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雪拍打中我被惊醒，但不见了你的身影。
今天是我重返青藏高原后的第一天，昆仑山下荒漠上的那片无遮无挡的陵园，我必去无疑。像成百上千的把生命献给雪域疆土的军人一样，那儿也是你最后的归宿地。
当我站在昆仑陵园里一座早被无情岁月荡平，只留下一个墓碑的坟地前时，才发现在当年你生命消失的荒原上，如今也没有长出一枝一叶。
生活并没有荒芜40年，你的心却寂寞了近半个世纪。
同志，你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女文工团员，我这次来看你，一没给你带鲜花，二没给你带醇酒。生活的甘美你早已无法品尝，人间的冷暖你却时时感受得到。我受托将这件崭新的红色绒大衣盖在你的墓碑上，你不该再受凉了，昆仑山太冷，你离去那年穿的那些兵们的军大衣早就不保暖了。
朋友，你还记得吗？当时跪倒在你面前的一伙兵向你虔诚地赎罪，可是，你还是走了！
今天回忆起你最后那颤颤微微的歌声让我心碎……
那年的初春，我没记错的话是50年代中期。青藏公路通车不久，来自首都的一个慰问团踏上青藏线为沿线的军民演出。说是军民，其实每到一地就是为两家人演出——一是兵站，二是道班。那年月，吃、住、行，一切从简，两家人住的都是帐房，绣着草根的土块垒成一圈院墙，中间隔一道篱笆墙，左邻右舍住着军民两家人。慰问团每到一地的演出，都把场地选在两家门前中间的空地上，十几个演员，十来个观众，一对一的比例。演着、看着虽然都寥寥无儿，但是气氛相当活跃。这是青藏公路通车后由北京派往高原的第一支慰问团，团长就是我们的陈毅元帅啊！
为长江源头兵站、道班的那场演出非常成功，据当年在场的老高原回忆，陈毅元帅在演出前有个简短的讲话。他说，你们两家合起来就这么二十来个人，可是我们不小看你们，你们顶着世界屋脊上的半边天啦！我们慰问团理所当然地要给你们演好这场戏。讲毕，陈元帅就坐在前排的一个小马扎上看演出。身为慰问团团长的陈毅元帅，出发以来看自己团员的演出这是第一次。演员们的精湛演技，尤其是感情的十分投入，使我们的元帅十分感动。演出结束后，他不由自主地原地站起，又讲了几句话。他说，我接着刚才的话讲，我们的演员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据说他们来到青藏线后，每个人都不同程度的有高山反应，可是你看，他们刚才演的节目多么精彩。所以我今天来个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们的演员也是英雄，他们顶着世界屋脊上的另一半天，这样，咱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完整的天了，我们在这蓝蓝的天底下美好的生活着。
元帅不愧是个诗人，讲话带着浓厚的文学色彩。
元帅的讲话和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牛的故事，都凝固在了长江源头。
慰问团继续西行，却把一个女文工团员留在了源头兵站。她的高山反应十分严重，无法再到海拔更高的地方去演出了。那个年代医疗条件的简陋，是今天的年轻人憋破脑壳也想象不出来的。兵站和道班绝对不会有专职医生治疗女文工团员的病，老班长从纸袋里随便倒出几片可以包治百病的止痛片给她，就很不错了。当然更不可能有专车把她送到西宁或兰州去治病。惟一的办法只能在源头兵站等着顺路车捎她下山，如果没有顺路车那只有等着慰问团返回时再带上她回内地。这样的等待会有什么后果，谁都会想得到，可谁也不敢去想。
女文工团员就这样孤零零地留在长江源头。这本来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可是传到青藏线上的汽车兵耳里后，他们却当成一桩好消息到处传开来。这些兵们一年四季开着车在路上跑，难得见到个女人，更何况他们并不知文工团员是因病留在了那里。那些不安分的人便争先恐后地赶到源头兵站来食宿，为的是要看女文工团员一眼。
一块残缺的犁铧会变成挂在小学校树上的钟。患病的女文工团员啊，在高原兵们的眼里你绝对是一位下凡的仙女！
问题就发生在女文工团员留在兵站的第二天晚上。
那晚，站上住了5个汽车连队，包括接待室、食堂在内的所有空房都住上了人，这种情况过去从来没有过。晚饭后，兵们把女文工团员住的那顶帐篷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最初，他们只是想看看她，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她是个病人，并没有打算要她唱歌。当然，这绝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看“风景”，那样是不尊重女文工团员的人格。当时，女文工团员的形象像神一样耸立在兵们的心里，他们崇拜她，热爱她，想看看她穿的那身与一般军人不同的演出服，还有那顶缀着金丝带的军帽。自然，谁也不排除他们要看看她因了这身独特的着装，显得格外威武而漂亮的身段和脸庞。
