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仅仅是一些小小的困难。自从1943年初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后，它的主管单位一国民政府教育部，就将这个单位忘了。艺术家们在沙漠绝塞之中夜以继日地劳作，却半年时间领不到工资。接二连三地发电催要，一概石沉大海。无奈之中，给梁思成去了一封电报，请他帮助查询一下。梁思成立即去教育部査问，教育部推到财政部。又到财政部去问，财政部査了半天，回答说并无“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这样一个单位，倒有“国立东方艺术研究所”的经费，因地址不详，无从汇款。梁思成一听，十分愤慨。肯定又是哪位老爷或小姐打麻将打得发了昏，将“敦煌”写成“东方”！而正是这些写不来“敦煌”的蠢货，却主宰着学贯中西的艺术家们的命运，你还有什么办法？！
工资寄来了，研究所里又有了笑声。尽管他们的生活条件是那样差：董希文、潘紧兹、李浴、乌密风这些才华横溢的青年画家都住在马棚里。那是什么样的住处哟！在马棚的一侧有一个极大的土炕，艺术家们一个挨一个地挤在一起，头和脚互相磕碰，实在比监狱里的通铺好不到哪去。一张从庙里搬来的油渍斑斑的供桌放在土炕前面，供艺术家们作画，写诗，练书法。而另一侧则是牲口和草料。这些天国的使者们白天在黑乎乎的洞子里临摹，晚上就闻着马粪狗尿的味道，在牛马驴骡咀嚼草料的伴奏声中呼呼人睡。
吃的面要自己磨。艺术家们像牛似的拉着磨盘，将小麦、玉米、糜子磨成面粉，然后自己动手揪面片子，做杂面馍馍。没有筷了一，从沙漠里砍来一簇红柳条子，一折两半。上至常书鸿，下至窦占彪，每人一双，一直用到1949年9月30日。偶然从城里买一点肉，如果是夏天，驮到半路匕就被沙漠里髙达五六十度的气温晒臭了。
然而就是这样的生活，并没有吓倒这些当代的达摩祖师。只要有一点点草料，他们就能挤出新鲜的奶汁。特别是董希文，那种为艺术拼搏的狠劲，常常使常书鸿感动得落泪。这个性格倔强的青年，几乎是丟魂失魄地畅游在中华古代的艺术之宫里。两年多的时间里，没有洗过澡，甚至没有痛痛快快地洗过一次脸，也很少理发，蓬乱的头发披散在肩匕，脸上的胡子足有一尺长。皮肤晒得又黑又粗糙，衣服裤子磨得到处是洞，补丁打了一个又一个。偶然照照镜子，自已都不认识自己了，被同事们戏称为野人。然而正是这位“野人”，却最大限度地摄取了敦煌艺术的精华，从而形成了自己熔中西画风于一炉的独特风格。董希文是学西洋绘画的，他吸收了敦煌壁画色彩鲜丽、画面明亮的特点，将之樣进油画的创作之中。在解放后所作的名画《开国大典》就完全摆脱了西洋油画的程式，抛弃了一边明一边暗的阴影法，而采用敦煌壁画中的渲染法，使人物的面部有了立体感。色彩的使用上也学习敦煌壁画的办法，面部不用黑色，不留阴影。而衣服也只用一种颜色，从而使整个画面显得凝重、浑厚。
特别使常书鸿感到欣慰的是，陈芝秀自从到了敦煌，一扫路途中的忧郁沉闷，又变得热情奔放了，灿烂辉煌的敦煌艺术，使得这位年轻的雕塑家欣喜若狂。在巴黎学习的时候，陈芝秀所看到的西方雕塑都是单色的。而敦煌的千荨佛像却全是金碧辉煌、色彩斑斓的彩塑，集雕塑、绘画、装饰艺术于一体，简直美极了！那一座座佛像，一尊尊菩萨，有的丰满健壮，有的亭亭玉立，衣饰不但华丽而且非常开放，袒胸露腹早已不是洋人的专利。神态更是妙不可言，远不是“庄严生动”四个字可以概括的。这么说吧：有一千个人参观，便有一千种不同的神态；有一万个人参观，便可以留下一万种不同的印象。这怎能不使天性活泼的女雕塑家激动不已呢？她在一个又一个洞窟中欣赏观摩，流连忘返。她和丈夫兴奋地互相切磋探讨急切地交流新发现新认识。在常书鸿的鼓励下，陈芝秀又开始了雕塑创作。
就在这时候，研究所来了一位年轻的退伍军人。此人名叫赵忠清，是酒泉的一个熟人介绍来的。
赵忠清背着一支驳壳枪，精神抖擞地走到常书鸿面前，脚跟一碰，给研究所所长端端正正地敬了一个军礼。“哪里人？”“浙江诸暨。”“哟，那咱们是老乡了。”
大漠孤洲中遇到老乡，常书鸿心里先有了三分喜欢。于是拉起了家常：
