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涛吃了半个馍，又喝了几口水说：波娃子，你过去看一下我大我妈，给他们说，不要操心我，今生他们白养了我，我不能给他们养老送终了，来世我还给他们当儿子，叫他们多保重，以后再斗争他们时，叫他们嘴巴放软些，叫认啥罪就认啥罪，免得吃苦受罪。他跟你爸是一样的，弟兄两个都是硬气穷，这年头不值得。
江波忽然想起刚才会场上那个民兵说他爸畏罪自杀的事，就问大哥：他们说我爸自杀了是真的吗？
江涛知道隐瞒已经没有用了，再说波娃子已经很懂事了。就把他爸绝食死于江波和大伯离开县城的那一天晚上，第二天在赵老师和秦老师的努力下才把他安埋在了花果山他母亲、哑姐的坟旁。并嘱咐江波，待自己被正法后也就埋在小叔小婶他们一堆，大家也好有个伴。
江波听到父亲的死讯已不再感到震惊了，不是因为死了一年多的时间，他事后才知道的缘故，主要是因为，他看到大伯大妈他们活着受的这么些罪真是生不如死，他不难想象身陷囹圄的父亲如果活着会是什么样的待遇，不死也得脱几层皮，死去也许是享福去了，要不父亲为何以绝食的方法去求死呢？而且就死在自己离开县城的那天晚上，这不正说明了，父亲11天迟迟不走的原因就是放心不下自己吗？一旦知道自己的着落他就毅然决然的离开人世。
江波这时已无泪再流，他在心里暗下决心，自己要快点长大，象大哥一样，去保护大伯、大妈、大嫂、紫花和子珺这些好人，再不让他们受委屈、受磨难。
外面民兵进来催着要带走楚江涛。江波说：这位民兵大哥，你看我大哥他犯了国法，有国家法律机关处置他，但他与你们私人前世无冤，今世无仇，能不能给他绑松点，这到县上的路太长了，老这样绑着会出人命的，看守所带犯人，长路都是戴手铐子，要不给我大哥也带个铐子行不行？
负责看守楚江涛的民兵，看到这样一个英俊的小伙儿娃还会说出这样入情的大道理，就说：行，但这阵儿我一个人不敢解，怕他跑了怎么办？
楚江波说：他要真想跑，我早就解开绳子把他放走了，还等到现在呀？
那个民兵一想也对，就解开绳子，给他重新捆绑了一下。这回不象刚才那样把两手弯到背上勒到后脖颈之处。两手很快失血，人也不能直起腰来。现在，他把大哥的两条胳膊放下来垂着松松的绑在背后。用术语讲这叫对待犯人用的是小绑。
外面已经来人报告赶上来的公社书记，说与县公安局取得联系，警车马上就到银河沟口，让他们把人犯由基干民兵押送至沟口，要求半自动步枪子弹上膛，如果罪犯逃跑有权开枪就地惩处。对于被罪犯杀害的死难战友，就地开追悼会后，按家属的要求地点进行安葬，丧葬费用暂由银河公社垫支，待后由县革委会作出决定后，由财政局下拨资金。
十多个民兵全副武装，把楚江涛拉搡着向银河公社方向走去。
楚江波目送着一走三回头的大哥，看着29岁的大哥，从这里将走向黄泉之路。江波难过的实在不忍再看，他猛然清醒想再喊一声大哥，他就向前跑了几步喊：大哥，你一路走好，放心的去吧？我会照顾好他们的。
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目睹了太多的人生苦难，这个年龄，正是需要呵护和疼爱的时候，多少他这样大的孩子，还在父母跟前任性撒娇，他却要承担起保护一个风雨飘摇、危如垒卵的破碎之家。
关到半夜才放出来的楚仲元和王翠花夫妇，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这一天他们不但承受了学生民兵的摧残，更是承受了家住不远的一个死者家属的撕扯殴打。
闻讯赶来却没有见上大哥一面的大嫂哭的几次晕死过去，又被人们掐着人中救活，小侄女紫花吓的哇哇大哭，江波一手抱着侄女儿，一手扶着已走不了路的大伯，大嫂与大妈两人是抱头哭成了一团，有些好心的社员见工作组的人都走了，才悄悄的走来把楚仲元一家人，搀的搀、背的背送回离大队保管室两里多路的家里。
回到家的楚仲元与王翠花都病倒了。肉体上的折磨倒是其次，主要是眼见作困兽之斗的儿子因他们遭欺负而愤愤不平闯下连天大祸，已没有生还的希望。他们的精神一下子就彻底的崩溃了。要知会是这样的结果，楚仲元和老婆还不如早点死了不是就可保全他们那唯一的儿子江涛了吗？正因为这样的追悔莫及，才让他们双双一夜之间病重如山。
记得刚解放那阵儿，楚江涛只有四五岁年龄，王翠花就开始感到疲倦、精神不振、体力不支，也不想吃饭，月经不再来已经好几个月了，开始都以为她是又怀孕了，也没有太在意，慢慢她开始消瘦，几乎每晚都发烧、出汗、咳嗽、胸痛，有时痰中带血。请老中医号了一次脉，说是得了肺痨病，从那时开始，她就没有断药罐子。
有一张处方几乎成了她这半生以来用以维持生命汤头：百部三钱，黄芩、丹参、桃仁各三钱。然后随症加减：潮热加地骨皮四钱，天麦冬三钱；盗汗加牡蛎一两，碧桃干四钱；咳嗽加紫菀五钱，桔梗二钱；咯血加龙芽草一两，侧柏叶五钱；胸痛加杭白芍三钱，橘络一钱五分；体虚者加北沙参、大生地各四钱。
还长期服用抗结核的药异烟肼，价格便宜，副作用也小，疗效虽好，每天口服三次每次300毫克。
再是链霉素，疗效好，但须肌肉注射。而且副作用特别大，可引起第8对颅神精的毒性反应，出现眩晕、呕吐、听力减退，甚至耳聋。
