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酒宴摆至在聚义厅上，某要与众贤弟叙一叙衷肠。
——京剧《盗御马》窦尔敦
一
有人说“文革”时，我们上山下乡的一代是“打不散”、“压不垮”的“老三届”，其实早就散了，所谓不散，是几个“混出人样”的精英们的纠集，是梅菜扣肉上头的肉的张扬，而大部分是肉下头的菜，是干巴巴的铺垫。当然，有时候下头的菜比上头的肉好吃，那要看吃者是处于一种什么状态。肉有肉的光彩，霉干菜们有霉干菜们的友谊，张秀英、刘二东、李抗美、王小顺，还有我，我们都属于霉干菜序列，我们是芸芸众生中的一粒草芥，我们的名字普通得让人记不住，可却深深地镌刻在我们各自的心底，刻骨铭心，除非死去，不会消逝。
当然，后顺沟那山那水那人，也镌刻在我们的心里，除非到死，不会消逝……
2007年夏天，冒着炎炎烈日，我回到了后顺沟，回到了黄土皱褶的深处，回到了40年前生活过的地方。我的回来带有随意性，到延安来开会，跟负责人请了一天假，坐了三个钟头的班车，出现在这个偏僻的犄角旮旯，来到这魂牵梦绕的落魄之地。这里现在被叫做了顺沟二组，仍旧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自然村落。
公共汽车还要继续朝前开，前面10公里的刘河乡是终点，这趟车在下午三点半返回县城，路过这里，就是说，我在后顺沟的时间满打满算有两个半小时。
两个半小时，我要温习完四年的内容。
村里新添了几孔石窑，有了自来水管道，村街醒目的墙上刷着标语，提示出这阶段的工作重点，现在的重点是“少生优生幸福一生”，大概是说计划生育的，不知被哪个淘气的小子将所有“生”字下面一横全抹去，变做了“少牛优牛幸福一牛”。以前这面墙的标语装饰归知青操作，我们在上头画过红太阳和天安门，写过“大海航行靠舵手”，对上头的每一个坑洼都很熟悉。路还是土的，路边种了两排小枣树，挖了一道流水沟，大概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绩。村里青壮都出去打工了，只一些老弱病残在留守，麻将桌支在树荫下，打牌的人都光着膀子，似乎燥热难耐。几条慵懒的狗在街上溜达，几只鸡在草稞里钻进钻出，天还是那般蓝，土还是那般黄，眼前景物，似是而非，如梦如幻。几十年过去，我在这里几乎不再认识谁，谁也不再认识我，我的到来没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透过几棵弯着脑袋的向日葵，我看到沟对面，那块相对平整一点的地界存在依然，那两孔曾经为我们遮风避雨的破窑洞，已经坍塌得看不出眉眼，长满了荆棘。沟下的水也干了，变做了断断续续的水坑，一步就可以跨过去。
跟一个打麻将的打听记忆中的熟人，他不回答，却警惕地问我“打哪儿来”。我说打北京来。他问我来干什么，我说什么也不干，就是看看。他说他还以为我是来勘查地形的，早听说要在北边山峁上安个铁塔，一年多了也没见来人，这里的手机信号极差，月月还得交钱，亏了。另一个扔出手里的牌，高呼“四饼”，扭过头看了我一眼说，这穷山恶水有什么好看，城里人吃了汉堡包满世界胡钻……
他们是谁，我不知道，四十年前他们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在他们的目光中我是一个无端闯入的旅游者，地域的差异让他们对我充满了反感。想起了贺敬之写的《回延安》的诗，“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那情景大概不会再有了。想当年我们在这里战天斗地，流血流汗，方圆近百里谁人不知我们啸聚后顺沟的“窦尔敦”一族，40年的时光，一代人消逝得这般快捷，记忆被生活研磨得这般平展，让人心底生出些许黯然。
站在街头，茫然四顾，才发现现实和记忆相去甚远。满街闲转的狗，个个肮脏丑陋，大部分是京巴和土狗的串秧，让人分不清毛色和眉眼。见我在树下停留，两只狗蹭过来，将沾满了泥浆的尾巴使劲甩，分明是讨好。40年前这里的狗是何等英武利落，包括我们养的那条温顺美丽的母狗黑子，也是我们“众好汉”中的一个精彩点缀，哪里是这般的窝囊。乡间的狗厉害，细腰长嘴，不善宣扬，冷不丁从墙后蹿出来，照着你的小腿就是一口，人说“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让陕北的狗咬一口，不是“三分”，是“稀巴烂”，这里的狗们都是跟狼干过仗的，大部分有匈奴狩猎犬的遗传。
