎连科和农民或农民军人的“浑然一体”作为论点，并简单论述了由此所带来的他的特色、优势或与众不同；现在，我又从相反的方向指出了他由此所形成的局限所在。这种论述是矛盾的，然而又是毫不奇怪的，“特长即特短”，从来如此。最后我要特别提醒他的是，警惕优势的蒙蔽或者说力戒优势的负效应，从现在起，就要和他的书写对象——譬如说农民军人罢——拉开距离，拉开一段审视的和审美的距离，从一种农民化的单一、单向的角度和思维，变成多元多向多层的角度和思维，对农民军人进行全新全方位的观照与重塑。舍此，阎连科将难以脱出现有窠臼而步入更加雄沉阔大的艺术新境界。
给阎连科全方位“定位”之余，我忽然想起三年前我对“阎连科将会怎样”的回答——“大器晚成，其时虽晚，其器却大者也！”如今其时未晚，连科的气象却颇大矣。作为今日中国军旅小说界的一员大将，阎连科任重道远。
7.艰难行进中的“农家军歌”——陈怀国的小说成长暨意义
当我欣悦地注视着陈怀国从“北纬41°线”稳健地来到了“无岸的海”时，我首先想起的是一件往事——
差不多就在一年前吧，军艺第三届文学系开学约两个月后的某日上午，一个肤色黧黑方头阔面的中等个学员悄悄地把一摞稿纸送到了我的桌子上。这位第一次来单独露面因而让我感到陌生的学员唤起了我的直觉。对这种不吭不哈不动声色的主儿你可要注意，正所谓“不叫的狗才真咬人”。
我顺手翻开第一页稿纸——
一方天地里祖上传下的说法，我们家乡一带，把入冬后的第一场雪叫毛雪，毛雪是引子，下欢了，铺够了，才是正经的大雪。
不多不少，刚刚读到这儿，我的心格登一下：正经的“大雪”莫是要来了？我翻回封面看署名——陈怀国。
这部稿子就是后来发表于1990年3月号《人民文学》上的中篇小说《毛雪》。
陈怀国由此率先“出线”，成了第三届文学系年轻作者中的“带头羊”。
现在，《解放军文艺》又隆重推出他的中篇新作《无岸的海》，并藉此把他介绍给全军乃至更广大的读者，我的欣慰之情自不待言。我自然会想到，当初，他从“北纬4线”、从“毛雪”起步时，陈怀国的名字还全然不为人知，这不过才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他就在他的小说创作道路上留下了几个虽然不多但显然都比较坚实因而已逐渐引起广泛注意的足印。它们分别是短篇小说《在北纬41线》（《解放军文艺》1989年11月号；《小说月报》1990年1期）、《荒原》（《青年文学》1990年5月号；《小说月报》1990年6期）、《蓝色黄羊》（《种剑》1990年4期）、中篇小说《毛雪》（《小说月报》1990年7期）、《农家军歌》（《昆仑》1990年4期；《小说月报》1990年11期）和《无岸的海》（其中，《荒原》和《毛雪》还即将由《中国文学》向域外译介）。
今天陈怀国的意义当然远不拘囿于第三届文学系了，他和一批正在或已经崭露头角的部队文学新人（仅就我所读到的小说方面而言，就有阎连科、李森样、陆颖墨、石钟山、张惠生、陶纯、阿浒、赵琪、徐贵祥、薛晓康、胡玉萍、王秋燕等等）一道，构成了军旅文学的“新生代”。他们的出现和迅速成长，无疑是对军旅文学创作队伍的适时补充，为打破与改变当前军旅文学的沉闷格局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关于这些，我已在《军旅文学的新风景》（见《解放军文艺》1990年11月号）一文中作过概略的阐述。我在这里还想重申并强调指出的一点是，他们这代人的年龄层次的意义。
我重视年龄层次意义的前提是部队兵员的变动性、时期性和阶段性，即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茬兵与一茬兵不同，一个时期的兵自有一个时期的特点。进一步说，文革时期与新时期的兵员状况就差别甚大（譬如文革时期兵员尤其是农村兵员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多在小学层次乃至以下，而新时期兵员的文化水准一般都在初中以上；又譬如文革时期兵员中多有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子女，而新时期兵员中这部分人已急剧减少。等等）。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说，军旅生活要求它的每一个时期都有它的新的代言人（作家）。