“今年多大了？”“31岁。”“还很年轻嘛。”
常书鸿指了指土沙发，让他坐下。“诸暨什么地方人？”“枫桥镇。”
“呀，”常书鸿儿乎叫了出来，“这真太巧了！陈芝秀也是枫桥人。”急忙把陈芝秀叫出来。几句寒暄之后，两位枫桥老乡已经用家乡土语聊上了。
常书鸿分配年轻精干的赵忠清担任研究所的总务主任。艺术家为自己找到了一位得力的帮手而心中暗喜。开始一段时间，赵忠清也确实在大伙儿面前露了两手。研究所四季见不到肉，他便持枪跨马，在沙漠中打黄羊给大家吃。每当年轻的总务主任髙扬马鞭，风驰电掣般地从沙尘中出现在大伙儿面前，将一只只肥硕的黄羊扔下马背时，陈芝秀的眼里便隐隐约约地闪现出明亮的光彩。她和小同乡的关系日渐亲密起来。
而此时，赤诚的艺术家却一心扑在敦煌事业上。那样多的积沙要清除，破旧的洞子要修补，一些重要的石窟要安上木门，至于壁画的临摹，文物的研究，工作量就更大了。常书鸿早晨5点多起床，晚上一两点睡觉，每天劳作十八九个小时，一上床就鼾声大作，根本顾不上去关心体贴自己的爱人。对于身边悄悄发生的微妙变化，更是毫无觉察。他忘记了他的妻子原是一个生性活泼、喜爱浮华的女人，长期的法国留学生涯，使她更习惯高雅而又摩登的生活。她像法国妇女一样，每天都要涂脂抹粉，化妆打扮。她喜欢穿高跟鞋，穿裙子，穿旗袍。潇洒的风度，艺术家的气质，使她显得既年轻又漂亮，无论走到哪里，她都是一朵出水的芙蓉。从兰州到敦煌，一路所经州郡府县，只要她披着波浪式的长发，步履轻捷地款款而行，便会引起街上穿着肮脏的黑布棉袄的市民们的围观。就是在堂堂的甘肃省会，陈芝秀所引来的回头率也是破纪录的。她常常为此而感到骄傲。
可是现在，在这个荒无人烟、风沙蔽天的地方，陈芝秀的昔日风采一去不复返了。由于工资经常拖欠，艺术家们常常面临着食不果腹的境地。而陈芝秀的家乡浙江诸暨，却是有名的鱼米之乡。她又出身于大户人家，从小吃惯了大米鱼虾，而在敦煌莫高窟，她所能享受到的，除了沙子和紫外线，就是无边的寂寞了。即便生了急病，也无法可想。有天夜里，一位青年画家突然髙烧昏迷，大家急忙备了牛车，送他到50里之外的县城去看病：青年画家吃力地睁开眼睛，含泪对常书鸿说：“所长，我死之后，你一定要把我好好地埋在黄土里。千万不要把我埋在沙子里！”牛车走后，陈芝秀失声痛哭起来。她不知这种日子还要熬到几时？她深知这不是一年两年，也不是三年五年可以结束的。她的丈夫已经铁了心，要和敦煌长相守，甘愿服张大千所说的“无期徒刑”，而她却一天也待不下去了。她的精神已经垮了。
就在这时候，她的小同乡赵忠清乘虚而人，向这位南国美人展开了攻势。她病了，恹恹地躺在破庙的土炕上，常书鸿顾不上照顾她，赵忠清就十二分殷勤地照顾她。她想吃鱼，他专门骑马到酒泉去买。她想喝鸡汤，他就提着枪到戈壁滩去打野鸡。问寒问暖，关怀备至。后来他将手长时间地搭在她的额上，说看看她的烧是否退了。而这一切，常书鸿都没有察觉。这种时候，陈芝秀便珠泪涟涟地向赵忠清！顷诉自己的不幸，而赵忠清也就趁机将她的手拿在自己的手里，百般地安慰她，奉承她，鼓励她离开“鬼见了都摇头”的敦煌。
他们形影不离了，在林子里散步，在洞子里密谈，甚至进城去玩。他们的行踪瞒过了满身佛气憨厚无比的常书鸿，却瞒不过别人。大家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谁也不愿意向常书鸿说破，人们不忍心去刺激这位“入定”的敦煌艺术的圣僧。
一个偶然的机会，研究所所长进城去办事，顺便到县商会的陶会长家里坐了坐。陶会长一见常书鸿就问：“你们所里是不是有个姓赵的？”“有哇。怎么了？”“哼，那不是个东西！”
看看所长先生一脸迷惘的神情，陶会长便告诉他：有一天黄昏时分，他从大什字路过，亲眼看见赵忠清和陈芝秀手拉着手，十分亲密地从电影院走了出来……
常书鸿一下蒙了，立即骑马返回莫高窟。喊来赵忠清质问，那家伙涨红了脸，低下头一声不吭。常书鸿下是明白了一切。他不愧是一位电术家，在处理赵忠清的问题上也表现出独特的风格。他不再刨根问底，弄个水落石出，也不狗血喷头地骂姓赵的（可爱的艺术家一辈子不会骂人）他叫来由警察转为工人的窦占彪，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将赵忠清驱逐出境，立即执行。窦占彪响亮地应了一声“是”！便气呼呼地喝令赵忠清骑上马背，窦占彪骑上另一匹马，手持猎枪，怒目圆睁，一路骂不绝声。两个钟头之后，已将“牲口下的孽种”驱逐出“境”了。
