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我们又见识了一回孙金正犯病，本来孙金正坐在灶前帮他娘烧火蒸面皮，跟大家也是有说有笑的，不知怎的，突然把柴火一扔，怪叫一声佝偻在火前，把脑袋使劲往灶火里钻，霎时一脑袋头发就燎着了，紧接着，衣裳也冒了火。我们都有些慌，揪着孙金正的腿往外拽，孙银正的娘放下手里的面盆，不慌不忙地从旁边水缸里舀了一瓢水，浇在了孙金正身上，孙金正身上的火熄了，只剩了冒烟。我们七手八脚地上去扑打，孙金正躺在灶前死了般一动不动。孙金正的娘掀开锅盖，将蒸好的面皮揭了，摞在笸箩上，抹了清油，又有条不紊地张罗起了下一张。孙银正坐在台阶上砸蒜，将个蒜臼敲得丁当响，好像灶屋里发生的一切与他无关。
孙金正顶着个焦煳的脑袋，带着一脸燎泡，怔怔地靠墙坐着，我蹲在对面问他疼不疼，他回过神，摇摇头，冲我一笑。倘若孙金正说疼，我或许还好受些，只他这一笑，竟让我心里酸酸的，咧了半天嘴，说不出一句话。想的是明天中午就是下刀子，这忙也是得帮的。
第二天是个大晴天，我们的任务依旧是检查鼠洞。早早的，我们就来到了河堤，我们来的时候太阳还没升起来，东边河水尽头一片通红，野鸭们还扎在芦苇里睡觉。青工二排排长对我们几个的积极出工视为“评法批儒”，觉悟提高的具体表现，让我们再接再厉，干出好成绩来，争取连队表扬，到时他给我们放三天假，领我们回西安城吃羊肉泡馍、吃葫芦头、吃粉汤羊血，一天换一样，绝不重复。
我们在河堤上等待着孙银正出现，这小子昨天回绍义村就没回来，堤外西三里的河滩就是刑场，九点多，我们望见几个穿白制服的人坐着车过来了，白制服们下车散开，各抱地势地站了，一律地脸朝外。一会儿，又来了两三个农民，面无表情远远地蹲着，是雇来的“装车”人。赵瘪开始抱怨孙银正，说那边已经各就各位了，他这个指挥还不出场，难道还真要我们几个替孙家去冲锋陷阵不成。柳阳和说不急，那边城里开完公审会，再到这儿怎的也快过午了，杀人得等午时三刻，都是有时辰的，不能想什么时候杀就什么时候杀。李红兵说“午时三刻”那是封建社会，新社会讲的是随到随杀，干脆利落。
又等了半天，还不见孙银正出现，西北的土路上，有尘土飞扬，想必是大队人马过来了。李红兵问我，要是孙银正真不来，我们怎么办。我说，撤！这还有什么考虑的。
赵瘪说，咱们可是吃了孙家不少凉皮了……
柳阳和说，孙家老太太对咱们是真心实意的。
赵瘪说，要不那边完事咱们先过去看看，见机行事。
我问怎么叫见机行事，赵瘪从裤腰里摸出一个白尿素袋，朝我晃了晃。我说，你以为是装西瓜吗？
说话间，大大小小十几辆车开进场地，荷枪实弹的军警跳下车，将三个挂牌子的扯下车来，摘下牌子，往前架着跑，那三个人还没跑出几步就扑倒了，我们几乎连枪响也没听到。如孙银正所说，军警们执行完毕，立即上车离去，只留下一辆卡车处理后事。一切都风驰电掣般，麻利迅速，干净利落，一溜烟尘之后便剩了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赵瘪从堤后跃起，柳阳和相跟着，他们要奔过去看看，刚要举动，猛听身后有人说，别动！
原来是孙银正，他不知什么时候过来了。赵瘪和柳阳和不解地看着孙银正，觉得错过这个机会太可惜，孙银正说，今天枪毙三个，一个是强奸幼女，一个是抢劫杀人，一个是病入膏肓的现行，那现行肝都硬了，脸成了古铜色。
