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老大最近怎么样，麦子说老大好得不能再好了，接着抱怨她的三个儿子，一天到晚浑浑噩噩，没一个有出息的，学问最大的一个连高中也没毕业，也不肯离开家，都在前顺沟“大英果品公司”打工，挣几百就很满足了。我说我这回怕没有时间去老大那儿了，麦子说，不必去看她，她活得比谁都滋润，“大英”就是她办的公司。老大一儿一女，女子在陕西杨凌农科城当专家，儿子专做果品贸易，两孩子都是北京培养出来的。知青返城时候老大没回，让孩子们回了，她说带着男人在北京是个累赘，她男人是土豹子，土豹子只在山野才有活力，到了北京只好进动物园，她不忍看男人进动物园，就留下来。乡里让她到中学教书，教了两年不适应，回来了。前十年包了几百亩荒坡，种了果树，现在一年的收入百十万，你去她那儿，她也没工夫招呼你。她男人比她还忙，养了一群细狗，当了“细狗撵兔协会会长”，成天不着家，穿着迷彩服，带着他那些狗，山南海北地跑，去参加比赛。
麦子说的“老大的男人”就是黄三圈。
黄三圈成了知青的女婿，这是谁也没想到的。
记得在烧得滚烫的热炕上，老大吞吞吐吐告诉了我她要结婚的消息，当她说明对象就是黄三圈的时候，我简直觉得窑要塌了，蹭地从炕上爬起来，顾不得窑外呼啦啦的北风，一下冲了出去。四周黑沉沉不见一丝亮光，遥望夜空，一颗卫星亮着微弱的光，正缓慢而有条不紊地从东向西滑动，最后消逝在坡顶的一片枣树林后头。男生窑里的鼾声高高低低如同歌唱，沟对面村里静悄悄没有声息，我在场院里迎风站了十几分钟，直到冻得透心凉，上牙打下牙，才回到窑里，就这，我还觉得冷静得不够。
老大把脑袋缩在被窝里，背对着我，看来是不想再和我说点儿什么，她身下的狗皮褥子在灯下泛着柔和的光。我怪自己没有观察能力，事情发展到谈婚论嫁了，我还蒙在鼓里，嫁谁不成，怎的非嫁黄三圈？
其实如果细心点儿应该窥出端倪，黄三圈那天走后，老大就把狗皮熟了，做成了褥子，很不错的一个皮褥子，自己也不铺，收在她的箱子里。
那年年底结算，一个工分三分钱，扣去各样费用，我们每人尚欠队里六七十块……就是说，干了一年，我们不但没有任何收入，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我在北京已经无家可归，家境困难的五狈和老大立刻蔫了。
能不能回家探亲是次要的，主要的是还拖欠着黄三圈的狗钱，尽管我们并没有还钱的意思，但话是要给人家说的。现在欠债人与债主的关系变得颠倒，欠债的无比硬气，债主一次次上门给欠债的送礼，哀求还钱，尚得不到回应，70年代黄世仁还是黄世仁，杨白劳还是杨白劳，欠钱不还在农村很丢面子，失去信用再无法活人，即便实在不能偿还，也要在年除夕之前给债主打声招呼，这是规矩。给狗主黄三圈打招呼的工作自然该我去，我有点儿发憷，怕他再用“共产党员”的话来压我。老二也说我去不好，诗人的气质，一张嘴便是慷慨激昂，复员军人要是也激昂起来，怕是要顶牛。
五狈穿着大雨靴，在灶前低着头走了两个来回，一副沉思的模样。老二当积极分子从县上回来，带回来一双高腰雨靴，雨靴是县上奖给挖井的老二的，老二穿着紧，就给了五狈。五狈很喜欢这双靴子，不下雨也穿着，这双靴子让他提高了不少，威武了不少，恰到好处地遮掩了腿瘸的缺陷。五狈穿着高腰雨靴一晃一晃地在山道上走，远远看去很有骑兵的风度。
五狈真是个“狈”，关键时刻准能拿出主意来，五狈眼睛一转，说他建议老大去，老大沉稳，性情平和，脾气敦厚，说话从无高声，处理这样的事情最合适。
大家立刻响应让老大去，老大也没表示反对，就去了。第一回去没见着人，第二回去闹得不太愉快，第三回、第四回没有任何结果，第五回、第六回没进入核心问题，第七回过正月十五，是夹着狗皮褥子去的，又夹回来了，老大在债主那儿吃了顿羊肉扁食，带回了一个羊肚子，半口袋青萝卜…
