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花凋》里那个生了重病的川嫦,垂死之时,让家里的佣人背她下楼,给她雇了一部黄包车她身边带着50块钱,打算买一瓶安眠药,再到旅馆里开个房间住一宿。但是一多时没出来过,她没想到生活程度涨到这样。她茫然坐着黄包车兜了个圈子,在西菜馆吃了一顿饭,在电影院里坐了两个钟头。她要重新看看上海。最近在重看张爱玲,突然觉得这次多少有那么点不同。比如说,以前我没怎么注意到这个细节,一个叫川嫦的病女人,坐在黄包车上,日光明朗朗地照着,街景缓缓驶过。她知道自己终将是一死但多少还有些心存不甘。要不,她不会在被人睁大眼睛说这女人瘦来!怕来!之后,回到家里,伏在她母亲背上放声痛哭:娘!娘,我怎么变得这么难看?她问了又问,她母亲也哭了。有时候,我觉得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这个坐在黄包车上看街景的女人,倒有些像张爱玲。那种入心入肺的荒凉,那种沉到底部的冷酷——年轻时的她就是冷酷的。就连胡兰成也这样说。她也许会和她笔下的女主角做朋友,但她不会同情她们。她可能一眼就把薛宝钗看穿了,不会像聪明的林妹妹,上薛宝钗假冒伪善的当。从始至终,她都是个强者。晚年时住在她公寓附近的学生说,偶尔也会遇见她。她的头发全白了,显得那样孤单苍老,需要人照顾。但他们问她话,她甚至并没有回答的意思,后来也就不管她。她的文字里,不管多么华丽,多么蛊惑,都有一种最为基本的语调一她就是那个坐在黄包车上的川嫦,生了病,知道是无望了,原先预期的还有10年的美,10年的风头,20年的荣华富贵,完了吗?有时候,她会这样问自己是的,完了。
张爱玲从不怜惜自己的笔下的人物。她看世界的姿态是一以贯之的,她懂得世界本来如此,或者说必定如此。她不抱什么幻想,也不让自己笔下的人物抱什么幻想。坏人如此,好人同样如此。但是并不就这样完了,她要让他们再出去,坐上黄包车,日光烁烁,风在耳边细细地刮过,街景,抱着小孩的中年胖女人,一条肥白的母狗小说里的叙述语调是隐秘的。它是一个作家通往世界的隐秘道路。而每一部伟大的作品里面都存在着一个独特的语调。在于张爱玲,几乎她的每一篇小说,都是一个老年、中年,或者少年的川嫦,或男,或女,行将垂死,但是,还有一点是没完的。她(他)要坐上黄包车,重新看一看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这是荒凉的。这是比荒凉还要荒凉的荒凉。有人说,人到中年才能真正懂得张爱玲。这或许是对的。其实讲的还是荒凉。这人有一首诗:曲折的流年,深深的庭院,空房里晒着太阳,巳经成为古代的太阳了。我要一直跑进去,大喊: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呀!她一直在喊,但是,没人应她。《花凋》的结尾里,川嫦坐了黄包车回家后,有一天,她母亲为她置了两双绣花鞋,一双皮鞋。当然,现在穿着嫌大,补养补养,胖起来的时候,就合脚了川嫦把一只脚踏到皮鞋里试了一试,道: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但张爱玲还是让她死了。她死在三星期后。
2004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