这一点与那些描写对象相对恒定的地方题材如乡土文学、市井文学等等甚为殊异。返观一部当代军事文学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哪个时期的军队作家愈多，哪个时期军旅生活的文学化程度就愈广泛愈深刻。正是新时期青年军旅作家群体的崛起，才使文革以来直至八十年代初这一历史阶段的部队生活和军人形象得到了空前的全方位的抒写、描绘与塑造。例如李存葆、朱苏进、刘兆林、刘亚洲、乔良、简嘉、唐栋等等等等的创作。他们大都入伍于文革时期，写那段生活自是优势，亦是局限，即便还在发表新作，也难跳出那个历史阶段，无论是朱苏进的中篇《绝望中诞生》，还是刘兆林的长篇《绿色的青春期》，概莫能外。
问题是今天，他们都已步入中年（多在四十岁左右或以上），二十多年的军龄就使他们与今天的兵拉开了起码二十岁的年龄的距离。他们的官阶都在中校团职以上（还不说都在专业创作队伍中呆了起码十年），这又使他们离部队的基层事实上已十分遥远。尽管他们可以下部队当兵代职体验生活，但终究难免要隔着一层。这当然不是说他们无法继续写作了，恰恰相反，军旅文学的舞台上还得靠他们当主角，唱大戏。我想说的意思是，他们今后谁要写出了大作品，也多半仍然是写了他最熟悉的有过切身体验的那段生活经历（或曰生命过程。就像是莫言的《红高粱》那样的历史复活，也仍然是他的童少年生活的历史幻化，何况这种历史题材具有相对恒定性的人生背景与文化背景，与急剧变动的当代军旅现实生活差不多是两码事了）。
“新生代”们与以上诸君的主要不同点就是年轻。他们大多入伍于八十年代，年龄多在二十五岁左右至三十岁之间，他们绝大部分至今仍然活跃在基层，当着连长、排长、干事、参谋，有的干脆还是士兵。换句话说，他们正行进在八十年代的士兵行列里。对于八十年代的兵们的理想、追求、痛苦、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情趣、喜怒爱恶、发牢骚、恶作剧乃至青春的骚动等等，他们都无须去采访，去“体验”，一切都如同己出，他们就是“他们”自己（可以参考陆颖墨的《寻找我的海魂衫》短篇系列，石钟山的“兵味”“兵趣”短篇系列，和胡玉萍的中篇《丫头，想当兵吗？》）。他们年轻，当然也就同时意味着人生阅历的短浅、思想认识的近视和艺术水平的稚嫩，但这些都无法妨碍他们成为这一代军人的“代言人”，这是他们的“专利”，谁也替代不了。真正写好这一代军人也许不是当下的事，也许是在九十年代乃至二十一世纪，那都只是个时间问题，选择的权利仍在他们。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放军文艺》1991年如此集中地推出新人，无疑是一个保证军旅创作代有才人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文学战略行动，它势必对今后的军旅文学发展产生长久的影响。
再回过头来接着说陈怀国。
或许陈怀国恰恰是“新生代”里最不利于支撑我的“年龄层次意义”的一个了（如果仅仅局限于反映八十年代兵们的特点的理解的话）。但这也许又可能正是他的比较成熟与深刻之处，换个说法，也可能是他对我的观点的一种超越。是不是这个样子，可以不忙结论。请大家耐着性子看我将在下面专门围绕陈怀国“这一个”展开的具体辨析。
非常简单明了的一个事实是，摊开在我面前的陈怀国的这六部作品，已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链，即农家子弟们从土地走向军营到离开军营最终又回到土地的有序的全过程。借用他的一个小说标题来表达的话，那就是一首有头有尾的“农家军歌”。《无岸的海》作为其中的一环，我想把它放置于这个有机链条当中，和其它作品等量齐观并审察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不仅有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这支“军歌”并进一步把握住陈怀国，而且同样有利于我们对《无岸的海》本身的理解与认识。因此，我不打算把《无岸的海》单挑出来额外多加考量。我首先想到的仅仅是，为了整体把握与分段论述的方便，必须把这根“有机链条”裁为三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