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话儿说，人一辈子得经过“三病三灾”，没有谁是平平安安过来的。
这话我信。
“文革”期间，我被下放到潼关渭河滩农场劳动，这期间得过一场大病，不吃不喝，神智昏迷，魂魄似即似离，气息悠悠一线，与死也没什么两样了。人说女人生孩子是跟阎王爷隔了一层窗户纸，那总还有窗户纸隔着，我害那场病，直直就是到了阎王的眼皮底下，感受到了阎王爷的粗重鼻息，看到了阎王爷那张蓝绿的脸，只是阎王爷那一刻在打盹，没有睁眼罢了，倘若怹老人家精谨敬业地醒着，一切都公事公办，那么现在就没有我了。
我生病的时候“文革”已经到了后期，越是到了后期，形势便越是紧张，尽管老百姓“斗争”的心劲已经散了，可官面上仍旧“左”得厉害，“评法批儒”，批判宋江，斗争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谁也闹不清千百年前的古人得罪了当今哪位，让我们这些草民前来声讨。我们这些小青年则借着这个机会，从那些批判文件的字里行间了解到了另一番天地，了解了先秦诸子百家，了解了商鞅、李斯和董仲舒什么的。常常地有城里大学教授一级人物到农场来，上午跟着我们一块锄玉米地，下午给我们做辅导报告，讲解春秋战国时代历史背景，讲秦始皇如何在西安东面的洪庆坑儒，嫪毐如何跟秦始皇的娘偷情……我们是从各车间抽调的青工，平日文化生活很单调，尽管能把《红灯记》李玉和的唱腔倒背如流，却不知孔丘困于陈蔡，商鞅车裂于咸阳。大家听故事一般，听得认真，还做笔记，教授就越发讲得来劲，太阳落山了，西岳华山的莲花峰在夕阳的余晖下熠熠闪烁，仍没有结束的意思，说是晚上在谁的铺上挤一宿，明晨再回城也不迟。现在想，那些教授回去也没事干，学校都被工人阶级占领了，还不如扎在我们这儿舒坦，至少他还能讲讲“商鞅变法”，过过上课的嘴瘾。
我所在的渭河滩农场是响应毛主席走“五七”道路的指示，几个大国防工厂联合筹办的，从各厂发配下来一批不好管理的年轻人，说是响应号召，其实是“劳动改造”，推卸包袱。这里属于三门峡库区范畴，每到涨水时就会被淹，淹也就是淹几天，水退了庄稼照样生长。那些联合收割机在平整的滩地上开动起来，轰隆轰隆，真跟电影里演的似的，“麦浪滚滚闪金光”，“丰收的喜讯到处传”，让人豪情满怀。农场里有现代化的农业设备，城里的国防厂不缺钱，不缺人，机械师至少是四级工以上水平，我们这些二级工、学徒工在这儿只能属于小、力、笨序列，场领导和老师傅们平日连正眼看也不看我们，我们自成一个世界，没人理睬，反而活得快活。
我从插队的陕北招工到了国防工厂，想的是由贫下中农行列转入了工人阶级队伍，成了“领导一切”的人，走的时候后顺沟村的队长也是这么说的，可没想到，进了城连“工作证”还没领到，我就成了另类，原因是我的父母在“文革”初期死于同年同月同日，这实在是件很蹊跷很不好解释的事情。国防厂政治条件要求严格，“内查外调”是必然的，在结论下来之前，先安排我到农场锻炼，如若政治不合格，我将被退回后顺沟，继续当“插队知青”。
想起来真有点儿那个……退回去实在是件很没面子的事。
我父亲当过清朝的镇国将军，那是溥仪小朝廷封的，只是个名号而已，没干过一天实事，尽管后来当了共和国的政协委员，积极地参政议政，“文革”时候也没逃过揪斗。我的母亲是父亲的继室，两人相差了十八岁，“文革”刚开始，母亲先被拉出去游了街，母亲是穷苦出身，大字不识一个，嫁给父亲纯属偶然。折腾母亲，是为了震慑父亲，造反派循名责实，更大更残酷的斗争是对着“镇国将军”的。父亲当时身患癌症，已经病入膏肓，来日无多，母亲是南营房的穷丫头，旗兵后代，一生不肯受委屈，是宁折不弯的主儿……
那是1966年夏日，窗外的大字报连篇累牍，墨迹腥臭，在热风的吹拂下刷刷作响，“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硕大黑字滴墨如血，让人触目惊心。8月3日，天气闷得厉害，我浑身的黏汗从早晨就没有干爽过，让人很不自在。我早晨喝了一碗棒子面粥，到太阳落山，再没有任何吃食入肚，也不敢说饿的话，因为父母亲都没有吃饭的机会，也没有吃饭的意思。晚饭是母亲亲手做的，油汪汪的一小碗干炸酱，两根顶花带刺的嫩黄瓜，一碟很罕见的煮青豆，半碗萝卜丝，这一切早早地摆在了饭桌上。青豆、黄瓜和萝卜是面码，它们来自后园那片简陋的菜地。菜原本是厨子莫姜种的，莫姜走了，菜地就荒了，大葱、韭菜随意地长，长出了长梴，开了花，老得除了纤维素再无其他。
