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口问题说成社会的根本问题，从来就是麻痹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英国资产阶级早在18世纪末，就通过马尔萨斯这样做了。在中国，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反动派，也早就这样做了。”
文章虽然尚未点出马寅初的大名，但锋芒所指，已属“项庄舞剑”，尽在不言中。
次年，在遍地土高炉、漫天放卫星的中国，空气灼热得几乎擦根火柴就能烧起一片大火。马寅初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他终于被“押”上报端曝光——1958年4月19日和4月26日，《光明日报》接连选载了北京大学的四篇大字报，首开对他的《新人口论》及其经济思想进行系统批判的先河。
马寅初也太单纯了，单纯得有点迂腐。在看了《光明日报》之后，一拂袖，报落地，他不屑地说：“《光明日报》不光明，缺乏光明磊落、以理服人的精神！”
此时，一些名字如雷贯耳的教授、学者已争先恐后地在首都各大报撰文表示要“向真理投降”、“向工人阶级投降”，而马寅初却在他的案头挥毫撰写答辩文章，他愤愤然道：“我的文章原本是四万字，我敢断定对方只看了四分之一就批判，何等马虎！好在我还没有死，可以当面责问……”
这年7月；在北京大学的大饭厅里召开了第一次批判马寅初大会。一贯善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两片嘴皮子能像水波一般翻动的“理论权威”康生坐在主席台上，他的一对小小的豆荚眼，藏在海螺壳般厚的近视眼镜片后，幽晦、冷冽，颇似秋夜坟场里那点点跳跃的磷火。一定是觉得众多的发言都未击中要害，老谋深算的他坐不住了，伸个挺长的下巴，来指点迷津：“贵校出了个《新人口论》，它的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呀，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康生使出了杀手锏——在整人方面，他颇能匠心独运，而且从不心慈手软，必置人于死地而后快。
马寅初也自有马寅初的性格。“士可杀而不可辱”，处于台下被批判的他，不断站立起来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和抗争。之后，他甚至在一篇答辩文章中正气凛然地写道：“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独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人不以理服人的那些批判者们投降……”
接下来的阵势可想而知。几千张大字报铺天盖地贴向大饭厅、礼堂、走廊、操场，甚至还贴到燕南园13号马寅初的住所。一时间，从班级到年级到系到学校，北大校园里纷纷成立批判马寅初的各种专题小组，同样也是“大跃进”的气魄。“大跃进”的热度和“大跃进”的干劲，未名湖畔摩拳擦掌。口诛笔伐，莘莘学子们互相比试着在最短的时间内写出最多。火药味最浓的大字报来……
马寅初的“滑铁卢”命运已注定无疑的了！
至此，潘多拉的魔盒被揭开了。
尔后，“人多，热气高，干劲大”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时隔三年之后，康生进一步发出指示：“马寅初最近还很猖狂！他的问题已经不是学术问题了，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要对他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要像当年批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来批马寅初！”
时隔三十年之后，我们不得不痛苦地发现：为了这场意识形态的批判，中国人不止要付出几十年、而将是几代人的昂贵代价。
蓦然回首，我们目睹的已是这样一组数字：1949年，中国人口5.42亿；
1952年，中国人口5.75亿；
1953年，中国人口6.02亿；
1957年，中国人口6.47亿；
1965年，中国人口7.25亿；
1970年，中国人口8.30亿；
1978年，中国人口9.63亿；
1981年，中国人口10.01亿；
1989年4月14日，中国人口突破11亿……
在百岁老人马寅初先生带着对他的人口理论彻底平反的一纸结论书欣然谢世之后，人们追思缅怀老人一生不灭的功绩时，我们的报纸曾刊出过这样一段话：“……过人智慧戴上了光荣的花环，但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让一个民族及经济发展的缓慢来为一个人的高明预见作证，这是何等的悲哀，这是预言者多么恼人的胜利啊！”