这样以来她就再也没有了生育能力，由于肺结核是一种全身性慢性疾病，治疗这种病有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病人要坚持长期治疗，是需要有相当的经济力量去支撑的。她就这样，有钱了按方子去抓几副药回来吃一吃，再买点西药吃吃，没钱了，病情稍有好转就不治了。
正因为母亲的病需要长期吃药，江涛才会经常上山去砍柴卖了，挣点钱，除了买盐和点亮的煤油，就是给母亲买些药治病。不料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典型戴上“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坏分子的帽子。与父母一同被批判斗争，最终导致了这样的恶果。
王翠花已处在弥留之际，江波赊帐从公社卫生所为大妈抓回两付中药，熬好怎样也喂不进嘴去。江波端着药碗站在床边，喊：大妈，你睁开眼睛，张开嘴巴，把这药喝了您就会好起来的，您老放心，大哥走了，您还有我，我会和哥一样孝敬你们的。
看到床上一头睡着一个病危的老人，夏桂莲抱着两岁多的女儿光知道哭，急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她知道这个家的这一方天从此就塌了，她想到县城大牢里去看一眼她那将不久于人世的男人，可是屋里的两个老人又都危在旦夕，屋里还喂着两头猪和一群生蛋的鸡。两头猪是喂到下年交任务的，如果年底不完成当年的养猪任务，那是要罚口粮的。鸡也不能不喂，农民一年到头柴不准卖，就指靠自家母鸡生蛋卖到合作社换点油盐。
那时的农民都在鸡屁股后等蛋来养家糊口。
大嫂娘家的哥嫂侄女，都赶来看望，哥嫂给两个老人送来了一块腊肉、一点洋芋粉和十几个鸡蛋，除了陪妹妹落泪叹息外，也没有其它办法，只好安慰妹妹，留下13岁的女儿夏晓香在这里帮她姑姑照看一下小紫花或者干些打打猪草喂猪喂鸡之类的小事。
事后的第三天，公社派几个民兵到楚仲元家要押楚仲元和王翠花去代儿子给两个死于非命的学生民兵家属砍柴做饭干杂活，一看他们两人都是生命垂危，就硬要拉楚江波去，几天来只晓得哭的夏桂莲不知哪来的那么大的力气，扑上去，一把拖过楚江波说：他不能去，要去我去。又转身对侄女晓香说：娃醒了你给她喂点饭，我去替大和妈干活！
她的这一举动，把几个民兵吓住了，让他们想起了几天前的那一幕——兔子逼急了也会咬人的，看到夏桂莲那幅豁出去的样子，他们一阵交头接耳后，为首的一个说：算了，把你们饶了，我们怕你去了会叫那两个娃的屋里人把你撕着吃了，我们回去汇报一下，你就在屋里经管这两个老家伙，赶快给他们把病治好，好去接受群众的批判斗争。这也是上头的意思，我们只是照上面的意思办事而已。他们几个显然是吸取了被江涛打得脑浆迸裂的两个学生民兵的教训后才不至于强逼。
重病在床的楚仲元夫妇拖了两个月多，相继去世，夏桂莲在娘家人和好心邻居的帮助下把两位老人一一送上了山。
再有一个多月楚江波就要回学校领取初中毕业证书，和上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江波的嫂子决定把那两头猪再喂个把月拉到毛猪收购站去交任务。
交“忠”字粮、跳“忠”字舞、送“忠”字猪是公民都应遵守的义务，交猪是不受家庭成分限制的每户必须完成政治的任务。每头猪毛重只要够120斤就可以顶任务了。每头猪能卖到40一50元钱，如果能全卖掉，就暂时不买小猪，除给江波上学报名的费用外，剩余的钱暂时留下。
大嫂打算先搬回娘家住一段时间，她的行动都是被民兵监视着，所以到哪去都是不方便的，等大哥的判决下来，准许探监时，再带紫花去见江涛最后一面。
现在的楚家真正是家破人亡。
暑期教师有了一些工作的调整。县教育局为了给秦子珺换一个环境，把子珺调到了岭关镇的区办完中任教。
开学前，常校长给子珺发去了电报。
楚江波也被录取上了高中。领到报名通知书他很高兴，毕竟还没有剥夺他受教育的权利。据说象他这种情况能再继续上学，占的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样的专项指标。这种名额是各级各类学校给地、富、反、坏、右子女网开一面的照顾。当然，不是所有的地富反坏右的子女都可以继续受教育，这种名额是有限制的，要根据你个人的政治表现，结合父母大人以及社会关系情况，看你是否够得上“可以教育好”这样一个尺度，才给你这样一个“出身无法选择，但道路可以选择”的选择道路的机会。楚江波的父亲还在问题尚未定性的情况下就自绝于人民，还不算反革命分子，说是贫下中农根红苗正呢也不是，哪样都算不上。
最后还是常校长据理力争。说：楚江波的伯父楚仲元是富农分子，楚江波父母都已不在，本身是个孤儿，现在就寄养在楚仲元家里，是可以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推荐上学的。
就这样，楚江波才有了这次来之不易的上高中的机会。
公元1974年9月1日，楚江波手持高中入学通知书来到岭关镇中学报到，成为一名高中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