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道梁的地理环境以及山坡上的夫妻合葬墓
这个季节被白雪覆盖。
山很肥，河却流瘦了。
红红的如同火球一样初升的太阳萌动在草地边缘，欲分娩将分娩似的，这是她最生动、最美丽的时刻。天地间没有声音，连风儿也是静悄悄的。刚刚睡醒的草地上充满动感的藏羚羊闪电般一掠而过。
公路上来往的一半是汽车，一半是牦牛……
几乎数十年不变的五道梁的清晨又一次展现于我的眼前。
如果你以为我对这种印象的感觉十分惬意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算起来，五道梁让我不寒而栗的恐惧感在41年前就开始困扰我了。
说不上来是什么原因，我每次看五道梁的太阳，总觉得它是一颗伤心的泪珠……
海拔4818米的五道梁所处的地理位置很特殊，在中国恐怕惟有它是最自豪、最气派了：左手拎着昆仑山，右手拉着唐古拉。但是，你站在它的胸部向四处瞅去，却看不到山。天和地在这里吻合在一起了。风大且猛是出了名的，人们戏称：它一年只刮一次风，从大年初一刮到大年三十。
我从一份历史资料上得到这样两个数字：1954年青藏公路刚通车时，兰州大气研究所测定，五道梁的风是14级飓风，一年中的最低气温达零下40摄氏度。
五道梁是青藏高原800里永冻层的一部分，一年四季不管哪个季节，它似乎都没有生命的意识。
太阳结着冰，月亮锈蚀了。
结冰了，才有乡愁；锈蚀了，好长的故事。
它不是村，也不是乡，更够不上镇。二十几个兵的兵站和七八个养路工的道班，卷胳膊缩腿地窝在一个不算很深的小盆地里，兵屋和民房根本无法分辨，皆为清一色的半地下半地上的干打垒建筑。青藏公路从房舍中间穿过，房主们紧紧地关闭着门，窗洞用双层报纸或茅草扎的巴巴糊挡着，防止烟尘钻进屋里。茫茫荒原孤零零地住着这么一军一民两家人，日听风吼，夜闻狼嚎，能不凄惶吗？
我很熟悉五道梁的兵，不管是军官还是士兵，从他们身上我都能强烈地感受到无情的大自然对人类残酷不懈的蹂躏和摧残。他们一律赤黑脸膛，青紫嘴唇。手指关节肿大，指甲陷凹。这里的兵还有一个羞于启唇的缺陷——头发稀少，有的甚至成了秃顶。这是五道梁的水带来的恶果之一：
脱发。喝了这里的水引来的另一个恶果是：肚子发胀，剧疼。闹肚子闹腾得你立卧不宁，仿佛肚里存不住东西，吃了就拉。
五道梁屋顶的积雪，是在特殊气候下形成的结痂。
就我而言，并不在乎这里的自然环境有多恶劣，而是难以忘怀由此引发的我在后面要叙述的故事。我十分关注兵站对面山坡上的那座坟茔，它无论何时都牵连着我的思念，撞击着我的情感。这是一对夫妻合葬墓，丈夫像我一样是一位军旅作家，爱妻为他陪葬。几十年来，只要重返高原，我每次都要去墓前祭奠我所敬重的亡人。站在这合葬墓前，我觉得我必须抛弃年轻时一度坚信人可以战胜一切的定论。是的，也许人能战胜一切艰难困苦乃至打败一切对手，但是，有时人往往自己把自己打败。
1998年盛夏，我又一次踏进可可西里草原，走进了五道梁。
草因季节的流失而变白。一群牦牛在楚玛尔河畔吃着变白的草。当我拐下公路，向那座墓地走去时，老远就瞅见有个人影静静地蹲在坟前，低垂着头。虽然风很大，我仍然能听见抽抽泣泣的哭声。
谁？警惕之余我似乎还有一种期待。
我脚步很轻，但又不可能不惊动哭坟人。那人果然抬起头望了我一眼，噢，是个藏族中年女人。之后，她又低下头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得好伤心我已经站住了她身边，她根本不理会。我弄不明白藏家女人与这两个亡人是什么关系，便问：
“大姐，你在这儿长跪不起，哭的何人？”
她抹去脸颊的泪水，抬头望望我，反问一句：“你是谁？”
我如实告诉她：这里埋葬着我敬重的战友。
“你们认识？”中年藏女眉头舒展出一缕惊喜。
“当然认识！当年他们夫妻在青藏公路沿线是众人皆知的人物。”
“那你一定知道一个人！”她的话语非常自信。
“谁？”
“德吉梅朵。”
我马上明白过来，上前一把攥住她的手，说：“你就是德吉梅朵？”
她点头，泪水夺眶而出……
在德吉梅朵不厌其烦地唱着语录歌时，她就是太阳下的一棵小树。
那个年代，你到了青藏高原，如果不知道德吉梅朵的存在，那不仅仅是件遗憾的事，而且有人会作为一种过错而不饶恕你。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德吉梅朵是精神支拄的象征。
她是属于那种聪明绝顶的女孩子。仅仅8岁，就会唱语录歌，但是只会唱一支歌：《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藏女特有的那种粗犷的甜声，再加上曲调本身的魅力，这歌儿从她嘴里流出别有一番滋味，使许多歌唱家都望尘莫及。
