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夫妻之间（一）
窗外，雨淅淅沥沥地下着，窗前去年才栽的小杨树，贪婪地吸收着这甘甜的春雨，努力向上伸展着。
我坐在桌前，抚摸着一本出版社刚寄来的新书，心里久久不能平静。雅致的图案设计配上醒目的标题是那么和谐，淡淡的油墨香与窗外春天的气息融在一起那么好闻，又那么容易引起人们的回忆。我知道，这本不满三百页的小书记载着爱人辛冰几年来的心血，也记载着我谢舜铭的辛勤劳动和滴滴汗水。它，是我们爱情的见证。
“爱情”这是一个使多少年轻人向往的优美的字眼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爱情有不同的方式。不少人新婚蜜月曾漫步于风光秀丽的西子湖畔，也曾进出于南京路繁华热闹的百货商店。而我和辛冰的蜜月，却是在实验室、在紧张而忙碌中不知不觉地度过的。
打倒“四人帮”的第二年春天，我们结了婚，那时我俩都已是三十好几的人了。还记得，不习惯应酬客人的他，在新婚第二天一早就躲进了实验室，直到太阳偏西还不见他露面。我煮了满满一饭盒鸡蛋挂面，顺着平时一起走熟了的路来实验室。推门一看，果然，他又埋在书堆里了。消瘦的脸庞在书页的映衬下显得更加苍白，眉尖紧锁着，旁边的一杯开水早没了热气。我心里一阵发紧，走过去轻轻地说：“吃吧！趁热。”“嗯。来，帮帮忙，帮我把这几个数据对一下。”就这样，我们几乎干了整整一个通宵……时光过得真快，革命形势也在向前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周围一切都是热气腾腾的，包括我们这个小家庭也有了不小的变化：我怀里抱上了咿呀学语的小女儿，辛冰的脸上有了红润，有了笑容。他比以前开朗多了，偶尔还笨拙地跟女儿开个玩笑。他工作更忙了，觉睡得更少了。从家里到研究所不过五、六里路，却常常一两天也不回来，有时两个凉烧饼一碗白开水就是一顿饭。我知道，他又被那些“链式电路”“链式反应”什么的迷住了。
家，每人都有自己的家。我们的家与其说是家不如说是书库更恰当些。床上、床下、桌子上、椅子上，到处都是书。屋里除了简单的日常生活必用品以外还堆了大大小小近十个纸箱子，里面装的还是书。这些都是辛冰的宝贝。周围的邻居们，家家都做了大立柜，有的已经转入第二阶段——开始打沙发装电视了，我们家还是用着两口老式的木头箱子。商店里五斗橱、床头柜敞开供应，而我们的手头却往往很拮据，除了必要的开支外，大部分钱都买了书。这些，我做妻子的都能理解，然而要说真正的理解却还是由前不久的一场风波才开始的。
元旦前夕，辛冰要去北京出差，临走前我一再叮咛他：“给我买条围巾再给女儿买些礼物回来，如今你是当爸爸的人了……”怕他忘了，我替他记在小本子上。半月后，我兴冲冲地把他由车站接了回来，打开那些沉甸甸的旅行包一看：书，全是书！围巾且不说，给女儿除了一本《看图学说话》以外，连一块糖也没买，真让人哭笑不得！
大概再贤惠的妻子遇到这种情况也要发火了吧，我实在忍不住了：“怎么搞的？你心里有没有我们娘儿俩？你还要不要这个家？你看看，周围哪家不比咱们强！你搞科研，我支持你；你买来书，我替你包书皮，分类，编号；你需要资料，我替你查；孩子全由我一人带，家由我一人撑。你，你要当陈景润吗？人家是单身，无牵无挂。你呢，你有家！”听着我这连珠炮似的一串话，辛冰似乎感到了事态发展的“严重”，他抬起吃惊的大眼在我脸上盯了足有一分钟，就像看一个从不认识的陌生人一样。我一扭脸，避开了那不能让人忍受的目光。
“舜铭，这不像你说的话，不，不应该是你说的。你常看外文资料，比别人更应该知道我们的科学技术差了多远。想想看，咱们什么时候像今天这样畅快过？咱们要一天顶两天过，一人顶两人干，实现四个现代化不是等着天上掉馅饼，得实实在在地干，这是党给我们的权力。如今不比前几年了，你难道亡了……”