母亲在案前抻面，柔韧的面细丝般在母亲手下延伸，在空中抡出了花样，在案板上摔得啪啪作响。母亲在这种时候仍有心情操作出如此精细的炸酱面，这让我紧缩不安的心多少有了些放松。父亲破例从床上起来了，垫着被子坐在饭桌前，用颤抖的手在剥跟前的几瓣紫皮蒜。大热天，父亲竟然穿着笔挺的毛料中山装，像是平日出门开会的装扮。母亲将面下在锅里，走过来用一块毛巾围住父亲的脖子，为的是吃饭的汤水不致洒到衣服上。倘若没有外头的大轰大嗡，没有那让人振聋发聩的高音喇叭，这当是叶家千百个京城夏日中的一个，这样的夏日印在了我的心里。
这是一顿平常的晚餐，平常的晚餐在这特殊的时候难免显得有些怪诞、突兀和不合时宜。父亲的目光不时扫过我，我不敢抬头，怕见怹那苍白的嘴唇和深陷的脸颊。我也不敢看母亲，母亲浓密的头发被剃去了半边，那些上午才离开身体的头发仍旧散落在大门外的台阶上……
我和父母亲静静地吃着晚饭，饭桌上谁也没有说话。父亲的眼神慈祥、坦然，母亲的脸平静而舒朗，昏黄的灯下，炸酱面的香气充盈着叶家最后留守的北屋，我知道，缸里的面已经空了，后园黄瓜架上最后两条黄瓜被母亲摘了。
一碗面，父亲吃了很长时间，我知道父亲能将它们吃下去本身就让人很吃惊了。母亲吃得也很投入，仿佛在每一根面上都倾注了无限情意，并不时地将碗里的豆挑到我的碗里，怹知道，我爱吃豆。吃过饭，洗碗的工作向来是我干，但母亲执意要洗，母亲烧了一锅碱水，说这样可以把碗洗得更干净，洗不净的碗搁时间长了有味儿。我扶父亲到套间休息，父亲全身的重量几乎全倚在我身上，透过怹单薄的衣裳，我感受到了骨的质地，硌得人生疼。父亲走一步要喘半天，浑身冒着虚汗，几步的路我们走了许久，我想在这条漫长的路上得跟父亲说点儿什么，便说，要是玉堂春还活着，保准把您的病治好了，可惜他死了。
父亲说，玉堂春治得了病，治不了命……
父亲不想接我的话茬往下说，我便知趣地闭了嘴。伺候父亲躺下，我正准备离去，父亲拉住了我的手，轻轻地问我，丫儿，你知道什么是无枝可栖吗？
我看着父亲，不知如何回答。
父亲叹了口气，闭上了眼睛，再没有睁开。
母亲收拾完了，将屋里屋外仔细巡视了一遍，临睡觉，进到套间又出来了，认真地对我说，丫儿，我的小名叫盘儿。
我说，怎么叫盘儿呢？
母亲笑笑说，头发多，辫子盘在脑袋上，像个盘子。
我想，母亲的情结还在门口那堆头发上，便说，您头发好，用不了两个月，新的又长出来了。
母亲说，长出来我还梳辫子，把它们盘上。
我没理解父母的意思，那天晚上，西边的天际不停地在打闪，将窗户晃得一亮一亮的，让我睡得很不安稳。就在这明暗的瞬间交替中，三瓶安眠药让我隔壁的父母双双去了它界，当我在第二天看见并排躺在床上，穿戴齐整，安静如睡的父母时，我真正的知道了什么是“无枝可栖”！
我不知工厂的内查外调将会是怎样一种结局，平心而论，真退回农村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再当一回农民也就是了。生活，已经让我学会了坦然地承受命运的任何蹂躏。
二
我在农场的病起得突兀。
生病以前孙银正找到我，让我帮他一个忙，我问帮什么忙，他含混地说是治病救人的忙，我说，我是农场卫生员，治病救人我责无旁贷，只要不让我捐器官就行。孙银正说帮忙的不止我一个，还有柳阳和、赵瘪、李红兵几个，都是我们青工四班的。
孙银正是当地土著，家就在渭河对面的绍义村，他在工厂是二级磨工，每月工资42块五毛，这群人中，也只有他是自己主动请缨到农场来干的，一来农场离家近，可以随时回家；二来每月有4块钱野外补贴，4块钱在当时不是小数，孙银正在农村的爹一年也挣不了40块钱。
