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人类的伟大母亲，所能养育的“子女”并不是无穷无尽的。
在中国，土地的沉重，实质上来自于沉重的人口负载。
建国初期，我国耕地总面积为14.68亿亩，人均占有耕地2。7亩。1957年至1985年，由于基本建设大规模上马，28年间我国耕地净减2.24亿亩，而同期我国人口却净增4亿多，结果人均占有耕地降到不足1.4亩。以1981年为例，全国人口增长1439.9万人，耕地却减少了1534.3万亩，这相当于一年多出了四个半新西兰的人口，却消失了近两个青海省的耕地面积（该省当年的耕地面积为875.9万亩）。
太湖流域，三十多年来人均耕地从2.2亩降至1.2亩；当下降到低于0.8亩时，产粮便仅能自给，长江三角洲上的这块我国著名商品粮基地，从此就要摘下牌子。
山东耕地，已由1955年的1.38亿亩减少到1984年的1.08亿亩，平均以每年1%（即120万亩）的惊人速度骤减。
福建耕地，全省总计2000万亩，人均只有0.76亩，仅为全国平均占有水平的一半弱。但仅1979年至1981年，全省基建征地和农村建房占地就达17.6万亩，其中耕地近9万亩，而目前该省人口平均每年增加43万人，这一减一增的结局，势必只能加倍盘剥地力，使土地的负担进一步加重。
在广州市，过去六年来市郊及市属八个县耕地锐减12万亩以上，相当于从地图上一下子抹掉了有20万人口的新丰县的耕地总面积。耕地锐减主要有四种原因：一是国家基本建设如筑铁路、修水利等占用了一部分耕地；二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占用农田，办一个简陋的砖窑，就得毁田几亩以至十几亩；三是农民建房用地，此项比例颇大，有的农民已为年仅六岁的儿子建好了新房。更有甚者，清远县一个生产队，为每个男孩分了一块住宅基地，全部都是可耕地；四是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如改旱田为果园，毁耕地挖鱼塘等。
在温州地区，近年来农民占地造坟之风愈演愈烈，似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自金华搭车东进，映人眼帘的新坟越来越多，至接近温州辖区的温溪镇达到高潮，抬眼朝镇后山岭望去，如恰逢清明前后，坟头白茫茫一片，绿色反倒成了点缀；直至鹿城，视野所及，漫山遍野，均可见大片大片的坟墓；在雁荡山山脉东麓，一个较大的新坟竟占地达130平方米，共毁植被约150平方米，据说还有比这更大的……
有人估算，我国耕地面积以每年平均817万亩的速度减少，三年加起来，便消失了一个福建省的全部耕地。建国以来累计减少的耕地面积已相当于一个法国、两个英国或三个半日本。
目前，我国以仅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华夏民族的这位母亲了不起，然而她已被压榨得气喘吁吁了！
据测算，从“七五”期间至本世纪末，在严格控制的前提下还要占用耕地几千万亩，人口将继续逐年增加，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将越来越少。如果仍按每年817万亩的速度锐减下去，那么，到公元2162年，我国的耕地面积将变为零。
我们不得不在此发出呼吁：体恤体恤“土地母亲”吧！
如果说，因为“人口爆炸”所辐射的负效应，给予了地球生态带来如前所述的巨大破坏：森林资源萎缩、水土流失严重、耕地面积锐减、地下水十水九空……尚主要是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了一个难以逆转的困境；那么，眼前几乎无时不在、无处没有的令人心悸的环境污染，则已经将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不容辩驳地拖拽进了一个巨大的排污口内。
人口众多，排泄给社会的废旧物资也多。
天津市，全市一年的工业垃圾322万吨，生活垃圾160万吨，有人测算了一下，如果不加清理，不出50年，就会把153平方公里的市区埋没在2米深的垃圾之下；问题是天津市的垃圾还以每年15%的速度在增长，而且垃圾中的灰土含量相对减少，废纸、化纤、塑料、金属等有害物资相对增多。
上海市，全市的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一年多达730万吨，每10天的垃圾，便能堆起如雄视大上海的国际饭店那么高大的体积。
