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6月10日至24日，70位专家参加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讨论会上的发言摘要，在《中国水利》第7期、第8期上发表。1958年4月，水利电力部又编印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资料汇编》，并附有说明：“本文系根据发言记录整理，如有错误或不妥当之处，由本刊编辑部负责。”《中国水利》1957年第7期1？10页刊登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综合意见》，第2页有如下文字：
黄万里教授认为泥沙向下流是一个自然规律，违反这个规律就不是合理的技术措施，因此他不主张在黄河建水库，认为有了水库就没有妥善的办法使水库泥沙自动下泄。
讨论会的首要议题便是“三门峡水利枢纽应该不应该修”，列为《综合意见》最醒目的第一部分。《综合意见》说：“参加讨论会的绝大多数同志认为三门峡水利枢纽是能满足上述要求（上游水土保持，拦阻泥沙；下游整治河道，防止淤积；在适当地点修筑调节洪峰及水量所需的水库）最合适的地点，应该被选为第一期工程。”这一段话发表在该期《中国水利》的第1页上，而第2页便有“黄万里教授认为……”的文字记录了。可见，原始记录完整、可信地告诉我们：同意修建三门峡工程的是绝大多数；黄万里先生则是“绝大多数”之外的唯一反对者“他不主张在黄河建水库”一一白纸黑字明明白白。
讨论会期间的6月19日，《花丛小语》在《人民日报》作为反面教材转载，前文已有记述。而其中的一个小插曲却不能不补记：这时候第7期的《中国水利》已经付印，反右运动开始，黄万里先生的右派帽子已经非戴不可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主张在黄河建水库”的文字势必会加重“罪行”及处理，有好心人赶印了一条《更正》附在《中国水利》第7期的刊物中，全文如下：
本期所载《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综合意见》中，大会办公室将黄万里教授意见体会错误，今特将第2页第22、23行更正如下，并致歉意。
黄万里教授认为泥沙下流是一个自然规律，他说清水出库对堤防是一个大威胁，下游防洪有堤后仍须进行，不要有有库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他又说，坝修成后上游痤水区就会淤塞，不待库量淤满，那里老早就要闹水灾，水土保持纵使做完，按照黄水不会清的道理，河沙仍要下淤。
《更正》的作者显然是为了保护黄万里而删去了“他不主张在黄河建水库”这句话，但显然也是从黄万里的发言中精心摘录的。而“不待库量淤满，那里老早就要闹水灾”的预见，如今读来动人肺腑。
是次水利部召开的讨论会，分为前期的“一般发言”和后期的“专题发言”，在“一般发言”中，黄万里的意见发表在《中国水利》1957年第7期的19页：
黄万里认为现用的假定一定的防洪库量和灌溉亩数来推算经济坝高，不过是一种单按动力经济核算的规划，不能说是通过全面经济核算的水利规划。关于三门峡现规划的正常高水位，他说是假定了一定的下泄流量（6000秒公方）和灌溉亩数“千万亩、而根据发电要求定出的，因此是片面的。他说，历史上已经积累了半富的治河经验，忽略这些经验，而认为有了坝就可解决下游防洪问题是不妥当的，必须把堤工、治河工、疏水工来与筑坝工程相比较。他说，认为有了坝后可以省掉目前每年二千万元的防洪费（邓子恢副总理报告）是不正确的；认为水土保持会使黄河变清是歪曲客观规律；相反，出库的清水将产生可怕的急剧冲刷，防止它要费很大的力量。他说，“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上严重的后果。最后，他谈到筑坝也有害的一面，就是将破坏河沙的自然运行，由于水库上游边缘附近的淤积，那里的洪水位将抬高，可以想见，毋须等到水库於满，个甲下，巧亨个卞于吁夺年兮中等（着重号系笔者所加现计划把希望寄托在水土保持上，但即使水土保持生效，清水仍在支流里冲刷河床而变为浑水，最后仍将泥沙淤在水库上游边缘。他说，主要应该冲沙出库，而不是故意在库内做水土保持。