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波潮汐，都孕育着一场生命的大躁动……
每一轮日出，都完成了一次历史的大跨越……
（一）
字幕：公元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九日。
这是一个普通的日子。
太阳东升，潮涨潮落。江河东流，万木争荣。岁首春风催动南国荡漾的春意。
这又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
勃兴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伟业已推进到第13个年头。13年高蹈宏阔，雄健宛曲，其情其势非同凡响。
今天，在列车车轮与铁轨撞击的轰鸣声中，一个新的思路在孕育——一场更加威武雄壮的时代大戏即将拉开帷幕……
深圳在翘首企盼，已经企盼得太久太久——因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她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她的整个命运都与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每一个思绪、每一步决策休戚相关……
深圳是中国改革的新生儿——她崛起于中国南海边的荒漠小镇，又以“一夜之城”的现代都市雄姿撼动了太平洋的滚滚风涛，引来当今世界议论蜂起，毁誉参半，莫衷一是。
这是一座地球上最年轻的城市——她充满风险、充满竞争、充满活力、充满神奇……简直令世人不可思议！
时间上溯16年。
人民共和国的列车刚刚穿越过一段黑暗的历史隧道。
经历了狂热、痴迷、磨难、困惑、希望、抗争，直至灵魂睁开了眼睛，一个巨大的问号却摆在面前：中国向何处去？
历史的积淀与现实的思考都在叩问这片古老而贫瘠的黄土地。
历史不容等待。
历史赋予他们开创一个新时代的使命。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无论其哲学内涵或思想命题，都闪耀出里程碑式的光芒。
中国的政治家们犹如拨动一个地球仪，就这样异常艰难而又异常果敢地将偌大的中国推上了现代化进程。
这个曾经拥有雄汉盛唐、威加四海的东方文明古国，在饱尝了近代百年凌辱、战祸离乱、闭关锁国的深重苦难之后；今天，终于以其睿智的目光和坚定的信念，再度推开了尘封网结的窗门，去延揽八面来风……
任何社会变革都需要选择突破口。
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样需要一个排头兵。
1979年，当中国政局刚刚廓清雾障，完成了一次指导思想方面的战略大转移，深谋远虑的邓小平就提出了试办沿海经济特区的总体构想。他不无悲壮地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后人评述历史时，也许会发出惊叹：一个伟大的社会事件就这样诞生了！
正是这一年春，深圳卷起了一股黑色狂潮：数以万计的人群争先恐后地涌出边境线，逃往香港。
又并非始于这一年。
由于世界东、西方冷战的对峙格局，建国以来，深圳一直被视作“政治边防”和“阶级斗争前哨阵地”，“反崇洋”、“反向洋”、“反慕洋”等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其结果，一道高高的铁丝网竟无济于事形同虚设，30年来香港共接纳了二三十万宝安县的逃港者。
地处著名中英街的沙头角镇，如果以人口计算，逃港者等于先后搬走了两个沙头角……
如果时间再上溯94年。
1898年，继甲午海战惨败之后，四方列强纷纷趁火打劫，大清国朝臣被迫同英联邦远征军首领一道登上了深圳山头。回荡在崇山峻岭也永远回荡在中国人心头的是一个民族被宰割的声音：“以深圳河为界，凡河水漫到的地方，皆为我大英帝国的疆土……”
深圳河以南陆地、连同香港岛、以及毗邻的23个岛屿，共计1060平方公里的领土就这样“租”给了英国人，一“租”就“租”出去99年。
其实，近百年来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一直在延续着——隔河相望，河南岸繁华的高楼与河北岸破旧的村落，不正在无声地诉说着一个令国人扼腕痛切的故事吗？
迎接挑战，抓住机会，就预示着成功的希望。
特区办在深圳，对于深圳来说是一种偶然——然而，一切偶然的社会动因又包容在历史规律的必然之中！
从另一个层面上说，这无异于关乎中国命运的一场大决战！
1980年8月26日，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和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最后完成创办特区立法程序为标志，深圳经济特区正式起步了……
（二）
创业的艰辛，惟有创业者的体尝最为深刻。
没有资金——国家只能贷款3000万元作启动费用，可谓杯水车薪；
没有设备——点一枝香烟不等燃完便可以兜遍全镇的弹丸之地。仅有的一幢五层楼房已是鹤立鸡群的“摩天大厦”；
没有技术——几十家小工厂敲敲打打只能捣腾出一些小农具、小五金，形同作坊；
没有人才——仅有农业、林业、农机、水产四家县属科研单位，科技人员27人中除两名工程师外，其余均属初级科技水平……
真正是一张白纸——一切只能靠开拓者大胆去闯，凭本事去起家！
