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里，妈从未有过一份长久的工作，是典型的家庭妇女代表。一张脸灰突突，从不用化妆品；衣服是夜市里淘来的大妈款，任腰间赘肉暴露得坦荡荡，也不肯费心藏一下。她没有爱好，没有朋友，没有文化，也没有梦想，每天伴随她的，只有电视、记账本和安眠药。
在我的心里，妈对家庭的贡献不大，只是一个吃的符号。她代表早晨六点半的豆浆油条，晚上七点钟的红烧带鱼和苦苣皮蛋花生米，深夜里的海鲜泡面和拌黄瓜，休息日里的酸奶杏仁巧克力和南果梨。
妈整天混迹于菜市场的热闹里，操着尖利的嗓门，不顾形象地和小贩激烈地讨价还价。多少次我跟在她的身后，刻意地保持相当的距离，闷闷不乐地想，为什么我的妈妈，不能像别的妈妈那样，说起话来轻声细语，烫时髦的大波浪，擦口红抹白粉，穿红色的修身毛衣、紧身牛仔裤，脚踩着细细的高跟鞋夹着公文包去上班，走过时带有一股令人回味的淡淡香水味？所以，在整个青春期里，我一边害怕妈一边嫌弃妈，像是一株不甘被埋没的植物，很叛逆也很用力地，向着妈的反面，拼命拼命地生长，我才不要成为她那样的人。
后来，我果真没有成为妈那样的人。
我知书达理、低调含蓄，凡事思考比行动在先，做事靠大脑，讲话靠理智。我十指不沾阳春水，嫌弃菜市场的肮脏与喧嚣，不屑懂柴米油盐酱醋茶。
我每天早上在健身房度过，晚上看新闻写博客。有一票喝咖啡谈人生的朋友，也有一个人独处的好时光。我读得懂卡勒德·胡赛尼和米兰·昆德拉，看得懂希区柯克和伍迪·艾伦，分得清《欢乐颂》和《蓝色多瑙河》，游走过尼亚加拉瀑布和纽约博物馆，知道霍金只有三个手指头能动，赫本和派克最后没有在一起，当年刺杀肯尼迪的也许不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
我任由自我膨胀到极点，自大地把自己当作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摊开光鲜亮丽的那一面，赌气一般展示给妈看。可是，妈却不那么在意了，她仿佛一夜之间就老了，老到皱纹爬满眼角，老到头发半白，老到再也没力气打我。
妈收起鸡毛掸子和扫把，不再逼我成为第一名，也不再把我的优秀满世界地炫耀给人看。她变得温柔慈祥，竟然有些不像她，当我把第一本书的著作权炫耀着拿给她看时，她甚至只是淡淡地说：“你喜欢的事，就去坚持吧。”
可是这并不能阻止我忘掉童年和青春期时的不愉快。我仍然习惯把自己时不时的敏感和自卑归罪给妈，我会残忍地拿“孩子遭毒打跳楼”“青春期少女离家出走”“花季少女自残”的新闻给妈看，妈总是一副抱歉的表情，拿着报纸反复看了一遍又一遍，自责，叹气，沉默。每当这时，我的心里会有一丝邪恶的快感。可我还是不懂，当年的妈，为什么会忍心对我那么苛刻呢？
我最终在心底原谅妈，不是因为时间的问题，而是搬家时从一堆旧相册里发现一本陈年日记。这本纸张发黄的日记本，零零碎碎地记满了大概妈三十几岁时每天所要面对的家庭琐事：今天家里买到了便宜的菜，明天孩子又要交补习班的钱，晚上打了孩子心情很难过，听说三楼的婷婷不念高中去深圳了，最近睡眠不好安眠药剂量又加了一倍……
日记本的最后一页，仿佛被泪渍浸润过的凸凹不平的纸张，矮胖松垮的字迹，在眼前一一展现：“夜深了，他还没有回家，作为一个女人，我的心在滴血……”就在那一刻，妈十几年前的生活，和我现如下的成人世界，仿若产生了一种共鸣，我开始能够体会也仿佛能够看到，从23岁开始，这个在贫穷中支撑起一个家庭的女人，沉溺在一种多么沉重的辛苦里。
她要独自面对拮据的生活和并不幸福的婚姻，在那么寂寞的时光里以泪洗面。可是她却从未想过逃离，而是擦干眼泪，转过头来依旧要保证孩子六点半的营养早餐、丈夫加班后的夜宵、干净的地板和透亮的窗户、银行卡缓缓上升的盈余……
