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是在一个风雨之夜来到我们家的。父亲和母亲都到车站去接她了。那时候我还很小，一个人留在家里。我们住的是一栋老式公房，楼下有个大院，足足有半个足球场那样大，大院里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隐私可言，顶楼到底楼的每一家，男女主人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工作，晚饭吃了几个荤菜，是大荤还是小荤，咸鸭蛋一分为几，全都无所不知。甚至有一次，两楼的一对夫妻吵架，胖女人把那个窝囊丈夫的内衣裤全都扔出了门外，然后叉着腰，站在楼道的交接处破口大骂。一楼二楼各委派了一个调解人员去做工作，谁知人员刚选定，小夫妻两个已经勾肩搭背下楼去了大家看得目瞪口呆。
但冬天的晚上，院子里仍然还是寂寞的。特别是雨雪天。因为天冷，七八点钟大家就上床睡觉了。那种房子是没有阳台的，南面的窗台上放满了大盆小盆的花木，雨点经过屋檐滴落在叶片上现在我好像又看到了那个窗台。我站在玻璃窗的后面。窗帘在上亇总是被拉开，阳光长驱直人。我们家有一只用了很长时间的藤椅，椅背那儿被我抽掉了几根藤条，可以同时伸进去几只手指。藤椅上放了只垫子，外婆就坐在那里听收音机，除了听收音机和买菜烧饭，她无事可做。寒假的时候，只有我和外婆在家里，满屋子都是圆形和菱形的太阳光。
我们只有两间屋子，小间是吃饭的，里间就睡觉，休息，我做功课，父亲母亲看报写字，养花和金鱼。全家人的活动空间都在那里，放了少得可怜的几件家具，容身之处就更为窘迫。还有，房间里是没有卫生设备的，在里间的一个角落里，隔着只小箱子，放了一只红漆马桶。我在读小学一年级以前，都是与父母睡一张床。后来外婆来了，为了让她舒服一点，那张大床就让给了她。外婆晚年的时候变得很胖，她一睡上去，那张床就占去了很多，而且她旁边要是再躺了个人，她就会整个晚上都睡不着。所以我们全家就撤退到阁楼上去了。因为是顶楼，就有一个小隔层，人在上面，不能完全站直身子，但空间还不算太小。上阁楼的木梯子一直就搁在外屋的墙上，我们每天就像建筑工人一样地在上面爬上爬下，除了有种悬空的恐惧，我的心里充满了快乐。
我长大以后，开始有了一种奇怪的习惯，我总是喜欢把房里的窗帘拉上。并不是我不爱阳光，不是这个道理。我非常向往那种阳光下的白色大理石熠熠生光的景象。但在我的家里，我的屋子里，我要把窗帘拉上，并且是那种落地的窗帘，质地厚密，有悬垂感，深色。这样好像就没有了窗，没有了窗外面的阳台，没有了楼底下的树，人群，车马，还有无尽的喧哗。因为厚密的窗帘，这一切完全退至到背景之中，它们无法再侵犯我，使我拥有了一种安全感。而那时候，住在仅有的两间屋子里的外婆经常郁郁不乐。渐渐开始莫名地发脾气。
我们在星期天的时候陪她到园林里去，园林里人很少，父亲给外婆拍黑白照片。但这样的日子终究不是经常性的，更多的时间，外婆把窗帘全都拉开，坐在藤椅上发呆。她可以就这样坐卜很长时间，一句话也没有。我在她眼皮底下走来走去，她也像是丝毫不见。谁都能看出她过得不快活，虽然父亲母亲已经尽了他们的全力，但毕竟收入微薄，有时窘迫得要给外婆添只热水袋都无法做到。我们都用那种玻璃做的盐水瓶，外面包了厚的布罩子，用来温脚，温身子。但是它要么热得烫脚，要么有时半夜里醒来，脚边像是捅到了一块冰。外婆终于还是走了。母亲大为伤感。我们从阁楼又回到了那张大床上，外婆用过的被子和床单，似乎还留有她身上的气息。那天晚饭的时候，我们默默无语，开始认识到自己的无能和现实的残酷。她终于还是不快活，还是走了。
我们心想。外婆刚来时是多么充满了希望啊。那么，终究又是谁令她闷闷不乐，怏然归去的呢？是那只烫脚的盐水瓶吗，棕棚床的中间已经因为年久而下陷了吗，还是因为没有人陪她说话，孤寂难耐？但是这房子里确实一无所有，没有外婆喜欢的那种小院子，没有雕花的栏杆，甚至连那种暖融融，沁心舒畅的空气也没有。这房子就像一个牢笼。只有像我那样小的孩子，才能无忧无虑地从阁楼爬到大床上，翻一个滚，看着坐在藤椅上发呆的外婆。阳光直射，我目晕头眩，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外婆像个影子，走得无影无踪。我们在几天之内都没能适应外婆不在的生活，母亲变得更为沉默了。不知道是外婆的不快乐影响了她，还是她的忧伤影响了外婆，或者她们本来都忧心忡忡，又说不上事情到底在哪里出了点差错，既尴尬无奈，又苦涩难懂。
外婆走的前一天，我们一起到饭店去吃了一顿。是个老牌店，在市中心。那时的饭店里地上全是油溃，滑腻腻的，服务员穿着白色大褂，在大厅里快速而又僵硬地穿梭。他们尖厉的声音穿过闹哄哄的厨房，像几百只小羊羔中的棕色牧羊人，音调中充满了肯定与酒饱饭足后的满足。我们四个人坐在一只小圆桌前，饭菜很快地一样样拿了上来，看得出，分量很足，而且是真货色。父亲和母亲不断地为外婆夹菜，外婆面前的盆子里堆满了鱼肉之类的东西，后来又变成了骨头和残骸。没有雅室，所有的人都在面前走来走去，没有遮蔽处，没有隐私，没有别人看不见的，只想自己承担的快乐与悲哀。吃完饭，我们陪外婆到处走了走。与饭店离得不远，有个寺院，但院里那时是没有香火的，大殿改作了卖旅游纪念品的地方。但香炉还在那里，黑乎乎的，看上去又沉又重。
我们四个人慢慢地走呵走呵，外婆说这个城市还是挺不错的。父亲母亲就嗯嗯地答应着。外婆又说家里的那个煤球炉大概封口那里不太紧了，加过煤球，一个晚上下来还是要熄，要快点找人来修一修。父亲母亲又嗯嗯地答应着。他们又对外婆说，已经打过电话通知上海家里了，明天到站就有人来接。外婆点了点头，也嗯了几声。接下来大家就没有什么话好讲了。临到分别，彼此都有点客气了起来，这客气却愈发地显出一种凄凉，就如同热水袋没能买到，却连暖脚用的烫人的盐水瓶也没有了。反过来想想，那种烫倒也是亲切的，是肉贴着肉的彼此冒犯与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