“杀出一条血路来”——绝对不是一句轻松的口号。
必须破除传统经济模式，必须破除陈旧思想观念——敢于“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经受一场新、旧体制胶着、磨擦、碰撞的阵痛！
利用国际资本发展区域经济，俗话叫做“借鸡生蛋”。
这是落后地区摆脱贫困的必由之路——香港是靠借钱“飞”起来的，亚洲“四小龙”都是走的这条路子。
深圳也确立了一个目标：“建设资金以引进外资为主”，把香港、外国的资本源源不断地吸引到深圳来。
“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钞票会有的。”然而，谈何容易——要吸引外商、港商前来投资办厂，首先必须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
明摆着的现实是：通水、通电。通车。通讯、平地……每开发1平方公里可供投资办企业的地皮，需耗资1亿元人民币。
“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此话千真万确。
“出租土地”——在12年前，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连想也不敢想的念头。
深圳市领导人却大胆地想了——他们看到深圳河边沉寂的旷野上铺着厚厚的黄金——果然，12年后，有经济学家测算0.8平方公里的罗湖商业区，其土地上的财富足可铺一层1厘米厚的10元面钞。
仅开发罗湖小区的头两年，订租出土地4.54万平方米，收取租金2.136亿港元，吸引外商投资40亿港元。
“预售商品房”——在开发上陟工业区时，大胆利用资本滚动增值原理，使建筑产品成为商品直接进入流通领域。边盖房，边预售，两年之间，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资金却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借贷的1800万元转眼间变成了1.44亿元。
深圳的“拓荒牛”们，在创办经济特区之初，就敢于到商品经济的大海中去搏风击浪。冲流击水，浪遏飞舟，开始领略了商品世界的无限风光。
商品，无疑是支撑经济杠杆的一个坚实的支点！
历史，每推进一步都伴生阵痛。
鲁迅先生曾说过一句极生动极深刻的话：中国，是一个搬动一张桌子都得流血的地方。
从长期习惯了的产品经济模式到开始探索商品经济模式，社会心理失去了平衡。
很快，在推土机欢快的轰鸣声中，深圳经济特区遭受到了第一次舆论风浪的冲击——有的同志怀疑：“这还算是社会主义吗？”
有的同志评说：“当年。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今天，资本家又夹着皮包回来了……”
有的人甚至担心：“特区办成租界，国将不国……”
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路子——试办经济特区，本来就是一种前无古人的试验，前辈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中没有现成答案，现实的社会实践也没有既成的模式——成功了，借以推进全国的改革开放；失败了，烂也仅仅烂在那么一小块地方。
深圳人的心头压上了沉甸甸的铅块……
全国人的心头升起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三）
字幕：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四日。
往事历历如在眼前——深圳人对八年前邓小平的第一次南巡是永远不会忘怀的。
深圳人关注特区的命运，邓小平同样关注特区的命运。正如同他老人家所说的：“办特区是我首先提议、经中央批准的，办得怎么样了？我当然要来看看嘛。”
显而易见，一种紧迫感，一种焦虑感，时时萦绕在邓小平的心头。
邓小平果敢地发动中国这场波澜壮阔举世瞩目的社会变革运动，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现状清醒而深刻的认识的。他坦率地指出：“中国社会实际上从1958年开始到1978年20年时间内，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
又岂止是中国，这是20世纪全球社会主义运动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
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世界，就会发现——从东欧大陆到苏维埃联盟，从布达佩斯到莫斯科，经济衰败所潜伏的巨大危机，如同一块乌云正在悄悄地遮蔽蓝天。
毫无疑问，生产发展、经济繁荣、人民富足永远是支撑国家大厦的坚不可摧的基石。
全球的社会主义者都面临一场生死存亡的挑战！
可喜的是，深圳特区在最初四年的改革实践中，已充分地印证了邓小平关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精辟论述。他边看边高兴地说：“深圳已经搞起来了嘛！”
人们记忆犹新。在深圳渔村，邓小平看到老百姓确实富裕起来了，扳着指头说道：“看来，中国要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不需要一百年，到下一个世纪中叶恐怕就差不多了。”