总之，很棒！
进出西藏的人在五道梁兵站歇脚时，都会无一例外地看到在兵站营门旁是有半人高的水晶石矿上，有一个穿着小军装的藏族女孩不厌其烦地对着每一个人唱歌，就是那支《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在她唱歌时许多人都有一个感觉，就是那块水晶石矿在歌声的颤动中闪闪发光，好像印证一种无形的生命存在于人世间。
水晶石矿是汽车兵从唐古拉山开采来的，原先准备用它做材料把“副统帅”那句最时髦的名言砌在兵站的营门之上。后来不知何故，这事被搁置了。水晶石矿暴晒荒野半年之久，蒙上了一层沙土。最后，不知哪位高参的谋划，水晶石矿被德吉梅朵踩在脚下，成为兵站的放歌台。
一直到今天，我还认为，在所有的语录歌里，数《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最富有人情味。那段语录本身很精彩自然是一个方面了，最主要的是曲子谱得十分有韵味，其中几处弯儿拐得格外生动，有一种把人拐进云山雾罩的世界里突然又跃入阳光灿烂天地里的感觉。也许这就是艺术作品的独特魅力吧！在五道梁这个让人们望而生畏，因而被称为“青藏高原鬼门关”的地方，唱这支歌显然是经过了精心挑选的。谁选的？我想大概不会是德吉梅朵。她只有8岁，还缺乏这种识别能力，但是她却能把这支歌唱出不同寻常的感情：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小梅朵在唱歌时，小河里一半流着水，另一半冻着冰。
她有异于众多的唱语录歌的歌者。一是她目不识丁，藏文汉字均不会；二是她不用本民族的语言唱，而是用汉语唱。人们无法理解，她怎么能把那么冗长而又政治性很强的语录及滑音、拐弯频繁的曲调如此流畅地唱下来，又是用她并不熟悉的汉语？
要知道德吉梅朵唱的歌有多大的作用，这只用过往汽车兵的一句话就看得明明白白了：她的歌声把高山反应唱得远离我们了！
在没有树阴的荒原上，德吉梅朵用歌唱表示着她就是太阳下的一棵小树。
小梅朵戴着红色小宣传员的桂冠在青藏线上出名了。
先是省报热热闹闹地报道了她的事迹，接着首都的电台、报纸也把她当个人物宣传了一番。
小梅朵仍然还不会写字，甚至不会认自己的名字。有人把“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几个字写出来送到她面前叫她认，她红着脸说：“那些字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它。”
时光老人的背上驮着一个戴着金丝边眼镜的年轻军官，来到了五道梁。他是个大学生，也是五道梁有史以来第一个有这样学历的人。30年后的今天，我仍然坚持我的这个看法：他的到来，使五道梁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别的暂且不说，就他用半是抱怨半是关爱的口吻对德吉梅朵说的那句话便够让人琢磨的了。那是他到这里的第一天，听了德吉梅朵唱的语录歌以后，他把她从水晶矿上领下来，拍拍她的后脑勺，说：
“孩子，唱累了吧？”
小梅朵先是点了点头，马上又摇了摇头。
“上学了吗？”
小梅朵又摇，摇头。
他又说：“孩子，咱不忙着唱歌，先学认字，有了文化还愁唱不好歌儿吗！”
德吉梅朵这回既不摇头也不点头了。
他不再言声了，沉思了片刻，便迈开大步朝兵站前面的旷野走去。寒风搅动着他投在天地间的身影，把五道梁的冬天拦腰剪断。
走远了，他回头看时，小梅朵又站在了水晶矿上，唱起了歌。荒野上没有太阳只有歌声在苍茫辽远的高原上飘荡。
他站在老远的地方，背朝兵站沉思着……
他就是新上任的兵站站长柳毅。
大尉站长的名字在《解放军文艺》上频频亮相，谁也没有想到他是被逼上文学这条道上的。
雪山没有因为多了个柳毅而增高几寸，季节河的水也没有因为来了个新站长而减退几分。那时，他在五道梁当他的官，我在噶尔木开我的车。我们都在青藏高原，又似乎都不在青藏高原。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没过多久我竟然情不自禁地对柳毅产生了敬佩之情。事情的起因是我读了《解放军文艺》上刊登的他写的那篇散文以后。当年的我，把能在全军全国一流刊物上发表作品的作家，看成跟伟大领袖一样了不起。
