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同小可。全省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在校中小学师生，尤其在广大农村，这项改革将牵动几乎每一个家庭的利益。一旦改糟了，改乱了，影响所及，将是全省规模的关乎政局的骚动……高扬惯之又惯。
“八条意见”只印了三十份，供省委常委和教育部门的同志酝酿讨论，提出意见。高扬带着这“八条”，再次驱动“面包车”，到束鹿县、衡水地区、衡水县、冀县广泛征求意见，同时挑选一些县和公社先搞试点。回到石家庄，他亲自主持撰写宣传提纲，提纲经三次讨论，他亲自修改定稿。此后又批转衡水地区的教改情况报告，作为第二个宣传提纲。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日，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八条意见”，省委、省政府正式发文通知各地（市）县结合本地情况贯彻执行。高扬还不放心，又专程去灵寿县听取文件发下去后的反映。
至九月二十日，各地的试点巳进行了近四个月，省委、省政府召集了十四个试点县的书记（或县长）、教育局长举行座谈会。座谈会开了五天，高扬天天到场，从不迟到早退，而且除结束前的发言外，他基本上只听不讲。他反复问干部们：“还有没有第二个办法？”
旧事物与新事物之间，其实只隔着一层窗纸，一旦捅破，一个崭新的天地便豁然出现在眼前了。不过在没有捅破之前，这层纸看上去简直是一道城墙。“八条意见”与群众一见面，人们才发现，原来这几年随着农村经济形势的变化，早巳蕴蓄着强烈的“办学热”，而今一经点破，这股热情便突然喷发出来，在广大的农村形成了一派从未有过的红火热烈的景象。农民说：“耽误庄稼是一季，误了孩子是一代。钱花了可以再择，误了孩子可买不来。”衡水地区阜城县的县委书记朱志武下乡去调查，他问四十多岁的妇女张瑞芳：“要是把初中和小学交绐社队办，农民出点钱，行不行？高扬同志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张瑞芳丈夫去世后，一个人拉扯四个孩子，有三个女儿在上学。她说：“我常对孩子们说，你妈是头老黄牛，为你们上学拉断了套也不同头。只要孩子们能念好书，一年再让我拿百八十的也愿意；分两季，我拿得起。”朱志武被感动了，他说：“你可得说实话，别看我县委书记来了就……”张瑞芳斩钉截铁：“我说到做到！”七十一岁的老农民杨保合回答更干脆：“甭看我没孩子上学，每年为学校拿个百八十的没问题。你给高扬同志写信吧，就说我杨保合同意了！”其实，哪里是要他们出“百八十元”呢？把初中和小学划归社队来办，分摊到每个人头上，每年不过是五、六元。而衡水地区一九八三年农民的人均集体收入已超过了三百元。农民说：“不就是五、六元钱吗？六七十棵棉花富富有余。”而获鹿县人均办学负担只需四元，相当于一只母鸡一年的投蛋量。获鹿县委七月发出“八方开源办教育”的号召，各国营、集体单位和城乡三万二千多名个人踊跃捐献，多者千二八百，少则三角五角，仅百元以上的就有四十八人。退休干部冯志华拿出一千元，农民史日、新捐献八百元……由于有了较充裕的资金，教学条件迅速改善。北寨大队地处山区，原来的小学设在窑洞里，怕丢东西又拉上铁丝网。人们说；“远看象牢房，近看是学堂。水泥当桌凳，砖头堵黑窗。”如今也要自己盖教学楼了。
家有汽车的农民陈振山和十二户家有小拖拉机的农民免费承担了运输任务，随叫随到；承包大队砖厂的四户农民献砖一万七千块；承包采石场的六名农民保证供应全部石料、石子，分文不取。个体木工、泥瓦工、电焊工等三百多人一齐上阵参加建校义务劳动。一座标准的二层教学楼很快落成。“俺山沟的土娃娃也进洋学堂了！”农民们赶庙会似地跑来参观，这一天成了山村的节日……到八三年九月，获鹿县各社队已建成教学楼十一座，正在备料筹建的有二十八座……这是改革之前单靠国家拨款十年也做不到的！
农民对自己花钱聘请来的老师，格外看重，生怕好老师被别人聘去。教师们成了村里最受尊敬的人。无论民办、国办教师，待遇普遍提高，尊师爱生状况立见好转。教师们自然明白了：这同把他们当成“臭老九”的“侯、王建议”是完全不同的。
至于这是不是“倒退”，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只要看看改革前后的实际，想一想农村实行责任制的道理，也就无须解释了。获鹿县为纪念群众集资兴学壮举，用八块太行墨玉立了一座八面体青碑，将所有参加捐献的单位和个人名字镌刻其上。那碑文便可代做结论：
