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以后随了母亲离开上海,来到我们现在居住的城市。后来每次重回上海,我多数就住在大姨妈家。我的头脑里常常会出现这样的形象,那就是大姨妈家门前的几级石阶。那是一座老式的公寓房子,很容易令人回忆起旧上海的那种。无论是出租车还是双层大巴,都能够直接停靠在它的门前。所以,我一下车,稍走几步,就进人了公寓的大院。而在大院与街市之间,有个高出地面的平台,奇怪的是,那走上平台的几级石阶总是如此清晰地出现在我的面前,仿佛,我的每次上海之行都以触摸它作为真正的开始。我对它熟视无睹,既厌倦又确实存在无法摆脱的依赖。一切都具有某种程式。无论是作为最为熟悉或者最为陌生的过程,程式是一个人无法逃避的命运。终于,有一天,我自己解释了形象出现的原因,那高出地面的平台让我想起了岛屿。我总是乘了车,车子就停靠在公寓的对面,我站在斑马线上,等车流走过,就穿越马路,然后走上那些平没有办法,我发现自己对于某种故事的陈述,常常必须在某种时刻远离那故事的情节,情节在我的头脑里是枯燥无味的,即使有人告诉我,一个人死了,或是一个人爱上了人们中的另一个。其实情节往往无关紧要。我感兴趣的倒是其中的一些气息。比如说那个平台,现在我又清晰准确地看到了它。我已经说过,它让我想起了岛屿。自从我与母亲离开上海后,我就与这个城市失去了任何的关联。它不过只是我的出生地。出生地这个概念是单薄的,其实我将永远作为一个异乡人,走人这个城市,然后寻找某个栖息之地,再小心翼翼地步人这城市的边缘。好了,现在我将用一种直接却仍旧虚幻的语言,来陈述萦绕在我头脑里的这个形象:那平台,那由平台代表着的大姨妈家,成了城中之岛;而城市的本身,则演变为海。我的外公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离开故乡,投奔了这个城市。
那次投奔不同于现在流行的移民,在于外公,投奔完全取决于他的喜恶,几乎类似于某种兴之所至。但投奔的结果却无可更改,家族的繁衍生息改变了地域,而外公则一辈子再没有离开过这个城市,直到他死。我猜想,外公其实也并没有真正进人到这城市的核心中去,他一辈子只是一只候鸟。或者说,他永远只存在一种岛屿的性格,漂泊无定。我在突然想陈述外公的故事时,曾经询问过两个人。一个是母亲,另一个就是大姨妈,外公的长女。我希望她们能够给我提供某些情节,那些情节来源于她们的记忆,遥远而绵长,它们将符合我一贯的叙事风格,并且补充和丰满这故事的本身。但我终于发现这种希望很难实现。大姨妈坐在公寓的大沙发上,外公?她似乎对于我的提问大吃一惊,似乎我说的不是她亲生的父亲,而是整个世界的局外人。外公?她再次瞪大了眼睛,看着我,眼神迷惑不解,充满了疑虑。你要写外公?她再次提问。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忘记了整个事件的全过程,只是她的回避避免受到伤害的途径与厌恶感真正吸引了我。我发现人们在对于往事的回忆之中,充满了某种不确定性。比如说,我向大姨妈提出要到以前的老房子,外公外婆曾经住过,后来大姨妈一家又住过很久的老房子去看看。大姨妈那时正在穿外套,我们准备出门去淮海路或是南京路。我提出去老房子的要求后,大姨妈又愣了一下,她想了想,犹豫不决的,说,有什么好看的,就是一座普通公房,有什么好看的。她说这话的时候,我从包里拿出一支唇膏。你涂一点,我对大姨妈说,脸色会很好看的。大姨妈就对着镜子涂了起来。这微妙精细的生活情节显然让她一下子快活起来。她再没提老房子的事情,而在我的记忆里,那老房子却是那样的生动。四周是铜色的围杆,还有树,出奇的绿。那时马路上没有什么人,大家也没什么钱,生活像树一样的清洁。我与父母来到上海,总是远远地看见大表哥从围栏那儿走出来。大表哥很漂亮,长着一头卷发。记忆终于有些模糊了。哪些是真正发生过的,又有哪些仅仅是想像。在往事里,它们共同呈现斑斓的色彩,伴随着洇湿扩展的边缘,凸现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