我们喝着羊肚汤，啃着发糕，都感到很幸福。五狈说，这就对了。
从那天起，狗皮褥子就铺在了老大那边炕上。
看我在炕上翻转不安，老大闷闷地扔过来一句，老四你别激动，我已经决定了。
我说，你结婚，我激动什么？
老大说，黄三圈人不错，你是不了解他。
我说，黄头发、黄眼睛、黄指甲……便宜他黄三圈了！
老大说，还指不定谁便宜谁呢。
老大是我们当中第一个结婚的，也是全县知青第一个和当地农民成亲的，是完完全全断了一切后路的“扎根农村”。一度“张秀英”的名字在当地报纸电台上频繁出现，成了“知名人士”。婚礼上，她的工人爸爸也来了，穿着劳动布工作服，一动弹像穿着纸一样，刷刷响。我想不通，“和贫下中农相结合”方式有千种万种，干吗非得结婚？五狈开导我说，干吗就不能结婚，你都有过嫁给刘发财的念头，老大怎就不能嫁给黄三圈？
我说我那是调侃。五狈说，你可以调侃，老大不行，老大跟她工人爸爸一样是很实际的人，是过日子的人。
半年后老三走了，“革军”的老三靠了他新近复出的爸爸到空军去了。老三走的时候我们都去送，一直送到公社革委会门口，那里有军队的吉普车在等着。老三和每一个人热烈拥抱，信誓旦旦地保证“到了部队就来信”，特别指着老大的大肚子说，告诉孩子，我是他三舅。
可是这个“三舅”一走再没有回来，也没有信件，我们永远地和他失去了联系，几十年后知青聚会也没有他的踪影，有人说他死了，我们都不相信。
知青点剩下了老二、我和五狈，有消息说把我们和前顺沟的知青合并，大家对此不积极也不反对，都觉着日子越过越没劲。发财当了爹，平日顾不上我们，也很少到我们窑里唱酸曲了。他的儿子叫“刘开颜”，名字是红宇宙给取的，用的是“三军过后尽开颜”的典故。麦子嫌名字不顺口，管她的儿子叫“拴骡”，下边的几个还没生，名字就想好了，叫“拴马”、“拴驴”，她公爹很喜欢这些名字，说农民的孩子，名字贱好养活，跟他的职业也有关联，很有纪念意义。
老大成了地道的陕北婆姨，腰板变得粗壮，面色变得黑红，连说话也变了腔调，会纳鞋底，会用擀杖在柴锅里打搅团，会跟在驴后头拿着小笤帚熟练地碾面……活得幸福而舒展，永远地告别了蒜薹疙瘩汤和狗油炸油饼的日月。我们到她那儿去串门，黄三圈拿“红烧兔肉”招待我们，兔肉尽够吃，老大给我们做了一大锅西红柿鸡蛋抿尖，吃得我们躺在黄三圈的热炕上再不想动弹。
跟贫下中农结合就是好哇！
应该感谢老大，若没有老大这个“农村亲戚”的支撑和发财在物质上的关照，在招工无望，回城无望的困难日子中，很难想像我们能熬多久？1971到1972年，是我们下乡以来最艰难的时光，下工回来便是呆坐，望着西天凄艳的晚霞，各自想着心事。五狈似乎老成了许多，变得沉默寡言，他的糊纸盒的母亲得了青光眼，双目失明了，瞎眼的母亲一个人如何存活，成了五狈心头一座山。老二再不挖井，黄土地上那眼干枯的黑窟窿是他两年的杰作，他自嘲地对我们说，愚公死了。
又是一个夏天，天热得邪乎，近半年，没下过一滴水。老乡们说，这是龙王爷在憋雨，是诚心和百姓较劲，搁以前就得敬神求雨了。我们问怎么敬神，发财爹说把龙王爷抬出来晒，问龙王爷在哪儿，发财爹说在后沟一个土窑里藏着。我说支书还带头搞迷信呀，发财爹说，只要让天上下雨，让我做甚都行。还没有敬神求雨，来了红宇宙，组织大家学习，要我们“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发财爹问怎个斗法，红宇宙说，担水上山！
发财爹说，沟里的水已经干了两个月了。
缺了水人就爱闹病，村里腹泻的人日渐增多，五狈这几天很忙，一瓶子黄连素已经见底，他让老二到公社给他取药，顺便告诉卫生院，村里的茅房苍蝇太多，茅坑里有脓血便出现，大概是痢疾，公社要派人来进行传染病防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