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落日的余晖漫过苍凉的黄土地……
负纤拉犁的农夫渐次渐远的背影……
一架辚辚转动的老水车……
凤阳城头凸现出“万世根本”四个大字……
土地——人类伟大的母亲。
在这个地球上，也许没有任何一种崇拜比得上中国农民对土地的崇拜更虔诚的了。
延续了几千年的黄河文明和农耕文化孕育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有如脐带一样将中国农民和土地紧紧地扭结在一起。
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长，都堪称世界之冠。究其缘由，大抵不是别的什么，正是土地使然。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纵且有一天工业文明占据了这块黄土地，也依然替代不了农业维系国家之命脉的地位。
农业的成败，无疑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第一要素。
后世史学家们也许会评述：是饥饿引发了今日中国一场深刻而又复杂的伟大社会变革……
这个场面，颇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1978年12月18日，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队长严宏昌把18户农家召集到一块。他神色凝重、悲怆：“俺们得自己救活自己”，“把土地分了！”他们一起对天盟誓立下了这份契约。
字幕：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今后能干好，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上缴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行，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二十一个长年累月在土里刨食却不得温饱的庄稼汉，含着眼泪按下了鲜红鲜红的手指印——日后珍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这一纸皱巴巴的“契约”，就这样当之无愧地成了中国农民告别饥饿的宣言书。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就在这些庄稼汉们按下手指印的同一天，正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的日子。
没有土地的耕耘，哪来丰收的喜悦；没有实践的检验，哪有真理的标准——犹如枯树要发芽，古莲要开花，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揭示了民族昌隆发达的大深奥。
更值得探寻的一个社会现象是：在关乎国运昌盛的严峻历史关头，中国最高层的政治家和最底层的农民们，共同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邓小平的话意味深长：“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
然而，历史沿袭的惰性力量是巨大的。
1979年春，正是局势犬牙交错时期。安徽滁州地区一位县委书记，每天清晨必怀揣一小收音机，一字不漏地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
一日，当他得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读者来信”，严厉指责农村“包产到户”是复辟倒退时，急如星火地找到了当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
万里心中也揣着一本账：1978年，凤阳县逃荒要饭的人由六七千人猛增到二三万人，几年内全县农村人口骤减了十万。被穷困压得直不起腰来的小岗生产队，1978年这个队打下的粮食只有1955年的三分之一，76人离乡逃荒要饭。这种状况并非凤阳仅有，在安徽全省，到处都可以看到拿着介绍信讨饭的饥民……
当时的中国，有两亿多农民吃不饱饭。
万里以坚定的口吻对地、县领导干部们说：“报纸不种田，报纸不打粮，到了秋后农民没饭吃，可要来找我们哩。别理那一套，我们照干……”
农民要种田，种田要吃饱饭，这是1＋1＝2的最简单的道理。但在1979年，却成为一个举国上下反复争论不休的严重政治问题。
邓小平坦率地指出：“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他又说：“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
今天，当我们来谈论农村大包干的成就时，会显得轻松且惬意。然而在当年，中国农民要迈过这道高高的历史门槛是多么不容易啊！
农村生产责任制的试验，先后在安徽省凤阳县和四川省广汉县取得了成功。
1979年，广泛流传于凤阳农村的一首顺口溜，最为生动、形象地表述了农民们喜不自禁的心绪：“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十年内乱，四川广汉县田畴不事稼穑，外地人只需用几十斤粮票就可以换走当地的一个大姑娘。广汉人以对饥饿最痛切的体尝和最果敢的实践勇气，在丰腴的土地上成为全国第一个用“包产到组”的形式种地的县。
1980年4月，当广汉县向阳镇率先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将摊子一分为三：乡党委、乡政府、农工商总公司时，马上成为震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爆炸性新闻。
这一举动无情地宣告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大锅饭体制在中国农村的寿终正寝。其后不久，中国农村被取消了二十多年的乡、村政权机构得以恢复，它适应了新的生产形式的需要。
农村改革的潜流，日益在峡谷冲撞中迸发出巨大的诱惑力——安徽、四川、贵州等地包产到户、包产到组的办法以最快的速度在全国传播并实施起来。
到1984年，中国广大农村569万个生产队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落实联产承包的农户达到18397.9万户，占总农户的96.6%。
从凤阳小岗一个队到全中国的五百多万个队，短短六年时间，中国农民的前进步伐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
从1982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五年下达“一号文件”，向全国八亿农民郑重宣告：“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户家庭经营长期不变。”
土地是最容不得糊弄的——荒芜了就荒芜了，耕耘了就耕耘了。
一旦像农民尊重土地一样地尊重了农民，广袤的田野上便收获了顺应生产规律的硕果。
正是这一年，中国粮食生产创造了中国农业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纪录：全国粮食总产量高达4200亿公斤，人均粮食达到400公斤，第一次跃上世界平均水平；棉花人均占有量则超出世界平均水平。
六年前，邓小平就曾预言：“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被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想办法，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