街对面有座开满了黄丝瓜花的小院，院门开着，我探进院里问，有人吗？
一条黄狗趴在窗下睡觉，见了我，懒洋洋地半睁了一下眼睛，不再理睬。但就在我刚刚迈进台阶往里走时，这条狗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一个激灵腾身而起，呜地一下扑过来，不是用链子拴着，那气焰万丈的架势能把我咬死。黄狗挣着铁链子向我狂吠，展现出一种不共戴天，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愤怒激情。
一个圆脸胖女子出来呵斥狗，狗不理女子，蹦得更高。女子指着狗说，三泰，不许你叫！
女子把狗叫做“三泰”，既是黄狗，就该是“黄三泰”了，我问怎的管狗叫“三泰”，女子说它生下来就叫三泰，他们家的狗换了好几条，都叫三泰。
我问叫发财的队长住在哪儿，女子还没说话，屋里有人咳嗽，问院里是谁。女子向屋里喊，这人来找我爷！回头又对我说，那是我婆。
这么说是发财的孙女了，我在那张胖脸上寻找发财的印记，没有。女子说话带有浓重的陕北腔，鼻音很重，把“我”说成了“俄”，像得了感冒。屋里的人让我进去，狗还在不依不饶地叫，胖女子跑过去使劲踹了狗一脚，让它卧下，狗哪里肯卧，隔着女子朝着我还是狠叫。
被叫做“婆”的坐在炕上，满头白发，一脸褶子，八月了还穿着毛裤，拢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在尽职尽责地履行祖母的义务。孩子跟外头的黄狗一样，腰里拴根绳子，一头系在炕上的一个小石头狮子上，爬也爬不远。石头狮子当地叫做拴娃石，是乡间炕头的必有点缀，炕上有了拴娃石子孙才能昌盛。娶媳妇，新媳妇还没进门，小狮子已经早早地蹲在炕上了。当年后顺沟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被拴娃石拴过，一个石头狮子拴过几代人，成为这个家庭不变的风景。眼前这个狮子我认识，曾拴过发财的大儿子，后来被五狈偷出来拴鸡，磕了一个角……
看我进来，“婆”盯着我使劲看，嘴唇动了又动，一双眼虽浑浊流泪，到底还是认出来了，惊呼一声“我的娘”，隔着孩子一把将我的胳膊攥住，颤颤地说道，老四，你咋才回？
一句“老四”叫出了我的眼泪。
两双泪眼相对。
跟前的老人，就是当年村里最漂亮的新媳妇黄麦子，记得队长娶她的时候我们全体知青都被请去吃席，还送了礼，一床枣红线绨被面，当然也顺手“拿”走了人家的驴缰绳。队长的爹是队里的饲养员，也是党支部书记，儿子是队长，爹是书记，给人的感觉好像后顺沟都让他们老刘家包了。支书找我们要了好几回驴缰绳，我们众口一词都说没拿，支书说我们是土匪，老二说我们是窦尔敦，窦尔敦就是土匪。
当时，那根缰绳对我们很重要。
现在精干的队长媳妇成了老太太，老得浑身是病，动作迟缓，下不了炕了。麦子告诉我，胖女子是她的二孙女，炕上的是小孙子，还有大孙子在部队当义务兵，两个孙女在延安上中学。细算她生日比我还小半年，我的独生儿子还在单身贵族里晃荡，别说后代，连媳妇还没有准星，她已经是子孙满堂了，似乎有隔世之感。问及发财队长，麦子说，死了，十年前就死了，肝病，疼得在炕上滚，生生是疼死的，死的时候脸焦黄，人成了一把骨头。
我就想那个英俊的年轻队长，因为长得像《地道战》里的传宝，曾经一度让我们女知青很神往，其他队的知青经常有“不远万里”来看“传宝”的，看过一回还要看第二回，第三回……发财长得帅是得了这里水土的滋润，陕北是出俊男美女的地方，人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碳”，指的是这一地域出产的精彩，传说貂蝉是米脂人，吕布是绥德人，后顺沟不属绥德县，却是离得不远。我们跟发财谈论过他出色的相貌问题，发财说他是杂种，是匈奴和汉人杂交生出的杂种，跟当地的狗一样，但凡是这样的杂种，都长得漂亮，脑袋也好使。我们说发财窝在后顺沟可惜了，要是在北京、上海什么的，准能进“样板团”，比舞台上活跃的洪常青、杨子荣都精神。问题是发财既不会跳芭蕾也不会唱样板戏，他就会放羊种庄稼，再拿手的就是唱酸曲儿，他那些酸曲儿能酸倒人的牙，听听吧，“拉手手，亲口口，咱们两个圪崂里走……”男生们问他跟女的到圪崂里去干什么，发财挤挤眼说，扒袄袄褪裤裤，想干甚就干甚，想咋干就咋干！
男生们问是先扒袄还是先褪裤，发财说那得看时间……