坡面上的水土保持应该设法尽量保持在原地，而对已经流入河槽的泥沙应该使它们继续随水流下去。那些故意要把泥沙留在库内的设计思想是错误而有害的，在支流修拦沙坝是企图改变规律的措施，是不正确的。认识了河槽内泥沙向下运行的自然规律，就必然要研究刷沙出库的方法。巧季夺巧年作夸章气目字个巧，（着重号系笔者所加黄万里先生的这一席话，可以称之为水利史上的经典之论，历史上丰富的治河经验中，坝工仅仅是堤工、疏水工等几策之一；但，筑坝筑高坝修大库，至今仍是某些水利专家的至爱。其次，黄万里谈到的“筑坝也有害的一面”，至今仍鲜有人提及。然后是他的科学预见：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将在上游出现，“他年”是哪一年？1960年起，即三门峡工程竣工不久，黄河、渭河大淤，水壅高后横向冲击，两岸倒坍了农田80万亩，一个县城被迫搬走。以后是开洞排沙，改改修修，大坝千疮百孔，渭河两岸灾难依旧，一直到2003年，渭河的普通洪水而致大灾难。
1957年第8期的《中国水利》又发表了黄万里先生的《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5月上书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的，沉寂一年多后方法的意见》，这篇文章是黄先生1956年三门峡水库工程大局已定时发表，显然是因为政治上反右的需要作批判之用了。但，对后人来说，却又要感谢此举，因为它为历史留下了不容怀疑的证据：早在1957年70人专家讨论会之前1年又2个月，黄万里先生便已就三门峡的高坝大库发表了不同意见。
黄万里先生在文章中力陈“筑坝的有害方面”，说，“在80年的筑坝历史中，直到40年前人们才发觉水库淤积的严重性”，这也是黄先生始终耿耿于怀的大库的泥沙问题。
在1957年6月18日以后的专题讨论会上，《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资料汇编》第180页记载的黄万里与张光斗先生的发言分别如下。
黄万里：三门峡以下河道大家都不同意淤积，为什么又同意把沙淤在三门峡以上呢？我认为现在的办法是以上游堆沙来换取下游河道的不淤。水土保持工作即使完成了1005，清水下来还是要带沙，河床是动的现象。三门峡坝把黄河分成两大段，当然水土保持工作完成泥沙会减少了些，径流也可能小些，但总要带走泥沙，而淤积在上游，慢慢的造成上游地区闹水灾。等于说把现在的闹灾地位上移几百公里，时间错后了一些，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认为最好还是把泥沙一直排下去，上游水灾问题也能解决，三门峡水库寿命也可以延长，下游河道的冲刷问题也可以少一些，除非真是无能为力没有办法才留在水库里。坝下留底孔或采用其他的方法可以把沙排下去。
黄万里先生的观点是前后如一的，这个发言的开头部分显然是对修水库持反对意见，中间历数泥沙俱下之不可避免，最后再强调排沙之重要及坝底留孔。
张光斗先生发言如下：
清水下去有什么坏处呢？我还想不出什么坏的地方。
现在讨论中感到未知数太多，说不出一定怎么样最妥当，有人提出排沙，我认为如果不会使下游河道淤高的话，可以多排一些，水库寿命也可以延长一些。拦沙排沙哪样好？排沙的话能排多少？虽然经过计算或模型试验，都还不能使人完全信服，因此在这些方面不要把自己束缚得太死。关于综合利用的看法，我认为不一定非要面面俱到（不可沁如果某一项化（划）不来，就可以不考虑，还是同样是综合利用。问题不一定全能用计算说明的，还要靠一定的判断，在总目标之下慢慢抬高水位走着瞧，用运用中的事实修改计划。由于未知数很多，我们的工程措施也要有弹性才好，近期计划要不妨碍将来的发展。有了计划也不一定全能照计划办，要看发展的情况而有所调整。看上去这种想法似乎是摇摆不定，这是由于我们还不能掌握住它的规律，关于水土保持工作把握性不大，工作也非常艰巨，所以希望越早进行越好。
这是是次三门峡工程讨论会上，可以查证的张光斗先生的唯一发言记录，看得出来，这短短的发言里，在技术的层面上有一些模棱两可、让人莫衷一是的观点。唯一旗帜鲜明的是发言的开头：“清水下去有什么坏处呢？我还想不出什么坏的地方。”何来清水？只有把泥沙拦住黄河水才能是清水。拦在哪里？那就是筑坝修库了，然后才是拦沙，放出清水下泄。再者，在之前的一般性发言中，黄万里说“认为水土保持会使黄河水变清是歪曲客观规律，相反，出库的清水将产生可怕的急剧冲刷，防止它要费很大的力量”。而张光斗先生的发言与之针锋相对，白纸黑字不容置疑的了。