北京市，连“早晨空气新鲜”这一说法都已值得怀疑，市区空气中可吸人颗粒物日平均值最低时是每立方米340微克，最高时是每立方米690微克；按照国家的明文规定，像首都这样的大城市每立方米150微克的一级标准，常年超出规定标准的一至三倍。1985年10月，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兴奋剂检查委员会秘书、联邦德国科隆体育学院生物化学教研室主任曼弗雷德。多尼克来华讲学，他在游览了北京市容后说：“万万没有想到，北京的空气污染这样严重！”他还严厉指出：“严重的空气污染对于耐久项目（如马拉松）运动员的身体健康是极为有害的。如果到2000年仍得不到根治，中国举办奥运会的申请是不会得到国际奥委会批准的。”国际奥委会将对每一个申请主办国进行实地考察，该项考察一般在赛事前六年进行。
还有这样一则消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官员们惊奇地发现，从航天卫星发回的地球照片上，已找不到中国的本溪市。在该市43。2平方公里的城区，排污企业竟达二百多家，焦化厂的“黑龙”、炼钢厂的“黄龙”、水泥厂的“灰龙”，一齐在市区上空翻滚腾舞，遮天蔽日，密布成一层厚厚的悬浮颗粒物……每年有近一半的时间能见度仅有30米至50米。严重的空气污染使该市的呼吸道疾病、肝炎、癌症率普遍升高。深受其苦的市民们大声疾呼：“救救本溪！”……
据国务院农业部在“六五”世界环境日纪念会上发布的最新统计数字：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160万平方公里，占到了国土总面积的1/6；草原沙化退化面积占到草原总面积的14%，受沙漠化威胁的耕地达5800万亩，比50年代翻了一番；遭受工业“三废”污染危害的农田约有1亿亩，造成每年减产粮食100亿公斤。因之，国家每年因生态破坏造成的农业、森林、草场、水资源等诸方面的经济损失和环境污染导致的经济损失，两项高达860亿元。
地球养育了人类，人类的迅猛繁衍，势必疯狂地不顾一切地向地球巧取豪夺；
被掠夺过量的地球，又反过来给予人类更加严酷的制裁——这是一个怪圈！
这就提出了一个刻不容缓的命题：地球的“人口承载量”。换句话说，人类必须依允地球的许可来安排生活；人类必须依据地球的有限资源来制定新的人口政策。
有一首名为《命运与共》的流行曲，旋律悲怆，如泣如诉。歌中这样唱道——这地球累了，露出愁容，它载着我们，艰难地运行……
早在1968年4月，意大利工业巨子、经济学家奥莱里欧。佩切依博士在罗马猞猁科学院“罗马俱乐部”成立大会上，就曾以异常沉重而冷峻的语调致辞：“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们要在这里讨论一下对于我们大家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人类是否还有能力让世界的末日推迟几年到来……”
从11亿人口的角度上说，我们拥有三分之一的亚洲、五分之一的世界；
也正是从11亿人口的意义上说，我们对与人类命运与共的地球更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四、瞒天过海的盲流潮：超生游击队
中央电视台播映的1990年新年联欢晚会上，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宋丹丹和沈阳军区前进文工团演员黄宏联袂表演的喜剧小品《超生游击队》，令亿万电视观众大饱眼福，不知有多少个家庭在电视荧屏前老少妇幼一齐捧腹大笑、前仰后合。
两位男女演员妙语连珠的对白、出神人化的神态、动作，简直让人们在饶有兴趣地观赏一幅盲流潮的风俗画长卷——一对衣衫褴褛、东躲西藏的流浪夫妻，神色疲惫地从地下通道钻出来。
夫：生命在于运动。妞他妈，出来蹓跶蹓跶吧。
妻：拉倒吧！蹓跶一天了，还蹓跶个啥呀？想吃点水果都没有。
夫：不是给你整了两棵大葱了吗？
妻：大葱能跟水果比哟。
夫：大葱和水果在科学价值上讲，那都是一样的。
妻：拉倒吧你，吃大葱你还想跟吃水果的比，人家吃水果生出来的孩子个顶个脸红红的多水灵，你看你生的孩子个顶个傻乎乎的葱色绿。
夫：这样孩子更有特点，好认，知道嘛！现在国家不是有困难吗，等到了2000年，就能达到吃“小康”的水平了。
妻：还吃糠呢，越生越多，他们长大了连糠都会吃不上。