李红兵说，杀人和强奸总是可以。
孙银正说，万一他哥吃了这，病好了却成天想着强奸，想着杀人怎么得了。
柳阳和说，你他妈还挑得厉害！
孙银正说，当然得挑，药引子有时候比正药还要紧，彭神医说了，最好是年轻的脑力劳动者。
我说，呸！
七
绍义村及附近的老百姓们商量着要给彭神医送一面锦旗，知道我还粗通些文墨，会写两个毛笔字，便让孙银正过来跟我商量，说彭神医对“豫堂春”很满意，让就写“豫堂春”。我说，是“玉堂”，不是“豫堂”，连意思都没弄明白，还搞什么锦旗！
孙银正说，管他什么堂，只是一个心意的表示罢了，再说也不是白写，酬劳是一百个柴鸡蛋，一百鸡蛋能换十斤全国粮票，有这些粮票每天多吃两个馍没问题。
我没写“豫堂春”，写了“救死扶伤”，交给孙银正拿回去了，锦旗做了，鸡蛋也换成了粮票，彭神医竟然真如悠悠寒鸟，消逝在淡淡烟波之中了，无音讯，无踪影，连点痕迹也没留下。
转眼到了中秋，城里有家的都回去过节了，青工四班只剩下我和赵瘪在留守。赵瘪的爹娘去了湖北五七干校，我的爹娘去了另一个世界，我们都属于“无家可归”者。
晚上，月亮早早升起来了，吃过晚饭，我和赵瘪在河堤上溜达，我们对晚饭都不满意，大过节的，竟然是炒萝卜条，粗粮发糕，没有一点儿过节气氛。我拿出库存的牛奶糖，给了赵瘪两块，权当过节月饼。赵瘪说，狗日的们准都在家里吃喝呢，只有我们俩在河堤上赏月。
我说，没的吃喝就有月亮赏，有吃喝的都在家里看不见月亮，老天爷公平得很哪！
赵瘪提议过河去，到孙银正家蹭饭吃。我说不好，中秋节是阖家团圆的节日，多出两个外人算怎么档子事。赵瘪说，过这样清冷的中秋总是遗憾哪！
我说，你我将来会有无数个团圆的，有吃喝的中秋，“千里水天一色，看孤鸿明灭”，这样寂寞的中秋不会很多，说不准只有这一个。
赵瘪嘴里含着糖，吸溜着口水说我的话很有意境，很有哲理。
赵瘪的话音未落，只见孙银正提着罐子慌里慌张从堤下头爬上来，赵瘪说，送吃的人来了！
赵瘪嘴里喊着“孙银正万岁”欢呼着迎上去，去接他手里的罐子。我想，孙银正还是很够朋友的，幸福时刻怕冷落了患难的弟兄们，这个时候送吃的，可谓有福同享，令我没想到的是，紧接下来，就是有难同当了。
孙银正告诉我们，河滩里已经摆开阵势，马上要行刑了。赵瘪说，以往都是中午，怎么这回突然改在了晚上？
孙银正说，听说都是政治要犯，有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还有逃亡流窜的反革命，个个都是恶贯满盈，十恶不赦的大坏蛋。
赵瘪说，大过节的杀人，真是的！
我说，旧社会杀人都赶在仲秋，监候斩的犯人活不过八月十五去。
孙银正让我们快过去，说他爹组织的“雇佣军”已经等在那儿了。我们一溜烟地朝西跑，背负着一个又大又圆的月亮，背负着深蓝的夜空，应了刚才说的话，的确，这样的中秋我以后再没有过过。
赶到地点，人家的“活”已经干完了，四具尸体横陈在黄土地上，有两具旁边围着人，看来是收尸的家属。我们朝无主的两具奔过去，“雇佣军”以为我和赵瘪是家属，没有阻拦，孙银正跟在我们后头，那两具尸体，脑袋正如孙银正所说，都开了花，如同碎裂的瓜。从皮肤看，一个年纪很大，一个还很年轻，我们不约而同选中了年轻的，孙银正到底是孙金正的兄弟，到这个时候就看出了血脉亲情的力量，在我们有些束手无策，不敢下手的时候，孙银正毫不犹豫地双手一捧，将一捧红白相间的东西捧进罐里。赵瘪为朋友的名分所拘，为那些美味凉皮所催，也朝地上抓了一把，孙银正立刻纠正他说，抓白的！