啊，前几年，怎么能忘呢？一想起它我的心就要滴血啊！它与屈辱、悲愤、痛苦紧紧地交织在一起。
2.夫妻之间（二）
文化革命初期，我这个刚刚迈出学校大门的女孩子，怀着一颗火热的心主动要求来到祖国的西北，要“为祖国的科学事业献身”。那时我是那样的纯朴，无忧无虑。但天空，并不像北京的秋天那样永远碧蓝澄清；生活，也并不像家乡的北海那样风平浪静。出乎意料的事情来了，我收到了北京街道居委会的来信：家被抄了，我父亲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反动文艺黑线上的人物。啊！没几天，在西安工作的惟一的哥哥也给揪出来了。我成了一个在同志们面前抬不起头来的“黑帮子女”。
70年，我和辛冰认识了。刚见过一面，我就因为写黑板报时不慎抄丟了一个字而成了“新生的现行反革命”。几经批斗之后被送到农场和“走资派”们一起去接受劳动改造。临走那天，没有一个同伴敢给我送行，我背着自己那简单的小行李卷爬上了卡车，汽车在一片灰尘中驶出了西安城。
农场，简陋而荒凉，九个人中只有我一个是女的。艰苦的生活，繁重的劳动压不倒我，我谢舜铭不是那种女人似的女人。然而精神上苦闷，失去同志的孤单却常常让我难以忍受。我真想对着荒滩大喊几声，但又喊不出来。
一天上午正在挖井，有人喊我回去，说是西安有人来看我。是谁呢？我一边走一边猜，爸爸上个月去世了，哥哥还关在牛棚里，同志们谁敢来“招惹”我？不，我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多半是叫错人了。一踏上大堤，远远我就看见一个削瘦的身影，顶着渭河滩上惯有的风沙，吃力地站在那里等待着。啊——是他！
自此，每月十号我照例收到由西安寄来的一份邮件，除了科技书以外还有一份手写的外语讲义，这是因为买不到书，辛冰自己编的。
一年以后，当我和辛冰又在人群熙攘的钟楼新华书店见面时，我第一句话便是用熟练的外语说：“我没有消极下去……”当时，他的表情是那么高兴，激动。
“四人帮”垮台了，父亲、哥哥都得到了昭雪平反，我们也成了家。
去年秋天，就是刚刚栽上这棵小杨树的时候，我接到了组织给我平反的通知。欢喜、滚烫的泪像决了堤的洪水一下涌了出来。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把脸紧紧地贴在女儿那胖胖的小脸上，让泪水尽情地流着。孩子开始困惑不解地望着我，然后摇着小手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唱一样地叫着：“妈，妈妈！”是啊，是妈妈，亲爱的党，你没有忘记自己的女儿！
正因为有过阴霾难忘的前几年，才更让人珍惜这阳光灿烂的今天。经辛冰的提醒。我心里更亮堂了，明白了应该如何生活才能无愧于这伟大的时代。我好像又年轻了十几岁，浑身有用不完的劲。为了工作方便；把不满周岁的女儿送回了老家。所有的家务我全部承担起来，只要辛冰不能回来，无论刮风下雨，热菜热饭按顿送到实验室。从他的动作、神情，我知道什么时候该端上一杯热茶，什么时候该跟他聊聊天，让他松弛一下脑筋。我深深地懂得，这是一个科研工作者的妻子所应该想到的和做到的。在紧张的八小时工作之余，我帮助他抄写、翻译了大量文献，到图书馆去查阅、收集了一批又一批资料，我也深深地懂得，这是一个得心应手的助手所应想到的、做到的。我为有这样的丈夫感到骄傲，他为有我这样的妻子感到自豪。两年来，我们仍像度新婚蜜月一样，在实验室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平凡的傍晚和休假。深沉的爱，渗透在共同的事业中，也渗透在祖国的春天里……
《陕西日报》1980年8月23日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