农村经济改革这步棋，真正显示了中国政治家们懂透了中国农村。
至此，中国人有资格豪迈地向全世界宣告：“一个饥饿的时代基本结束了！”
随着1985年新年钟声的敲响，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二道帷幕被拉开了。
中央适时提出“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战略构思。
商品经济大潮首先在中国广大乡村冲决了千百年来森严壁垒自我封闭的堤坝。
农村生产责任制的迅猛推广，有力地证明了它是现阶段发展中国农村经济的一种十分有效的形式。它消除了原有合作经济体制中的各种弊端，极大地解放了农民们长期受压抑的生产积极性和生产潜力，促使农业开始从自给半自给的小生产模式向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大农业转化。
随之，大量剩余劳动力和剩余资金的涌现，刺激农村的多种经营迅速崛起：兼业户、专业户、重点户等如同雨后春笋遍布乡村城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们，终于开始挣脱“黄土地”的束缚。
这是中国农村发展道路上继土地经营权改变之后，向产业经营权冲击的又一次重大拓展！
农工商协调进步，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共同发展，在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进程中，乡镇企业当之无愧地唱起了“主角”。
字幕：1988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到6495亿元，相当于1978年的全国社会总产值——这意味着在农村改革兴起的十年间，乡镇企业走完了新中国三十年所走过的漫长路程。
这是不亚于1984年粮食大丰收的辉煌。
这是奔涌于希望田野上的第二个大潮头。
从几千年刀耕火种的黄土地上萌生一个工业文明——这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中国乡村的一场惊世骇俗的产业革命——她分娩出一个中国的“第二工业”。
三百年前，英国为完成它的资本原始积累，曾野蛮地将农民们驱赶出家园。而今日中国，亿万农民却豪迈地义无反顾地从乡间汇入了工业化的洪流。
中国的农民是幸运的——他们第一次成为商品经济大海中的弄潮儿……
改革不容易，与改革共命运的农民企业家们更不容易。
让我们来观赏一组已成为笑谈的历史镜头——卢志民（字慕：吉林省四平市红嘴子农工商联合公司总经理），一个看上去十分普通的农村青年。
有一次，他乘坐的小轿车被交通警察拦住。
“谁的车？”
“我的。”
“你啥级别？”
“没级，我是农民。”
“农民？农民坐啥车！”警察毫不客气地摘走了车牌。
卢志民确实没有级别。然而，他游刃有余地指挥着一个固定资产3500万元、年产值达4000万元的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有如一个没爹没娘的野孩子，缺少资金，缺少设备，缺少原材料，缺少高科技……却在广大农村奇迹般地成长起来了。
它顽强的生命力，包容在自身所拥有的优势上——东莞模式——农副产品加工型的乡镇企业发展道路。凭借调整农业结构，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业，对于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具有普遍的参照意义，是一条必由之路。
东莞市1979年与1990年相比，经济综合指标年均增长21%，农村人均收入从193元提高到1359元，大大高于全国和广东全省人均收入水平，全市80%的农户盖起了款式新颖的楼房。
温州模式——靠商业活动起家并逐步发展为依托外地市场加工业的乡镇企业道路。摆脱了当地资源的限制，突破了地域性商业周转的范围，与全国性的市场形成网状结构，对于促进城乡商品流通发挥了不可低估的桥梁作用。
被誉为“东方第一大钮扣市场”的温州永嘉县桥头镇，1979年由一位弹棉匠从外地买回一批处理钮扣在镇上摆起第一个钮扣摊，一年之后，镇上卖钮扣的摊点发展到11多家；迄至今日，全镇已有800多个钮扣店、摊，全国300多家钮扣厂生产的1700多个品种的钮扣在这里均有销售。每天，除市面上有5000多人从事经营外，还有9000多人在外跑采购和销售，组成了遍布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流通网络，仅镇邮局每天收到的汇款单就多达10万元。商品的流通又极大地刺激了产品的开发。
钮扣生产厂家也如雨后野蘑菇般从这片土地上冒出来。
苏南模式——吸收沪宁一线大城市技术力量发展的乡镇企业道路。由于历史渊源，大批城市科技人员和熟练工人下放在这些乡镇，他们适逢改革盛世，成为农村商品经济大潮中呼风唤雨的人物，这是一条城乡工业协作发展的新路子。
声震全国的“丝绸之乡”苏州市吴江县盛泽乡，凭借雄厚的纺织技术力量，丝绸产品远销至东南亚、欧美各国；全国最大的丝织品交易市场也设于此，年产值逾10亿元。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赞日：“日出万绸，衣被天下。”
依托科技进步走入“全国十佳乡镇”行列的福州市洪山乡，1990年的社会总产值达到4.2亿元，比改革前的1978年增长了46倍。
1987年，属于农民的乡镇企业，总产值首次超过农业。
1990年，乡镇企业出口创汇达130亿美元，占全国出口创汇总量的23.8%。
时至今日，乡镇企业发展到2000多万家，亦工亦农的工人超出1亿人。乡镇企业创造的产值在全国社会总产值比重中，已三分天下有其一。
什么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如何消化10多亿人口的沉重包袱。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常常为经济起飞带来的城市人口膨胀和种种城市病而头痛不已。中国乡镇企业的崛起，乡村城市化的大趋势，则表明从马克思到列宁到毛泽东多少共产党人梦寐以求消灭城乡差别的美好愿望，今天在中国大地上已开始成为现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中央有关部门曾通过分布在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近300个农村固定观察点，对10938家农户逐户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是令人欣慰的——字幕：87.4%的农户对农村改革感到满意。0.8%的农户持“不满意”的态度。
在满意的农户中，叨。4%的农户回答，满意的是“生产有了自主权”；57.2%的农户回答，满意的是“感到比较自白了”；51.5%的农户回答，满意的是“集市贸易活跃，买卖方便”……
从自然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过程，一个社会过程，还是一个农民自主意识日益觉醒的过程——邓小平深刻论证了这一“过程”的全部含义，他指出：“这几年进行的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
一位市长的话则形象地预示了一种壮阔的前景：“农村经济改革的总体构想是党中央作出的。但是，当亿万农民参与其中并得到了实惠，从而变成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为时，就汇成了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大潮……”
毫无疑问，农村改革的飓风，已越来越猛烈地摇撼共和国大厦的窗棂，必将大气磅礴地推动中华民族迈上现代化的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