我没敢下手，我下不去手，看着那一摊乱七八糟，我只想到了凉皮。
死者的皮肤白净细腻，看来年轻、有知识，一身白色的衣裤沾满了脏污，那张脸，已经无所谓脸了，月光下变得模糊虚幻。死者的两条胳膊别扭地扯在身体两边，右臂比左臂足足长了一大截，这让我想到了彭佟麟那条不协调的脱臼胳膊，紧接着我被那双张开的手吸引，因为失血，手已变得苍白无色，但依旧美丽干净，修长的手指无力地弯曲着，小手指很长，几乎与无名指等齐，指甲修剪成了弯弯的月牙状……
我是如何离开河滩的已经没有记忆，赵瘪说不是他背着我沿着堤坝跑了好几里地，我怕也像那些死鬼一样躺在河滩上，变成旋风了。
我躺在宿舍的床上昏迷不醒，一切又回到了几十年前，两个无头的刽子手提着一颗被打得七零八落的脑袋，站在我的床前，脑袋上的那些长虫已经死去，绳子一样地拖在地上。我像《玉堂春》里的苏三，身着罪衣罪裙，面对刽子手，“吓得胆战心又寒”，红色的衣裙如同熊熊火焰，烧得我辗转反侧，口干舌燥，比浑身着火的孙金正还痛苦万分。农场方面吓坏了，用拖拉机把我送到了华阴县城，在医院吊了十几瓶药也不见退烧。北京的同济医院拿我的病都没辙，小小的华阴医院当然更是无能为力了。
听说孙银正的娘拿着我的衣裳，偷偷到河滩上为我叫过魂，没一点儿用，有一阵短暂的清醒，我看见孙银正守在我的床头，庞素芹正往我满是溃疡的口腔里滴水，我那张嘴已经烂得发不出声音了。庞素芹见我睁开眼，赶紧拿来纸笔，让我有什么话快写上，大有最后留言的劲头。
我在纸上写了：离魂、茯苓、龙齿、参须、辰砂、手少阴、足阳明。
这是当年玉堂春医我的老方子，人说三折肱可以为良医，这话不假。医院对我的方子虽然半信半疑，但看那内容，总无大碍，更何况针灸，就是把手少阴、足阳明这两条经络扎满了，也死不了人。叫来了针灸科的大夫，在我身上不客气地开扎。
三服药没吃完，病好了。
孙家将我写的“救死扶伤”的锦旗转送给了华阴医院，及时而快捷。医院奇怪我这个毫无医疗经历的青工，何以能开出如此奇特药方，我自然含笑而不答，有些秘密没必要都告诉别人，让生命多些迷茫会更有意思。但是孙银正和赵瘪他们都坚信，在纸上开药方的绝不是我，而是彭豫堂，那一刻，是彭豫堂回来了，给我开了这个方子，其实我压根就没有清醒，我那游离的魂魄还不知在哪里晃荡呢。
一切都是鬼使神差。
八
出了医院，工厂让我直接回西安，我被安排在厂卫生科当护士，作为人生的命运，总算是尘埃落定了。
外调的人早回来了，说我的父母是属于正常死亡，我的父亲曾是政协委员，解放以前支持过革命，是无产阶级的同路人。我的母亲是城市贫民，结婚前一度是南营房的穷丫头，是革命的基础力量。
至于我的农场“五七”战友们则再难聚首，顶让我挂念的就是孙银正哥哥的病，那服药，不知可有效果。
从河滩事件以后，我再不吃凉皮，怕见红白相间的色彩。九十年代到日本留学，一见到日本国旗就不舒服，不是对日本国民怎么的，是嫌那反差过大、引人遐想的颜色。曾经往农场写过信，被退回来了，说单位已不存在，“五七”道路已经走完了；也打听过绍义村的孙家，因属于三门峡库区，作为移民，全村都迁到甘肃去了。
2009年夏天，看到电视报道，说中国脑外科专家用手术攻破了癫痫病发作难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