队长无形中充当了知青们的性启蒙教师，大家年龄相当，他的生活经验远比我们丰富，这是他受知青们喜爱的原因之一。干活男生都愿意往发财跟前扎，地里时常响起哄堂大笑，女生们装作不在意，却扎着耳朵往那边听。我们都知道，发财虽然是单身汉，却私下跟两三个女子睡过了，其中还有个已婚的婆姨。男生们问那“两三个”都是谁，发财说，那不能说，人家还要活人哩！
男生们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你得教育教育我们。
发财说追女人有诀窍，得紧迫，得不耐烦地追。就唱：
二十里明沙三十里的水，五十里路我来看妹妹。
半个月我跑了那十五回，哥哥我跑成了罗圈腿。
大家在地头嘻嘻哈哈跟着溜唱，发财调子一转又换了词。
山丹丹花儿三更里开，哥哥我一准就翻墙来。
窗外的哈巴咬了个紧，哥哥我上了妹妹的身。
这回没人跟着唱了，大家都有些脸红。农民甲说，城里娃娃鸡巴太嫩！
公社找发财谈话，让他注意影响，说龙川县已经法办过一个“破坏上山下乡政策”的队干部了。发财问那干部做了甚，公社人说和下乡来的女知青睡了觉。发财说，两厢情愿的XX事，法办谁哩？
干部说，那两厢要是不情愿呢？
发财说，这事简单得很。
我们喜欢发财的直率，连跟相好睡过几回觉都老实交代，并且很忠实地替对方保密，挺仁义。发财活泼、机敏、随和、周到，跟他在一起干活，快乐，不累。我说，要是两年内招工的再不把我招出去，我就嫁给发财！
结果，还没有等到两年，人家就娶了前顺沟的黄麦子……黄麦子比我们能干多了，也实际多了，人家把个家操持得一尘不染，前前后后给他们刘家生了三个儿子。
当然，也亏得我没嫁给发财，要不现在已经当了十年寡妇了。
麦子说，你们那几个货，谁也不知道回来看看，全是白眼狼……
我只顾擦眼泪，想念那个一度让我钟情的队长，什么话也说不出了。
知道我的时间紧迫，麦子让胖女子紧忙做饭，没一会儿，女子端出了荷包蛋，大青花碗里满满当当盛了七八个，舀了两勺子糖，还有香油。小炕桌上变戏法一样冒出了炸糜子面糕和嫩玉米，这些都是当年知青们的最爱。麦子还嫌拿得少，让女子把橱柜里的洋芋擦擦端出来。洋芋擦擦是地道陕北饭，缺粮的时候把土豆擦成小片，沾上干面搁锅里蒸，蒸出来沾蒜水醋汤吃，属于缺粮时代的“瓜菜代”，是没法的法子，现在却成了稀罕物件，连陕北的大饭店里都卖这个。女子说，橱里的擦擦是中午蒸的，这一桌吃食，莫不是要把北京来的“老四”撑坏呀！
麦子说，你不知道他们……我知道，尽管去端。
外面的黄狗炸雷似地吠。
女子说，今儿个三泰是有病！
二
麦子的确知道我们。
1969年，陕北最大的问题是饿，不是不够吃，是吃不够，永远吃不够。
我们是一群眼睛冒着蓝光的狼，无论看到什么，第一个念头总是“能不能吃”。
每月每人30斤精粮，是政府拨给的，需我们按时到刘河公社去取，这是国家对插队知青极大的照顾了。30斤，听着不少，偏偏就不够吃。驮粮的时候我们一个不落，全体出洞，早早从发财爹那儿赶出灰叫驴，打打闹闹沿着崎岖山道往公社走。黑子也跟着我们，黑子是我们从村里农民乙家抱来的小狗，来的时候眼睛还没睁开，硬是用面汤喂大，现在已经很有点儿狗样了，一身毛在阳光下缎子般地闪光，线条极佳，叫声也响亮。黑子随着我们跑前跑后，明亮而欢快，成为我们驮粮队伍的一道风景。队伍转过山峁逃出发财爹的视线，老二立刻爬上驴背，在驴背上拉开山大王的架势，高唱“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某要与众贤弟叙一叙衷肠”。我们几个没有骑光板驴的能耐，只好揪着驴尾巴走。叫驴也很重视这趟差事，平日倔而佞，不好使唤，但只要去公社驮粮，从来都是乖乖儿的，让走就走，让停就停，连臭屁也不放。在公社我们可以用家里邮寄来的全国粮票买烧饼，一人四个，男女平等，其中也包括叫驴和黑子的，黑子的减半，吃四个烧饼得把小狗撑死，多出两个给发财捎回去，以示我们的友情，感谢他的关照。驴驮粮食是为我们服务，为我们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理应受到好招待。给驴和狗吃烧饼，把发财爹心疼的，骂我们是造孽，是暴殄天物，说我们要遭报应。我们不相信报应，我们相信平等，有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人说过，在水沟里草履虫的生命和人一样高贵，草履虫都高贵了，何况是驴和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