读来教人百味俱生！
历史老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倘若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将共和国的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而经历十年的改革开放，革故鼎新，又终于使国家经济走出了这片灾难的沼泽地；那么，已累积成的11亿人口的重负，则无疑是需要中国人子生孙、孙生子，子子孙孙一道来承受的啊！
“人口大爆炸”所带来的创痛至深且巨。
历史——就这样背负上沉重的十字架。
中国——这趟严重超载的列车，注定要以百倍的努力与艰辛去翻越万重关山……
二、警钟长鸣：人口爆炸奇观
1987年7月11日，一个名叫马泰伊。加斯帕尔的男性婴儿，幸运地降生在依傍亚得里亚海的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市的一座医院里。鉴于这一天该市正举办世界规模的一个运动会，集中了来自世界上不同种族肤色各异的128个国家的居民，同时马泰伊。加斯帕尔是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抵达该市之前最后一个诞生的小生命，联合国当天即庄重宣告：马泰伊。加斯帕尔为地球上的第50亿个居民。
这一天即为地球的“50亿人口日”。
无论地处东半球，还是地处西半球；也无论是属于第一世界的发达国家，还是属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天都在各自的报纸上刊载了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抱起新生儿马泰伊。加斯帕尔的新闻照片。
对于人类，这无疑是一声长鸣的警钟！
自地球上出现人类至今，已约有三百多万年的历史。到1830年世界人口才达到10亿；1930年达到20亿；1960年达到30亿；1975年达到40亿；1987年达到50亿。可以看出，世界人口达到第一个10亿用了300多万年的时间。此后每增加10亿人所用的时间，则依次减少为100年、30年、15年、12年。据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统计数字表明：现在世界每分钟增加180人，每天增加25万人，每年增加9000多万人。
再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我们的祖国——世界大家族中最大的一员、每五人中即占有一人的“人口超级大国”。
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夏禹时期，我国仅有人口1355万人；到公元2年的西汉时期，我国人口也只有6000万人；直至明末清初十八世纪上半叶，我国人口才达到1亿。这也就是说，在我国人口发展史上，从1000多万到突破1亿大关，经历了至少3800年的漫长岁月。
我国人口发展的第一个鼎盛时期是清代。全国人口总数于1762年、1790年和1834年分别超过2亿、3亿和4亿，其间每增加1亿人所需年限分别是21年、28年和44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则是我国人口发展的第二个鼎盛时期。1949年我国人口为5.4亿，1953年达到6亿，1963年增至7亿，1968年超过8亿，1973年超过9亿，1980年达到10亿，1989年4月14日达到11亿。每增长1亿人口所需年限最长为10年，最短的仅5年。建国40年净增人口5.6亿。
倘若我们不厌其烦再来算一笔细账：1987年我国净增人口1700万人，1988年我国净增人口1541万人，1989年我国净增人口1577万人，三年平均年净增人口1606万人。即相当于我国每年要新增加一个北京市和一个天津市，每月要新增加一个大县，每周要新增加一个小县；平均每天净增44000人，平均每小时净增1833人，平均每分钟净增31人。也就是说，每当你抽完一支香烟时，全国各地的医院里便有300多个新生命呱呱坠地了。民间还流传着一种更为通俗的说法，也许更具形象感和立体感：每分钟净增一个排，每小时净增一个团，每天净增一个军——一天净增一个军啊！
对于我国的人口增长速度，如果借用一个不甚贴切的比喻，则可谓如雨后大森林里的野蘑菇一样在疯长。
“疯长”的结局，我们同样可以借助于一个成语来表述——“人满为患”！
1、北京。市民们抱怨说：“别挤了，再挤快成相片了！”
1987年7月27日。这一天的最高气温是35摄氏度。