没有资料证明，在那个难忘的1957年的夏天，张光斗院士“是反对修建高坝大库的”，历史将会以大字记载三门峡工程的唯一的反对者是黄万里。而上书中央力主修低坝小库的温善章，当时还是年轻技术员，他除了坚持低坝小库外，还作了即便从今天看也是难能可贵的关于土地资源的分析：关中平原是棉花、小麦的产地，西北经济文化中心，还是华夏古文化的发祥地，地下埋藏着珍贵的文物。以发电论，高坝方案比低坝方案多45亿度，为之付出的代价是：增加70多万人的移民和250万亩土地的淹没，相当于发每千瓦电移民1人、淹没3亩地。关中平原有多少土地可供淹没？温善章还认为，只是用收还投资年限、抵偿年限、单位千瓦投资、单位库容投资来衡量工程的合理性是不够的，这只能说明资金上的合理性，而更为重要的因素是被投资对象的人文和社会性质，又该如何表现？
黄万里、温善章这样的国家栋梁之才，成了“右派分子”。
一顶“右派”帽子压不垮黄万里的硬骨头。
黄万里先生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从未放松过与治河相关水利科学的研究与著述，笔者在第14章里已有记略。而教人感到痛心与悲哀的是，以黄万里声名、学问之重，他的所有著作竟然都没有出版社公开出版，只是或者自己编印，或者由先生的学生和弟子筹资排印，真是情何以堪！就在黄万里女儿送我的《黄万里文集》中，笔者读到了几封信，录其一于后：
致水利部钱正英部长的一封信正英同志：
郑州开会期间，多承招拂，无任感荷！又承告知，辛白先生为我同族。返系后经查家谱，载有：“元一公生五子，长留句容，次徙湖广，三迁淮安，四由姑苏徙吴江路去崇明西沙黄家村，五随兄而东居嘉定清溪镇。传十一世至细一公。”宗侍卫，北宋亡后南渡，名黄彦元一公是春申君黄歇的四十一世孙。
元一公传十九世为雪谷公，定居川沙高家桥（高家行）元一公传廿八世为我一代。多以钟字排行。
今家谱称雪谷公家谱，雪谷以下有氏族详载。未见辛白先生是否出自嘉定一支？有便当趋候。若属同族，则当以宗嫂相称矣。
会中亲见嫂氏精明强干，分析总结迅速；勤劳工作，亲自奔走处理；真是难得的干才，国内少有的女强人。今余热尚炽，而退为闲职，于国家诚属可惜。退后还为长江黄河制订规划，足见爱国心切，长戈难歇。
可是私下询问同事，多有不满之辞：或不满于嫂氏撤销北京设计机构，或不满于独断孤行，甚至在技术上也一切先自决定，命令下属遵行。若然，则水利方面许多技术性错误，皆由嫂氏一人负责矣，岂不冤枉？按负行政总责者，责在执行国家既定政策，技术性决定只能由专业者作出，并负总责，因为他是内行。所以说，在行政上，外行必须领导内行，在技术上内行该由自己负责。外行的行政领导，硬要充内行去领导技术，就不免自找苦吃。
技术内行该由外行来作行政领导，那么领导除了掌握政策外，该认识哪些内行的事务性知识呢？下面三项似乎是不可缺的。这些知识只要有人讲清楚，一个具有进大学前的知识程度的政治家应该都能接受。所以一个政治家并不需要多少专业知识，今天可以当外交部长，明天可以当一经济部门的部长。国外就是这样。
1.要知道这一部门中北务的分类及各自的作用，其知识分类和基础知识学术。要能领会技术领导的非专业性的技术报告，要能识别专家和工客专业出身却无真本领的冒充专家按我国工界有工客、农有农客、商有商客、学有学客，他们都有一套装扮自己形象的本领，用来欺骗无知的政治家。一个真正的专家，例如水利专家，他们都是经历过实地测量、施工、（坐办公室挂名的不算）设计和规划，又有广博而深邃的知识，可能只属于其中一门，但却是老老实实，自知其知识的局限性，领导要从内心出发，真正地尊重他们。
2.要懂得工程或企业的步骤：规划设计施工运行。规划包括某项工程的可行性鉴定，只用简略的勘测资料就能定出工程的大概规模、造价、效益和经济价值，需要最高的知识。因为设计代价可达工程造价，若可行性不成立，就白费了设计；所以先作可行性考查，定甚取舍，可行才进行设计。
3.工程经济核算的一些简单原理领导必先懂得，才可能理解可行性报告的内容。
1980年以前水利部一些高级工程师声称，部内从未做过经济核算。他们不懂得工程本是一个经济问题，未经考核经济的工程，即使站住没有坍下来，若其经济价值不成立，等于买卖做成了，但是亏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