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的结束和中国大陆边境剿匪的胜利，使新生的共和国最终挣脱了战争的阴影而走进了和平的阳光之中。人们在欢呼胜利之余，在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共和国的建设之余，也常常不免沉浸于遇思：人民共和国这个巨大的奇迹何以诞生？她穿越了怎样的血雨腥风和万水千山？人民军队又是怎样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摧枯拉朽所向披靡的？在这中间都发生了哪些惊天动地的故事和人物？人们渴望详细地了解这一切。仅仅读那些精短的诗歌、散文，通讯和报告文学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和强烈愿望了，他们急切地希望看到能够更高、更深、更广、更生动、更传神地状绘历史风云，反映战争生活，塑造英雄人物的文学作品。五十年代中期的大陆中国已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军旅小说的阅读期待与市场。另一方面，一个庞大的军旅小说家群也正在悄然形成并逐渐地成熟。他们大致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一批有相当文学修养和创作经验的资深军旅作家，如刘白羽、魏巍等；二是一批担任过部队文化宣传或战斗团队领导职务的领导干部，如吴强，曲波等；三是一批建国前后参军入伍的青年小知识分子，如徐怀中、王愿坚等。他们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首先都是战士，然后才是记者、宣传干事、宣传队员、文化干事、文化教员，或者部长、政委，他们和人民军队一道成长，是战争的亲历者，是共和国的创造者，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实践者。此前他们中间还少有人写过小说，甚至缺乏文学和文化的准备，更不存当作家之念想。但是，刚刚逝去的炮火硝烟日夜在跟前闪现，无数战友的呐喊常常在耳畔喧腾，他们要倾诉——倾诉对历史巨变的沉思，倾诉对人民战争伟大胜利的感动，倾诉对前赴后继的革命先烈的怀念，倾诉对某一个冬夜行军途中的那一串火把的刻骨铭心的记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拿起了笔，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小说。五十年代中后期相继发起的大规模的纪念建军三十周年、建国十周年的征文活动和大型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的广泛征稿，更给这些倾诉者们加油添柴，推波助澜，并且提供了更加开阔深入的原始素材和更加优良的写作环境。至此，广大人民的“倾听”热望和一支潜在的军旅作家的“倾诉”热情，完全形成了一种呼应，一种“同构”，为当代军旅小说大潮的汗漫而出做好了充分的“蓄势”。
一九五四年，杜鹏程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的出版，立刻震动了全国文坛，被称之为是“英雄史诗的一部初稿”（冯雪峰语）。它以高昂的激情、凝重的笔触和磅礴的气势展开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壮丽画卷，把当代战争小说的水平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它是新中国军旅小说发展历程中的一块里程碑，它甚至代表了当时长篇小说的最高成就。以它的出现为标志，宣告了军旅小说开始成为了当代军旅文学乃至整个当代文学的“主流”。汇人这一“主流”的重头战争长篇小说先后有孙犁的《风云初记》、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高云览的《小城春秋》等，以及中短篇小说《平原烈火》（徐光耀）、《五彩路》（胡奇）、《小英雄雨来》（管桦）、《黎明的河边》（峻青）、《党费》（王愿坚）等等。它们汹涌奔腾浩然作势，掀起了新中国军旅文学的第一个浪潮。稍后，时至五六十年代之交，围绕着“向建国十周年献礼”，又有一批优秀的战争小说蜂拥而至，其中长篇小说冯德英的《苦菜花》、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刘流的《烈火金刚》、冯志的《敌后武工队》、雪克的《战火中的青春》、李晓明、韩安庆的《破晓记》、柳杞的《长城烟尘》、丁秋生的《源泉》、陆柱国的《踏平东海万顷浪》、柯岗的《逐鹿中原》等，以及中短篇小说《辛俊地》（管桦）、《小兵张嘎》（徐光耀）、《七根火柴》《粮食的故事》（王愿坚）、《百合花》（茹志鹃）、《长长的流水》（刘真）等等，它们共同掀起了新中国军旅文学的第二次浪潮。而战争题材长篇小说则是这两次浪潮中的波峰浪尖。
当然，所谓“两次浪潮”主要是从量的角度而言，究其实，它们不过是两个渡次的平面展开，而并非质的纵深推进。做出这种判断，倒不仅仅因为后来的作品从成就到影响都还未超出前此的《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等，而更多的是关涉它们价值取向的同一性和强烈、鲜明而单一的时代特色以及由此带来的时代局限。它们成为一时的主流文学，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于和当时激烈的社会情绪与高蹈的意识形态的严密契合。它们的基本主题是讴歌武装革命斗争的胜利，普遍旋律是乐观的英雄主义加浪漫的理想主义。在风格基调上多受益于苏联卫国战争文学的高亢与激昂，在情节结构方面则偏向于中国古典战争长篇小说的传奇与故事。相比较而言，对“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小说艺术营养的汲取与消化倒并不充分。在语言锤炼、意境营造，艺术感觉的开放和人物心理的掘进等诸多方面显得共性大而个性小，不少作品还不免粗糙和稚嫩。