艺术家想得太天真了。所谓“驱逐出境”，只不过是将姓赵的赶到了县城。那里已不是研究所的“国土”。于是狡猾的兵痞便住在县城的旅社里，通过各种渠道和陈芝秀暗中联系。
有一段日子，陈芝秀表现得十分反常。人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位靓妆丽影、风度翩翩的女艺术家，而是一个披头散发、目含怒火的“繁漪”。她和常书鸿无休止地吵闹，动辄摔碟子掼碗。常书鸿再三抚慰劝解都无济于事。她明白无误地向丈夫摊牌：要她，还是要莫高窟？如果要她，马上打点行装，全家人回江南水乡；如果要莫髙窟，那她只好远走高飞了。可敬的大画家此时依然认为妻子只不过是一时想不通，说说气话罢了。时间一长，她心上的疙瘩自然就会解开的。
果然，一段时间之后，陈芝秀变得平静了而旦是异乎寻常的平静。常书鸿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一天晚上，陈芝秀向丈夫提出要到县上去看病，顺便买点东西，说话时心平气和，柔声细语。常书鸿也没多想。第二天早上，常书鸿让窦占彪驾上牛车，送妻子到县城去看病。临行时，陈芝秀将4岁的儿子紧紧地搂在怀里，亲了又亲，然后交给丈夫。大车轱辘沉重地碾过了三危山，远处突然传来女雕塑家撕心裂肺的嚎哭。
好几天过去了，陈芝秀没有回来。每天黄昏时，常书鸿领着孩子，爷儿三个站在高高的山坡上，望眼欲穿地向着烟雾迷蒙的县城遥望。“老师，”董希文悄然来到常书鸿跟前，“您不必再等了。”“唔？”常书鸿回过头来，茫然地看着自己的得意门生。“师母她……”董希文欲言又止。“她怎么了？”“她……她不会问来了！”“为什么？”
“老师，”董希文望着脸色陡变的常书鸿，“您要不生气，我才给您说。”“你说，你说，”常书鸿忍着内心的伤痛，“我不生气。”几天之前，也就是陈芝秀去县上看病的前一两天，董希文在林子里散步，忽然看见上寺的小喇嘛拿着一封信，鬼鬼祟祟地从陈芝秀的住处走出来，神色十分慌张。他喝住了小喇嘛，软硬兼施，又破了一点财，小喇嘛才把信交给了他。据小喇嘛说，他已为陈芝秀和赵忠清传递过好几封信了。“我估计师母不会回来了。”董希文说着，把截获的信件交给了常书鸿。常书鸿拆开一看，呼吸立即变得急促起来。这是陈芝秀和赵忠清商量出走的“联络图”。
常书鸿把孩子委托给董希文，急匆匆地骑了一匹快马，向敦煌县城疾驰而去。到县城已是半夜。一打问，赵忠清和陈芝秀一大早就乘汽车离开了敦煌。常书鸿箅了算，汽车当晚必定在安西住宿。便又打马向安西奔去。月光惨淡，夜幕深重，戈壁滩像死一般的沉寂。荒原上除了野狼之外，还经常有强盗出没。一些夜行的旅人被土匪抢劫后用绳子勒死，草草地埋在沙丘里，成为千古冤魂。但是此刻常书鸿已经顾不得许多了。他必须在天亮之前赶到安西！必须在安西的旅社里截住他们！于是这个风高月黑的夜晚，辽阔无垠的戈壁滩上，出现了一个文弱书生旋风般打马狂奔的剪影。
赶到安西后天还未亮。急急地到车站旅社打听，说是那辆汽车已经开走了。开向何方？好像是玉门。可曾有女的？有，长得很漂亮，就坐在司机旁边。失望和疲倦袭来，他几乎要倒在地上了。但他不能跌倒，孩子们还在等着妈妈。他匆匆地喝了一点水，又跨上马背，向着玉门追去了。头在发晕，手在打颤，心房评枰地跳动。白云急速地向头顶涌来，大地一起一伏地波动着，好像海浪一般。天在旋转，地在旋转……
他整整在玉门油矿的医院里昏迷了三天三夜。醒来后得知，当他重重地摔下马背时，是好心的地质学家孙建初和工人兄弟救了他。那天上午，玉门油矿的创始人孙建初带着几位工人在赤金一带找油，发现一位书生模样的人从马背上摔下来，不省人事，便急急地将他抬上汽车，送到医院抢救。从这一刻起，两位中国西部荒原的杰出开拓者，便成了心心相印的挚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