记得好像是1963年秋冬交替的日子，飘着大雪的噶尔木所有的路都消失了。午休时我踏着深雪专程到邮局买来了一本带着浓浓墨味的新出版的《解放军文艺》。翻开目录我本能地把目光射在一个标题上：《飞雪催春》，我有一种本能的感觉，这篇散文肯定是反映青藏军营生活的。我不顾飞雪打湿刊物，一边走路一边读了一遍。散文写的是在一个多雪的冬季，通天河兵站徐站长离开长江源头去北京疗养的路上，发生在青藏公路沿线几个兵站像春潮一样足以能把人的心帆鼓胀的故事。作品角度新颖，语言富有生活气息。能看出来，它绝对出自一个有相当文学功底的作者之手。可是，这篇散文的作者柳毅，我根本不认识，也从未听说过。那时，我已经是一个在青藏线上小有名气的战士作者了，对于活跃于青海西藏两地的主要作家，大都比较熟悉，有的虽未谋面，却神交已久。惟有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柳毅，使我一下子觉得自己跟青藏高原有了距离。
大雪悄然落地，声音很响。
后来，当有人告诉我柳毅是一个大尉军官，在五道梁兵站当站长时，着实让我大吃一惊。
我又把《飞雪催春》研读一遍。
我仍然为那个年代能出现这样出色地反映青藏高原军营生活的好作品而高兴，又为作者是一个大尉军官而百思不得其解。
对文学痴迷如醉的我，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个想法：当面去求教柳毅。
那个时候，官兵之间、上下之间的界限格外森严，像我这样一个连队的汽车司机（后来提升为准尉副排长），实在少有见到大尉军官的机会，即使有了机会，有没有足够的勇气去见，仍然要画一个问号。
荒原深处的山被黛色的云块罩着。
紧接着，我又从《解放军文艺》上读到了他写的另一篇散文《莽昆仑》和小说《雷站长》。柳毅在我脑海里的形象随着他发表的作品篇数的增多而不断变得高大而神秘。
对于柳毅发表的散文作品，开始我并没有别的想法，只感到他给了我一种学习创作的满足。大概只是一瞬间的事，我突然变得很悲观了。青藏线上出了一个大手笔，还会有我们这些小人物的天地吗？我并不承认自己的自信心受到了挫折，但我确实有一种威胁感。
见到柳毅则是两年以后总后青藏办事处在噶尔木召开的一次创作会议上，他被指定在会上发言。按我的想法，不说长篇大论吧，起码他可以敞开胸怀把自己的创作体会，给包括我在内的他的崇拜者好好谈一谈。但是，我失望了，他的发言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根本不提创作的事，却给与会者汇报了一个兵站站长一天的作息流程。从起床号一响到熄灯号消失，他把角角落落的事都掏出来亮在大家面前，惟独没提到文学。他讲了清晨到车场为出发的车队送行，讲了中午和炊事员为吃晚餐的过往人员包饺子，讲了后半晌带着四个兵到公路上拦车去看望山中抛锚的汽车兵，讲了半夜里他怎样点燃了客房一个熄了火的取暖炉……未了他说，要当兵站的站长离不开大家的监督，我真诚地希望得到同志们的帮助。当时乃至后来较长一段时间，我都纳闷：
他怎么能这样介绍创作体会？难道这样一个埋头于站长业务工作的人能写出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的作品？真正理解了他这个发言是在我离开青藏高原若干年后，那时我渐渐读懂了生活与创作的关系，也就读懂了柳毅。今天我多次对我的同志说，柳毅是个称职的站长，他没有欺骗自己使命，他才是个真正的作家。
正是在那次会上，我从别人嘴里知道了有关柳毅的一些背景材料。
他本来在首都北京工作，是某高级军事机关的一位首长的秘书。在1959年庐山那场政治斗争中，他的不经意使他犯了所谓的大错，说了几句在当时认为不该说的公道话。
他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处分，被贬到了五道梁。从一个可以堂而皇之地出入高级军事机关营门的显赫人物，沦落到西北的山野荒漠，谁能说这不是从天堂掉到了地狱？
他是被逼上文学这条道的！我这样想，别人也这么说。
这时，原先我对他的那股敬慕之情陡然间为深深的同情所代替。他是一个背着沉重十字架的作家！
柳毅是个悲剧人物。柳毅又是一个强者，一个站在缺氧的4818米处绝不示弱的顽强奋进者！
就是这样一个多重性格的柳毅，后来，在他身上发生了那么凄惨的事情，这是善良的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当然，这与他的妻子有关……
一朵亮丽的云彩出现在五道梁上空，大学讲师在小木屋里教小梅朵认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