古称治学为振国兴邦之举，今列教育为战略重点之一。举国力创四化大业，开发智力乃当务之急，省委据国情倡社队办学，县委集民意寻八方开源……城乡各界踊跃捐献，国家、集体、个人多方筹资达六酉万元。可望境内校园建筑新颖，设备精良，优师荟萃，英才辈出。此举堪为后世楷模，将永垂青史，特立册存馆，树碑铭志。
省委第一书记亲自跑了五个地区十多个县，同几十位县长、县委书记和教育局长座谈，实地考察了上十所学校，而后倡导的这项改革，是否一帆风顺？不。代表旧事物的以习惯为圣经的保守意识，不论改革者是谁，照样顽强地表现自己。
虽然省委、省政府联合颁发了文件，但一些地区和县的领导干部就是按兵不动。
虽然已有五十四个县进行了试点，大量事实证明“八条”是有效的，可行的，群众是欢迎的，省委、省政府再次发文件，有些地方仍然按兵不动。
前面提到的那“三个挑战”已不成问题。现在遇到的是第四个困难：没有中央的“红头文件”，不保险。因此他们还要等一等。你说教育状况“不能容忍”，他却能安之若素。他们绝对没有“急躁情绪”，他们永远同上头的昨天保持“一致”。
的确，用高扬的话说，他们的改革当时还是“计划外生育”，没有得到正式承认。这本来是正常的。历史上的任何改革，都不是书本上预先规定好了的。如果什么事情都等上边说了再办，还要我们这些下面的人做什么呢？虽然高扬自己对这项依据大量事实并经试点证明效果良好的改革坚信不移，但改革是件慎重的事，无论是提出“八条”之初，还是在后来的座谈会上，他都一再强调要“改而不乱，水到渠成”。发展不平衡是正常的，允许有先有后，不必进行检查、批评。他不想借助强迫命令的手段来推行改革；他所忧虑的，只是部分干部的精神状态。
农村中小学教育改革的具体意见并不是非得第一书记亲自动手不可的。他一开始也没打算这样做。但他把看到的令人忧心如焚的问题讲给对此负有责任的同志听，发现人家只是笑了笑！
当初他主持撰写宣传提纲是为了说服农民。后来一看，不对了，阻力主要来自干部，而且首先是做教育工作的干部。于是他不得不亲自动手改写和增加某些内容来说服干部。
一位新提起来的行署专员，向记者发表了一次谈话，列举他们在改革中遇到的保守思想、习惯势力、“左”的流毒，还有关系网的种种羁绊，指出“勇”于保守旧局面，“勇”于挑改革的毛病……高扬看了这个材料，感慨弥深。看来，在党内诸多的思想矛盾中，改革与保守的矛盾越来越显出其突出的位置和艰巨性。他即刻提笔，把自己的感慨写给省委书记邢崇智同志，他写道：“……如果说过去近两年间，处理派性矛盾还较顺利……现在着手解决改革与保守的矛盾，则远为复杂艰难。我们还是应该以走钢丝的精神，战战兢兢，但是勇往直前地走下去。”
“我们可能是给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也可能是犯了个大错误……”那是在教改试点的初期，高扬从外地回来，坐在面包车上，他自言自语似地对随行的同志这样说。后来在常委会上，经讨论通过了“八条意见”之后，他再次把这话讲给到会的同志们，“如果错了，我首先负责！”他说。
那一次下去，他在干部中听到了激烈的反对意见。他们说来说去，无非是担心社队和农民是否愿意负担办学费用，是否负担得起；而这些都是他在调查中反复考虑过的。但是高扬的心情仍然有些沉重。他的话还有一半没有说——我们是否因此就可以不改革？
不错，任何改革都有成功和失败两种可能，都要承担风险。但是，一切一仍旧贯，还需要我们革命家，需要我们共产党人干什么！
他凝神望着前方。一块又一块黄的绿的庄稼地扑过来。脚下的原野仿佛在以远方的什么地方为轴心，缓慢地旋转着，使人感受到一种惬意的眩晕，一种超越时空概念的深远和苍茫。
临近村镇了，公路上出现了一群群上学的孩子。尤其那些喜欢扎堆的女孩子，穿戴那么鲜艳，有的还骑着漂亮的自行车，在绿色田野的衬托下格外惹眼……多么美好啊！
他眼前忽然闪出另一幅情景：一九四二年，他和一位同志骑着马，从元氏赶回军分区驻地黄北坪，也象这样，路上看见一帮一帮的学生，背着书包，还有提篮子的，有拿镰刀的，张皇地赶回家去……由于鬼子疯狂的“扫荡”和蚕食，根据地在缩小，学校关闭了，学生们“放羊”了……他心里倏地涌起一股辛酸，一股悲愤和自责：我们没保护住他们……一伙又一伙骑车的、步行的孩子从车旁闪过，好奇地善意地向“面包车”转过红扑扑的脸来…“慢点……”高扬拍了拍司机的椅背；前面的路面上有一片积水，“别溅到他们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