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也是个童年时的黄昏，我正坐在旧沙发上听有线广播里的评弹开篇。那是每天定时的节目。母亲在厨房里烧菜，我听广播的时候有点提心吊胆，虽然作业已经做好，但母亲规定的书法还没有练，我不知道这时候听广播会不会惹母亲生气。我跑到厨房里假装和母亲说几句话，觉得母亲今天心情挺好，也就放下了一颗心，又跑回房间里去。天色已经暗了，我没有开灯，只有我一个人的房间奇怪地显得比平日里大了些。广播里的人在说书，母亲在烧菜，而我则独自坐在黑漆漆的窗台下面。我忽然觉得这几件事情几乎毫不相干，我处在一个彼此毫不相干的空间里，无论这些事情中哪一件发生了变化，都有点不可思议的意味。比如说母亲进屋拿什么东西，带着一股油烟味儿从外面走进来，她身上的气息马上就会与里屋的不相称起来，她像个局外人冒冒失失地就闯了进来，一切不再协调与微妙。而我也不敢动，不敢开灯，不敢轻易挪动，我就这样蜷缩着身子，躲在阴影深处。我仿佛听见了细微的人声，是父亲的声音，在外屋，母亲的声音则听不大清，但气息里有种交头接耳的神秘。我仍然没有动，仍然觉得有点恍惚。但很快，他们进来了，他们坐在沙发的另一头，窃窃低语。母亲脸色铁青，双手微微颤动。广播仍在继续，我坐在贴近广播的地方，眼光则注视着父母有些反常的神色。广播里说的是一回忠肝义胆的大书，邻家仍在炒菜，哗的一声，青菜下锅了，锅铲上下翻动的声音。
母亲的脸板得很紧，父亲站在她的身边，欲言又止。那晚上就去吧。母亲说。父亲看了我一眼，又回过头去与母亲轻声地说着话。那种神秘越来越弥漫了开来，它让我渐渐有种窒息的感觉。听书的快乐再也不存在了，但我还无法走进那神秘的核心里去，乎足无措，又像一只听见动静的小兽，竖起耳朵，风声鹤唳。快去把那只包给我拿过来。父亲说。哦，我拿了包交给他。我们马上要到上海去。父亲又说。到上海去？那明天不去上课了？我觉得有点奇怪。嗯，不去上课。父亲顿了一下，然后又说，你外婆死了。我现在已经不再记得那些纷杂的场面。我们匆忙上路，母亲一定还背负着良善之人常常会涌上心头的那#自责与内疚。她一定还责怪了父亲，因为她觉得我们一家对于外婆的走上绝路，多多少少都负有某种责任，母亲执着于这样的自责，一路上她显得僬悴苍老，悲痛欲绝。哀伤彻底地击倒了她。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母亲具有一种极为可贵的简单、纯粹的良善，她永远无法自解，她对罪恶深恶痛绝，但结果却往往是，她无能为力于恶，自己却身心俱疲，痛苦不堪。她不懂得那种迂回的方式，心的迂回，那种淡散的、骨子里却执着无比的处世方式。她自觉地用一切的准则来要求自己，社会的准则，良心的准则，人群里的眼光，千百年的道德标准，甚至于睡梦中的呓语。她常常睡不着觉，有些思前顾后，有些患得患失，活得很累很疲惫。母亲带领我们全家重回上海，这次她将经历炼狱般的痛苦，和那种可怕的彻底失败的感受。外婆竟然以那样残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就如同一场噩梦，让活着的人难以承受。我们步履沉重，重新走过那些枯叶满枝的街头。但我好像一直不记得自己曾经有过怎样的悲伤，我对外婆的死仿佛并没有怎样震惊的感觉，我很淡漠，就在我和小表哥低头看着外婆颈子里的勒印时，我也是淡漠的。惊讶仅仅是为了某种迎合，这种感觉不知道是因为时日已长，浓情渐逝的缘故，还是因为对于死亡的某种默认。我并不害怕死亡。那个躺着的人与睡在大床上的那一个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只不过更安静更平和罢了。我们等待着去殡仪馆与外婆的遗体告别。小表哥是二姨妈的儿子，他大我几个月，却长得比我矮了好多。他有着很漂亮的像女孩子一样的眼睛，睫毛很长。他用上海话和我讲话，我的上海话讲得有点夹生，所以我就不太愿意讲，而是抿着嘴听他说。他讲着讲着，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小表哥问我，等一会儿见了外婆能哭得出来吗？我想了想，摇摇头。小表哥眨眨眼睛说我有一个办法。他就从抽屉里拿出一盒夏天用的万金油。喏！他把那盒东西举在手里，用这个好了，他说。我们在两只手的手背上涂满了万金油，刺鼻的气味熏得我眼泪直往外冒，我很满意这东西的效用。这下可好了。我用夹生的上海话对小表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