夫：他们将来吃得上糠与吃不上糠跟我们的关系都不太大，你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给我生出个儿子来。
妻：你没看到人家报纸上讲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夫：唉，你听错了，那是说“时代不行了，男女才一样”。咱们俩趁现时年轻力壮乡生几个，说不准将来哪个还能当上乡长哩！
妻：看你那副熊样，还能培养出乡长来？连给孩子起个名字都起不好。
夫：咋起不好啦？
妻：就说大丫头吧，一个女儿家，叫个啥“春”呀。“兰”呀、“凤”呀听着也顺耳，你倒好，憋得满脸通红憋出个“海南岛”来，这叫人名呀？
夫：那不是在海南岛当兵的时候生的嘛！
妻：那么老二呢，你咋给起个名叫“吐鲁番”？
夫：那不是咱在新疆倒腾葡萄干的时候生的嘛。起每个名字都有纪念意义。
妻：老三更好了，起了个名叫“少林寺”，一个女孩子叫“少林寺”，长大了叫得出口哦？老四还没生，你歪名又起好了，叫个啥“兴安岭”，这回我死活不依你，我到了北戴河就生。
夫：那就叫“北戴河”，怎么样，依你行嘛？咱们的方针就叫“走一道，生一路，走一站，生一户”！
妻：还有脸说呢，你知道人家叫咱啥？叫“流动大军”！
夫：说对啦！咱们的特点就是“流动”。拿不到护照，拿得到护照的话，咱们还“流动”到外国生去，我连儿子的外国名字都起好了：“OK——沙尤娜拉！”
……
在20世纪80年代迈向叨年代衔接跨越的那个晚上，我也端坐在日立牌20时彩色电视机前。当我笑够了，笑累了，笑出了眼泪，泪水不知不觉地顺着脸颊流淌下来……
突然，我感觉到了一种苦涩味——一种深刻的巨大的酸楚涌上我的心头！宋丹丹、黄宏二位表演艺术家在电视上向观众们淋漓尽致所展现的，只不过是将当今人们司空见惯了的社会生活进行了一次有意义的浓缩罢了——一部更为恢宏更为辉煌更为色彩多姿惊心动魄的活剧，不正在生养了炎黄子孙的华夏大舞台上如痴如狂地上演着吗……
1、“盲流群落”速写
1987年8月12日晚8时许。
笔者和胡平应江苏文艺出版社之邀，为采写长篇报告文学《东方大爆炸》，两人骑自行车绕过北京城南的陶然亭公园，直趋永定门火车站。
其时暮色正浓，只见站前广场上影影绰绰地推出一片又一片衣衫褴褛的人们，他们绝非候车的旅客，而是盲流者，却比候车旅客的队伍更为庞杂，更为气势嚣然。
北京并不情愿接纳他们，但首都又不能断然拒他们于门外，因为他们同样也是共和国的公民。可在繁华市区不行，在常有“奔驰”、“皇冠”。“蓝鸟”、“桑塔娜”等高级轿车经过或外国旅游者光临的地方不行。于是，几经迁移，他们不期然地都来到了这里，最终选中了这一方“风水宝地”——永定门火车站。
这里恐怕算得上是当今中国的一支最大的盲流群落了，据说有数千人之众。他们日散夜聚，风餐露宿，在水泥地上铺块塑料布、凉席或被单、破麻布片，再将旅行袋一类不多的杂物枕在脑袋下，便算是有了首都的“临时户口”了。大概人生经历的风霜雨雪太多，早已随遇而安了，他们大多无悲戚愁苦之神态，似乎也过得颇信然自得。
我们绕着广场走了几圈，看到——有的中年盲流夫妇牵着背着抱着三四个年岁参差不等的孩子，凉席边堆着一摞刚用过的塑料饭盒，还有半盆清水。那只几乎搪瓷脱尽、凹凸不平的破盆子，便像是他们的“公用卫生间”了；
有几个老年盲流围坐一堆，用茶缸、瓷碗、口杯喝着啤酒，地上摊开的塑料布上有腊肠、午餐肉、烧鸡、炸油饼等食物。嘴皮上油腻腻的，脸膛上都泛出红光，一双双脏兮兮的手指分扯起烧鸡来，不见丝毫犹豫，其熟练程度绝不亚于英国伯爵拿起刀叉享用布有烤牛排、红烧鲥鱼、草莓巧克力蛋糕和陈年醇酒的晚餐；
有人在微弱的路灯光下，点算着一把又一把的公共汽车票，眼珠子凸得几乎要落下地来，其专注细致也不亚于国家执法人员在清点犯罪分子的赃款和假造的单据；
有一大群人围在一台砖头般大小的收音机旁，收音机里正在播送今晚与明天的北京地区的天气预报。可以想见，他们想听的不会是人大常委会上的官员任免或伊朗与伊拉克战争升级的消息，也不会是首届中国艺术节拉开帷幕和整顿全国非法出版物的新闻，谁当部长、总理，或老外们打得脸歪鼻子青于他们都无关，他们最最关注的是今天晚上老天爷会不会黑下脸来又刮风又下雨……
此时，我们在盲流群中遇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人物，通过他的娓娓讲述，又带出一个非常奇特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