从中午12点到1点，《北京日报》一位记者和几名工作人员分守在位于王府井大街的东风市场的四个大门口，他们在进行一项饶有兴趣的工作——统计顾客流量。
门外烈日当头，门内热气、汗味熏人，进进出出的顾客，或以手绢擦着汗，或用报纸扇着风，或拧眉，或掩鼻，或摇头，或缩体……其情状，仿佛不是来这里买东西的，而是在此地身上有哪处被割了一刀。
统计结果，在这一个小时里，有8240人裹着热浪进去，有9680人带着汗气出来。
记者上前询问了几位顾客的感受——一位拎着鞋盒的30多岁的女顾客说：“里面的人太多，挤得受不了，空气也不好。这么大的商场也没个空调，让人闷得直流汗。售货员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站一天柜台，可真不容易！”（如此说来，也就难怪有些售货员脸上总是堆满乌云、对顾客恶声恶气的：“不中意你别买，你干脆别来呀！你不来，商场里的人少一些，也许空气还能新鲜些呢！”）
一位外地口音的男顾客连声道：“这哪是进商场，像是进烤炉了！我本想在里面多转两圈的，为家人、亲戚都买点东西，可现在只买了一样，便赶紧出来了，还是保命要紧……”
不单是王府井，在前门、大栅栏、西单、东单、新街口等商业大街，有人统计过，每天有近50万人光顾，节假日时则高达百万人。北京人对此常常诙谐地说道：“人比货多”，“好像不要钱似的”。（也正因为北京人知道“保命要紧”，同时又知道并非不要钱；所以，对于地处王府井、前门、大栅栏、东单、西单、新街口等富丽堂皇的大商场是想而生畏、望而却步的，在非特殊需要的情况下，他们购物时都宁愿到住家附近的小商店转转，轻易不敢造访大商场。我的一位邻居就颇有感慨地说：“我已整整五年没敢去王府井了！”）
过了三天，即7月30日，北京电视台报道：“北京火车站客流爆满，日流量多达33万。车站虽是建国十周年落成的首都十大宏伟建筑之一，可当时设计的客流量不过是日五六万人。”这一天，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里又向全国电视观众作了播放。镜头里：倒的倒，靠的靠，挤的挤，一个个蓬头垢面，心力交瘁，像是一条条丢进石灰水里翻起白肚的鱼儿。所有的剪票厅都改成了临时候车室，但车站大厅前的广场上，仍是黑压压的一片。（如是画面，在中国人崇尚大团圆的每年春运期间全国大大小小的火车站、汽车站、飞机场、轮船码头，更是无一例外地尤为精彩地反反复复地重映着的！）
王府井大街南面，是宽阔得如同小广场似的东长安街，近10个公共汽车站连成一条线；而等车的人呢，则堆成山、连成片。不是车太少，而是人太多。北京公共汽车每天的乘客流量是1000万，这个重负不仅压在交通运输部门，也驮在了每一个乘客的身上。挤车对于每一位北京乘客来说，无疑是一种体力上的磨而与考验，而最终能否挤上车，则多少还得投进点智力因素。北京的小伙子们将早上挤车称之为“练练”，下班后挤车则称之为“最后冲刺”——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密集的“练练”场地了——盼呀盼，盼来车到站，车门“咣当”一打开，门前早已挤成一大团，大伙直着嗓门喊：一二三，上！一二三，上……车上最挤时平均每平方米要塞进13个人。难怪某个相声段子中的那句话“别挤了，再挤快成相片了”，引来那么多北京人会心的大笑；也无怪乎小说家刘心武的一篇《公共汽车咏叹调》，引起全北京市民的一片“咏叹大合唱”……中国人往往以这类掺有苦涩的幽默来稀释生活中的艰辛。
北京人能不挤吗？
目前，北京平均人口密度已达每平方公里588人，城区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已接近27000人，个别区则超过了3万人。北京总人口于1988年10月突破1000万大关，成为继上海之后的中国第二个千万人口的大都会。
又何止一个北京挤呢？据公安部户籍管理部门公布的权威数字表明：1988年底我国共有城市432个（含直辖市、地级市和县级市），我国城市总人口（不含市辖县）为3亿零81万，占全国总人口（不含台湾省、香港和澳门）的27.7%，城市总人口比1987年增加3970方，年增长率为15.2%，比1987年上升了2.8%。
2、上海。外来人潮如同黄浦江水一样激流汹涌……
上海，这座素有“现代文明信鸽”、“国家现代经济运转中枢神经”之称的东方大都会，正经受着外来人流大潮的猛烈冲击。
据统计：1984年上海日平均流动人口总量为111万人，1985年为165万人，1986年为183万人，1987年突破200万人。
每日，当这二百多万外来人涌进浦江两岸时，他们不仅像一座流动的城中之城，塞得原本就举步维艰的上海更是青筋毕露、心衰气虚；而且，还像一股股高压水柱，冲击着这座大都市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