谁都揣着如此美好的心事，可是谁都不愿意开口，更不好意思走进她的帐篷，打搅有病的她总不是件理直气壮的事。
女文工团员终于发现了帐篷外面有“情况”，她走出来，笑盈盈地对大家说：外面太冷，里面有火炉，请大家到帐篷里坐。
她满面春风，根本看不出有病在身。但是没有人进她的帐篷。这时天空飘起了雪花，雪地上留下了战士们洁净的脚印。
当女文工团员再次邀请大家进帐篷里暖和暖和时，终于有一个胆大的战士违背了兵们原先只想着她一眼的心愿，提出了另一个要求：我们想听你唱支歌！
没想，这个大胆的兵这么一提，众兵们也一时心血来潮，竟然跟着一起附和：我们想听你唱支歌！
女文工团员听了这话，稍有犹豫，张口想说什么却未吐出一个字。不是她想推辞大家的盛情邀请，而是她实在有难处。其一，她正患高山反应，浑身乏力，还发着高烧，唱歌的激情确实没有；其二，她是个舞蹈演员，唱歌绝非她的所长。但是，此刻女文工团员已经抛开以上两点原因不去想了，她在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了。这些兵们大都20岁左右，像她弟弟一样的年龄，他们不会有那些非礼的想法。她更知道这高原军营自打有了驻兵，恐怕谁也没有听过看过北京来的女文工团员唱歌。今天，她面对这么多弟兄们热切渴盼的眼神，怎么忍心让他们失望？
于是，她对兵们说：好！我答应给大家唱歌。不过，我提个要求，既然唱就唱同志们爱听的歌。由你们点歌，我唱。
她的话音刚一落，一个战士便大喊一声：冲呀——点歌开始！
战士们纷纷点歌。女文工团员这时完全消失了病态的神情，像一个等待出征的战士。
点的第一支歌是《康定情歌》，她唱了；第二支歌是《敖包相会》，她又唱了；当她唱第三支歌《十送红军》时，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时断时续地总算唱下来了。可以想象得出，一定是剧烈的头疼再加上高山缺氧使她痛苦万分。然而，那些热情而又粗心的兵们，只是专心致志地听歌，竟然没有留意到歌手情绪的起伏变化。他们继续一个接一个地点歌，要女文工团员满足自己的要求。
奇怪的是，后来女文工团员的高山反应奇迹般地消失了，她越唱越来情绪，越唱声调越洪亮。她仿佛从来都不知道自己还有如此出色的唱歌天赋。
唱完一支歌，掌声四起。掌声暂息，她又唱起来。
唱者不累，听者小厌。
她毕竟是个严重高山反应的病人，毕竟是在海拔近5000米的缺氧地区耗尽体力地唱歌。她累倒了，病倒了。
她躺倒在帐篷里后，就再也没有起来。
在生命之泉干涸之前，一只从夜空飞过的夜鸟掉下一片羽毛。有个兵有幸捡起了这片羽毛，它就是源头的一页历史。这个捡羽毛的兵就是后来成为作者的我：王宗仁。
直到这时，那些只顾贪婪听歌的兵们似乎才清醒过来，责怪自己惹下了大祸。他们抱着她的尸体痛哭不止，长江源头一片哭泣声，连山巅的雪莲花也仿佛在淌着眼泪。
这一夜，一向宁静的源头兵站，几乎彻夜在忙忙碌碌的嘈杂声中度过。兵们为他们并不熟悉却深深热爱着的女文工团员挖墓、做棺材、收拾尸体……在干这些事情时，每个人都带着深深的谴责。
天亮了，有十多个汽车兵纷纷脱下了自己的皮大衣，把女文工团员的尸体包了一层又一层，轮流抱着来到山中一个避风处，埋葬了。兵们说，她唱歌时穿的是演出服，太单薄，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一定会挨冻的，我们给她穿上皮大衣，让她去后十年、百年、千年也不再受冻。
兵们在坟前长跪不起，太阳把他们泪迹斑斑的脸照得那么灿烂。
她无名无姓，在遥远的长江源头孤孤单单地躺了四十多年。
我又一次把盖在墓碑上的红色绒大衣拿起，默诵了一遍上面的字：女文工团员之墓。然后又将红大衣盖在上面。
我对她说：
那一年，那些兵们送给你的十多件皮大衣，你穿的时间太久了，恐怕早就不保暖了。不久前，我在首都一所中学给同学们讲了你的故事，同学们都流泪了，他们说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姐姐（我纠正他们的话，说应该叫你阿姨）。没想，同学们却固执地说，不，她走的那年也就是二十来岁吧，地是我们的大姐。他们猜想你可能就是北京人，让我设法打听你家的住址，他们要去看望你的亲人。同志，我怎么满足孩子们的要求呢？你无名无姓，当年遇事时没一个亲人知道，说不定至今家里人还在打听你的下落呢！最后我只能收下同学们捐钱为你买的这件红大衣。他们说今年流行这种颜色，让你穿上图个吉利。
我擦了擦眼泪，接着说：
朋友，我亲爱的同志，你以后再也不会寂寞了。首都有这么多的孩子惦着你。还有，以后我会经常来看你的。长江源头是你永久的家，也是我们魂牵梦绕的家。咱们是一家人！
我停止了诉说，远处有牧羊女的歌声传来。朋友，咱们一起来听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