字幕：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八年后的今天，当人们提及曾给予深圳人巨大鼓舞、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题词一事时，邓小平即刻将题词一字一句地背出来，一个字没有漏，一个字没有错。
邓小平对深圳特区的关切，其实质是对中国改革前途的关切！
继视察深圳之后，邓小平随即又巡视了珠海经济特区和厦门经济特区，并接连为两个经济特区挥毫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这些都预示着什么呢？
有胆识有气魄的政治领导集团，必定高瞻远瞩，具有远见卓识，善于把握局势和时机，不断推进社会的发展，不断拓展新的战果。
试办经济特区初战告捷，犹如一股春风扑面，全国为之振奋；更为中央高层决策进一步对外开放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理论与实践的依据——
1984年3月26日——4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联合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由北至南的14个港口城市，从而形成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沿海黄金地带。
1985年1月25日—31日，国务院召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座谈会。2月，中央正式决定把这三个地区开辟为内外交流、城乡渗透的开放式的文明富裕经济区，使沿海和内陆互为补充，以带动内陆经济的起飞。
1988年春，中央开始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进一步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开放市、县增加到288个，开放面积增加到32万平方公里，开放人口增加到1.6亿人。
同时，正式确立海南建省办大特区。
邓小平一再告诫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沿海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对外开放要“放胆的干，加快步伐，千万不可贻误时机”。
尔后，规划350平方公里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力图将大上海建设成太平洋西海岸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以龙头之势促进长江流域的经济腾跃；与此同时，积极参与东北亚经济圈，贯通连云港至鹿特丹世界第二条欧亚大陆桥，大力拓展对东欧各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的经贸活动；至此，由沿海开放，进一步推进到沿江开放和沿边开放。
中国一个全方位、多层面对外开放大格局已然形成……
无疑，这些重大决策及改革措施的出台与实施，有力地保证了从1984年至1988年，我国国民经济的加速发展（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21.7%，钢、原油、煤、电、水泥、硫酸、化肥、化纤、棉布、电视机、食糖等工业品产量进入世界前10名，国民生产总值首次突破亿万元大关，综合国力跃居世界第六位），五年实现了一种飞跃，使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台阶。
中国，终于走出了贫困的沼泽地！
中国，终于撬开了通往新经济体制的大门！
（四）
今天，当我们站在深圳市委、市政府大院内这座著名的雕像前，惟有对开发特区、建设特区的“拓荒牛”们，表示深深的仰慕和崇敬之情。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一深圳人正是在大刀阔斧破除旧经济体制的改革中，深刻认识了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同时创造出震惊中外的“深圳速度”的。
1981年，香港中发大同公司与深圳房地产公司联合在罗湖区兴建第一幢高层商业楼宇——国商大厦。深圳市政府敢于冒很大风险在全国第一个推出工程“招标投标”方案，并实施重奖重罚：工期提前一天奖励港币一万元，反之则罚款一万兀。中标的中国冶金建筑一公司面对巨大压力，别无选择，狠下决心破除铁板一块的传统“大锅饭”管理体制，在企业内部全面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层层承包，责任直接落实到班、组、人。
奇迹出现了：承包前25天才盖一层楼，承包后仅用8天就盖一层楼。结果，国商大厦提前94天竣工，冶建一公司也如数领到了94万元港币的奖金。
深圳人用幽默的语言概括说：“奖金不封顶，大楼快封顶；奖金一封顶，大楼封不了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