妈那一代的女人，对于家庭比我们更有信念，牺牲是她们的一种本能。生活中，妈在生活里无限地看轻自己，那样地逆来顺受，而唯一的反抗是，不惜一切代价要让女儿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她不愿看到她的下一代，因为没有知识和梦想，困束于家门口的菜市场，和她一样迫于生活的压力，为一份菜价和小贩斤斤计较。她相信外面有她不曾感受过的美好，她希望她的女儿，有能力去更广阔的世界看一看。
那是让我多么难过的一个夜晚，摊开的日记，仿佛一扇穿越时光的窗，让我看到另一端日子里的艰难。晚风凉凉的，泪眼婆娑的我，欠了妈一个时代的温情。
我想，有一个故事，我忘了讲给妈听。
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有第四种笨鸟。它们生蛋后就收起一双翅膀，不辞辛劳地筑更坚实的巢穴，觅更多的虫子，在老鹰的盘旋下把幼鸟护在身后，一心一意地哺育它。等到幼鸟的羽毛长成，它就带它去飞行，任它翅膀扑棱，摔倒爬起，满身伤痕，直到可以放心地看着它在天空长久地飞行。终于有一天小鸟迫不及待地要离开温暖的巢穴，于是做妈妈的，看着那个曾经幼小的雏鸟飞向广袤的天空，最终变成一个模糊的小黑点，伸着脖子仰望的它是多么的骄傲与幸福，骄傲幸福到都忘了自己，它们早已听觉减弱，羽毛脱落，永久地失去了飞翔的能力。
妈妈啊妈妈，这真的是世界上最笨最笨的一种鸟。
离开家的这几年
始终相信：离开家，是为了更好地回家。
（1）
这一年的中秋节，我还是没能在家度过。朋友圈被合家团圆照刷屏，熙熙攘攘地挤满我三点五寸的手机屏。我照例不过这种节，月饼太贵，中餐馆爆满，晚上八点半后，到处都听得到华人把酒杯碰得叮当响的声音。印度邻居很友好地冲着我双手合十“Happy Moon Festival”，我失神地望向他身后升腾起的那片巨大的光明。南半球的月亮，圆润得有点做作，不像记忆中的那一个。
爸妈终于学会了用微信，他们小心翼翼地把握着时差，把生活里好的那部分直播给我看。我缺席了他们生命中的好几年，一些关于家的消息就只能依靠这种方式来听说。
听说老房子动迁了，全家二十几年的记忆，深埋在一幢气派高楼的根基里；听说爸妈在城市的最西端落了户，销售商赠送的门前花园，被种满扁豆和番茄，用来当作抵御城市雾霾的武器；听说爸妈布置了一间卧室留给我，床上还摆着我小时候的毛绒玩具；听说墙纸是我喜欢的嫩黄色；听说家里的虎皮兰开了花。我也听说，爸常常对着墙壁发呆，叹着气抱怨房间空荡荡，妈也在讲：“孩子小时候总吵着要个带锁的房间，现在好不容易住进了新房，她怎么却不在家啦？”
我从冰箱里摸出一块放硬了的蛋糕，坐在门口的石阶上疯啃，晚风嗖嗖地钻进袖口，挠得腋下痒痒的。我觉得我有点想家了，手中的巧克力蛋糕都有了莲蓉蛋黄味儿。
妈在微信上祝我节日快乐，附上一张月饼的照片，有点可惜地和我说，今年中秋节单位发了好多月饼，没你最爱吃的莲蓉蛋黄，都送人了。
我笑她老土，这边哪里有人过中秋，心里却暗暗地流着泪，妈，明年中秋节的时候，把月饼留我一份吧，豆沙的、五仁的，还是莲蓉蛋黄的，我不在乎，什么都行，我只想尝尝家的味道。
这是我离开家的第四年。
（2）
办理新的签证时，移民局要求我做一次彻底的身体检查。两天后的验血结果，医生很忧心地要求再做一次重新的检验。两管血抽下去，黏稠的暗红色，从臂弯的针孔中迅速地流走，又被打上我的标签。
几天后，我坐在医生的面前，他指着一堆难懂的英文词汇和数据告诉我：“你瞧这里，普通人体内铁蛋白的含量在20—170ng/ml之间，你在6以下……你的血糖值也略微高于正常值……”
末了，他摘下眼镜，很严肃地讲：“你怎么能把身体折腾成这样？”