赵瘪真名赵北，是厂消防队的消防员，脾气倔，没人缘，听说是个坏分子，坏的原因是打人，打的不是别人，是厂革委会副主任，他为什么打副主任，我不便打听，也不想打听，让他自己说总有打的理由。每个到农场的人都有“背景”，就跟升官也得有背景一样，我们谁的屁股后头都有一屁股屎。比如那个总端着架子的李红兵，一度被厂里划为反动分子，他在厂里的批斗会开得很热闹，罪名是污蔑伟大领袖，在一次销毁用过的语录时候，他站在旁边望着熊熊火光突然心血来潮，念了一句主席诗词“纸船明烛照天烧”，不得了，立场站错了，成了反动派了。柳阳和是车工，也是落后分子，常用车间里的下脚料给朋友车不锈钢的小榔头，车擀面杖什么的，更有甚者，还接了外头私活，以加班名义偷偷干，挣取外快。下班时候，门卫常在他的大衣里搜出些“说不清”的东西来。
我和柳阳和、李红兵几个没事的时候经常过河到孙银正家闲耍，每回去了都要吃孙银正的娘做的凉皮，老太太凉皮做得好，把稀面汁浇在金属箩箩上，让它漂在热水锅里连蒸带烫，揭下来薄薄的一张面皮，白净透亮，在太阳底下一照，能看见人影。面皮抹上清油，晾凉切细，用自家酿的柿子醋拌了，配上油泼的秦椒，新砸的蒜泥，那个香！我们一人能吃几张面皮，不撑得肚儿圆圆绝不撂碗。孙家穷，我们几个青工不能总是腆着脸去吃人家有限的精白面，所以每回吃凉皮的时候都自觉地带点“礼”，有时候是半口袋花生，有时候是一条羊后腿，有时候是两双解放鞋，还有一次送了一只一个月大的活狗崽儿……这些东西的来路都颇成问题，好在孙家不予追究，来者不拒，都一一笑纳了。
孙银正有个哥哥叫孙金正，孙金正脑子有病，动辄便口吐白沫地倒在地上抽搐，嘴能咧到腮帮上去，屎尿污一裤裆。每逢这时候，孙银正和他爹便使劲扳孙金正的胳膊，掐他的人中，说不这样，孙金正便会把骨头踒折了。初始我们见了孙金正犯病都很害怕，后来见得多了也就习惯了，有时候还帮着孙家爷俩扳腿掰手，大忙一通，好在孙金正犯病也就一个时辰，过了那个劲儿就跟好人一样了。我仔细看过“好人”孙金正，除了眼有点儿斜，走道有点儿往一边歪，也不耽误什么，照样能吆着牛耕地，每天挣十工分一点儿不少。
孙银正要求到农场干的最真实原因是他正在跟村里一个叫庞素芹的姑娘谈对象，庞素芹我见过，长得胖乎乎的，鼻子脸嘴巴都是圆的，大屁股大粗腿，一双滚圆的肉手，像是煺了毛的蹄子。我们几个青工对这个姑娘都不看好，但是孙银正却很爱，“芹儿”、“芹儿”地老挂在嘴上，还往农场领。庞素芹每回来农场，宿舍里的弟兄们便很知趣地“撤”了，腾出地方腾出时间让孙银正和他的未婚妻专用。从宿舍内时时传出的哼哼唧唧，吱吱呀呀的声响，大家都知道，孙银正把庞素芹的“活儿”做了。孙银正今年24，也该到了“做活儿”的年纪，却不能光明正大，堂而皇之地跟庞素芹拜堂成亲，正儿八经地在炕上做活，这实在是一件很让人窝囊的事情。陕西关中风俗讲究长幼有序，老大不成家，绝轮不上老二，孙家老大孙金正是那般成色，没人愿意来谈婚论嫁，这就耽误了老二，害得老二一而再，再而三地领着女朋友到农场来偷偷摸摸，以解饥渴。
孙家是传统农家，在儿女婚姻上不肯逾矩，因此当务之急是给大儿子孙金正看病。病好了，娶媳妇。
其实孙金正的病也没少看，孙银正父子领着他到西安走过不少医院，药吃了，针扎了，工夫搭了，钱花了，该抽搐还是抽搐，该吐白沫还是吐白沫，没见有什么进展。我知道，孙金正吃的药叫“苯巴比妥”，这药除了正规医院，别处搞不出来，有一回孙银正让我这个卫生员进“苯巴比妥”，遭到了厂医院的置疑，他们怀疑是不是有人要自杀。
那时候，什么奇怪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就在渭河滩收麦子的时候，绍义村来了一个叫彭豫堂的走村串巷的游医，彭豫堂说他生于光绪七年，经历过大清、民国、共和国三个朝代，说如果再加上袁世凯的“洪宪”，就是四个朝代。村里有懂历史的一细算，说眼前这位先生已经110多岁了！
110岁的彭豫堂老家在哪儿不知道，只知道是从黄河东边过来的，黄河东边是河南三门峡，三门峡地界大了，无处考证。孙银正的父亲是贫协主席，毛选学习标兵，河东来的游医就住在孙家，流窜犯在当时是个很敏感的身份，流窜的游医怎的找上了贫协主席这把保护伞，不得而知，也有人说是孙银正父亲上河东偷着卖木头，从河那边领回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