它们之所以风靡当时，首先是满足了人们急于了解革命历程的热情渴望；其次是表达了人们走出苦难之后对革命战争的感激心情，再次是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适应了人们最一般的审美需求；最后，是相当一部分代表作被改编成电影等艺术样式搬上了银幕和舞台，极大限度地扩张了它们的传播速度和覆盖领域。毫无疑问，它们是当代中国军旅小说的拓荒之作和奠基之作，它们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前十七年”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面貌，而且远远逸出文学的范围，持久有力地导引了几代中国青年的思想、情感、信仰乃至行为规范。在新中国的精神历程上，打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然而，换一角度看，以一种更加文学的眼光、更加开放的世界性眼光——譬如反思战争、正视悲剧、开掘人性、铸造民族精神、解剖战争后遗症等尺度多方位多层面地审视这批作品时，就无可讳言地要承认它们的封闭性、狭隘性和单一性。这大概也就是所谓的时代局限罢。
在上述战争小说的“主流”之外，还有一条婉蜒行进在“前十七年”中的军旅小说“支流”，那就是反映建国后和平环境中的军旅生活、军人情感以及军民关系的小说系列。它们的出现，拓宽了军旅小说的题材领域，丰富了军旅小说的表现内容，给军旅小说带来了新的特质和新的美学情趣。较早取得成就的是一批在战争后期入伍、几乎和新中国同时起步走上创作道路的青年作家，题材面相对集中在西藏、云南等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五十年代中期前后的代表作品有徐怀中的长篇《我们播种爱情》、中篇《地上的长虹》、刘克的短篇《央金》《古堡上的烽烟》，彭荆风的短篇《拉祜小民兵》，以及林予反映东北军垦生活的长篇《飞雁塞北》等。在一九六三年的全军性大征文活动中，又出现了任斌武的《开顶风船的角色》，林雨的《五十大关》等正面描写部队训练生活的优秀短篇。“文化大革命”前夕出版的黎汝清的中篇《海岛女民兵》和金敬迈的长篇《欧阳海之歌》，则为“前十七年”的军旅小说画上了有力的句号。显而易见的是，这批作者无论是数量还是影响都远不足以和同时期的战争小说相抗衡。
造成和平时期现实军旅题材小说创作薄弱的原因也许很多，但最主要的是两条。
第一是创作队伍的变化。由于军旅生活和军旅成员急速而巨大的流动性——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同时也就决定了它的文学反映必须在不同的时代推出不同的代言人（作家），以保证作家对生活的亲历和体验，否则，势必出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迫与尴尬。建国以后，一批相对成熟的军旅作家陆续转业到地方工作或者升到更高级的领导岗位，对现实军旅生活的逐渐疏离与隔膜迫使他们只能面对过去（战争），而无法关注“当下”。与此同时，更年轻的军旅作家还处在生长之中，作家队伍的这一“断层”，直接导致了现实军旅小说创作的贫弱。其实，再进一步推广开来看，“前十七年”的军旅小说在题材上已然呈现出明显的“橄榄状”。以建军四十年（1927—1966）的历程来划分，反映前十年即红军题材的小说甚为稀少，反映建国后十七年的军旅小说也渐次萎缩，最大量的是集中反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作品。这种现实和当时活跃的军旅小说家群构成的“橄榄状”恰成一种对应关系：红军出身的小说家几乎没有，建国后参军的小说家尚待成熟，真正的主力绝大部分是“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战争期间入伍者。以此观之，是否也说明了“生活乃创作的唯一源泉”？
第二是创作路线的强化。这里所说的“创作路线”大体指的是毛泽东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思想路线。这一路线在建国以后由于政治一体化的推行与强周，也变成了普泛的基本原则与指导思想。文学的革命功利性和政治功能性不断地被加以规约和强化，从“两为”的文艺方针到“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乃至“写什么”（题材、主题）和“怎么写”（形式、风格）等等，都有了不可更易的明确限制与强行规定。而军队作为高度政治化的武装集团，在这些方面执行得更为坚决和纯粹，不允许有丝毫越轨的倾向、情绪和笔调。五十年代初期到中期先后出现的略有探索的《洼地上的“战役”》（路翎）、《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碧野）、《战斗到明天》（白刃）、《亲人》《妈妈》（王愿坚）、《英雄的乐章》（刘真）、《雪天》（张麟）、《三月雪》（肖平）等战争小说都一一被扣上了“战争残酷论”“资产阶级人性论”“丑化人民军队”等多种帽子而遭到过不同程度的批判与否定。有的作家还因此罹难而被迫搁笔。这也是造成战争小说“第二次浪潮”无从深化与发展的重要原因，相形之下，现实军旅题材就更为敏感和棘手，一方面是缺乏经验与参照，一方面是诸多矛盾难以回避。
一九五七年前后，在“双百”方针的倡导下，在“干预生活”口号的鼓动下，触及部队现实矛盾的《不好领导的人》（路野）、《无风浪》（朱新楣）等相继发表，但立刻就遭到了粗暴的无情棒喝，现实题材军旅小说创作在现实主义道路上刚刚起步就踉踉跄跄，致使不少作家或者不越雷池，或者绕道而行。进入六十年代，战争题材也开始衰微，现实题材受到鼓励，只是现实主义的因素不断稀释，而浪漫主义的成分逐渐膨胀，掩盖矛盾、粉饰生活成为一时的审美原则。“好人好事文学”普遍增多，即使写矛盾也是先进与更先进的矛盾。这方面的经典之作《欧阳海之歌》在塑造人物方面已然出现了某些“高、大、全”的苗头，虽然名震一时，其艺术性和生命力却因此而大受损害。截至一九六六年二月，林彪委托扛青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出笼，便基本宣布了“前十七年”军旅文学的寿终正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