我不敢打电话回家，几天前还很有信心地和爸妈讲：“不用惦念，我把自己照顾得挺好的，每天都做好吃的给自己，醋熘白菜、蒜薹鸡蛋、韭菜盒子……前天还和我的台湾同事学着煲了四物汤。”可事实上，我很少煮饭，高强度的工作量让我没有时间保证饮食规律，也失掉兴致去讲求营养搭配。
我的柜子里储存了太多的罐头食物，不同国度的泡面也堆了几箱。桌子上放了太久的麦片，深夜写作时饿了就随便抓一把，泡在冰冷的牛奶里，让胃去做温暖的工作，或者一杯接着一杯地灌着特浓咖啡，我把每一天都浸泡在高浓度的咖啡因里。
我攥紧体检报告，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在马路上，街口的桃花被风吹散，落在我头顶。
小伙子们开着敞篷的跑车，嬉皮笑脸地对着我吹口哨，音响里The Proclaimers（苏格兰本土风格的兄弟乐队）狂妄地嘶唱着：“And I would walk five hundred miles，and I would walk five hundred more……”
从远处走来的母女，女儿一手拎着超市的购物袋，一手牵着母亲的手小心翼翼地往前走，老妈妈不放心地翻开袋子看：“我们买对了吧，你爸爸不爱吃别的肉，上回我们就买错了，这次看着也不像对的啊？”女儿拉过袋子，语气明快确信道：“哎呀，这回买的肯定是对的，你就放心吧。”
我经过还在争执着的她们，觉得自己如同一块行走着的巨大的防腐剂。
那是我离开家的第三年。
（3）
我生日那天，邀请一票人到出租屋里庆生。
六点一过，屋子里就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洋酒——成箱的Heineken、Corona，大瓶烈酒Jim Bean、Jack Daniel's、Tequila，捆在塑料袋里没听过名字的红白酒……还有人自备了调酒杯和奇怪的佐料，站在椅子上哗啦哗啦地摇血腥玛丽。大家出国多年，作风洋派，只要有酒，在食物方面就毫不在乎，饼干、花生、干巴巴的爆米花，都成了打牙祭的下酒菜。
我们听80年代的摇滚，摇头晃脑，拿着酒杯乱碰。关于生活和感情的各种八卦散播在酒精里，有人说“lady gaga得了抑郁症，胖得像只猪”，也有人说“xxx的绿卡刚刚下来，听说都在这待了十三年了”，也有人喝着喝着就想起一段失去的恋情，掀起一小片的哭声。我和一群人跳着无名舞，比拼喝酒的速度，十秒钟一瓶335ml啤酒的速度，让我们的世界失了声也失了真。我看到有人喝完自己这杯，又把手伸向别人那瓶，有人恶作剧地往别人的杯子里混进烈酒，也有人在黑暗里毫无理由地猥琐暧昧。
直到凌晨，一群人的狂欢才散了场，留下我一个人，从热闹里抽离出来，对自己说句生日快乐。
整个房间一片狼藉，空的和半空的酒瓶倒下一片，饼干被无数双鞋子碾碎在地板上，不知谁的皮包落在椅子上，我的被子上沾着红酒的颜色，我开始无比想念一个家庭的生日派对。
妈会在我生日这天早早起床，穿越飘着柳絮的弄堂，去几个街区外的农贸市场买东西。她的手上拿着一张长长的购物单，在热情吆喝的小贩间仔细地挑选。她放进袋子中的带鱼，一定是最新鲜的，挑好的茼蒿，也一定嫩绿得不带瑕疵。她眯起眼睛和小贩讨价还价，小贩一副赔了本钱的表情，却又在妈的袋子里塞下几粒核桃。
爸会去订一个水果蛋糕，认真写一张祝福字条，叮嘱店家下午四点前一定要做好，回家后钻进厨房，手上接过妈买来的杂货。爸给肉喂好佐料，有人打来电话约他去喝酒，他嘴馋地拒绝着：“不去啦，今天姑娘过生日！”妈斜了爸一眼，在旁边，边唠叨边切着菜。
我就坐在他们的身边，喉咙里淌过冰镇的雪花啤酒，等不及一场家的盛宴。
那是我离开家的第二年。
（4）
不知为何中餐馆的老板娘总是嫌弃我，她总是在我的身后说：“笨死了，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