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底，常书鸿携儿带女，历尽艰辛回到重庆。此时，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都到南京和上海发闰难财去了。重庆几乎没有什么人上班。每到一个单位，人家的脸上都刻着四个字：免开尊口；艺术家不死心，联络了向达、陈寅恪、梁思成、徐悲鸿一帮敦煌艺术的忠贞卫士，在报纸上写文章，发呼吁，先把舆论造起来。十分幸运的是，著名学者傅斯年此时代理朱家骅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先生对敦煌艺术颇感兴趣，对敦煌遗书的研究亦有心得。常书鸿找到他，向新任的研究院长汇报了几年来他和他的学生们在大漠绝地孤军奋战的情形，请求恢复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建制。傅斯年听了以后十分动容。时间不长，就正式宣布敦煌艺术研究所归中央研究院管辖，为研究院的一个所。在傅斯年的亲自过问下，常书鸿奔忙了好儿个月，购置了大批图书资料和设备器材，又从陈诚处要了一辆美制十轮大卡车。接着便招兵买马，扩充实力。由中央大学教授吕斯百推荐，招聘了中央大学艺术系毕业生郭世淸、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刘缦云；由国立艺专王临乙教授推荐，招聘了该校毕业生凌春德；又在四川省立艺专招聘了图案系毕业生范文藻和该校青年教师霍熙亮。四川省立艺专教授沈文福夫妇也一起搭车前往敦煌考察。途经兰州，又遇上了重庆国立艺专毕业生段文杰。这位青年艺术家自从两年前在重庆观看了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之后，便深深地爱上了敦煌艺术。一年前，他辞别了新婚不久的妻子，从四川步行到甘肃。到了兰州，才知道敦煌艺术研究所已经撤销了。但他不死心，就一边在兰州挑担卖水，一边等待着机会。现在研究所又恢复了，便跟上常书鸿，来到他朝思暮想的圣地。从此他便一头扎进敦煌艺术的研究之中，为敦煌学回归祖国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继张大千、常书鸿之后，我国最优秀的敦煌学家。至于一路行程，那就可想而知了。那辆所谓美制+轮大卡车，原是战场上退役下来的旧车，停停走走，走走停停，两个月之后才到达敦煌。刚到县城，大卡车就彻底“休息”了。常书鸿和他的弟子们抑止不住兴奋急切的心情，不等天晴路干，就踩着厚厚的积雪，奔莫高窟而来了。
提起这段如烟的往事，已经退休多年的范华老人眼里噙着泪花，无限感慨地对我说：“当常书鸿在飞雪漫天的戈壁滩上出现时，我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当时谁都觉得他不可能再来了。他那样一个大画家，南京、上海，哪里还找不到好工作！为什么一定要到沙漠中来吃苦？他自己就不说了。可是孩子们也跟着受了罪。他第二次来敦煌时，又把一双儿女带上了。那时嘉陵才5岁，正是快上小学的时候，可是莫高窟周围没有学校，就把孩子的学习给耽误了。沙娜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学习可能也就耽误了。嘉陵后来一直找不到工作，还是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作的沙娜把他弄到北京，学会开车，当了司机，至今还是一名工人。如果常书鸿不来敦煌，他的儿子肯定会得到很好的教育，说不定已经继承父业，成了有名的画家哩！”说到这里，老人停下了，浑浊的目光里闪现出点点火花。我感觉到，他此刻正在一往情深地重温着50年前的生活。
“还有，”老人接着说，“常书鸿如果这次不回来，莫高窟也就完蛋了。”“噢？”我望着老人，停下了手中的笔。
“你想想，当时是什么形势？没有多大工夫，解放战争就开始了，国民党节节败退。那时河西一带驻满了马步芳的军队和中央军的溃兵，许多国民党特务也逃到了敦煌。这种时候，谁不想到莫高窟捞一把？一些美国文化特务也跑到敦煌来，想重温华尔纳的美梦。要不是常书鸿带着大家死死地守住洞子，闻名世界的敦煌壁画早就被这些兵匪特务剥光了。”
听着范华老人激动的话语，我似乎更深一层地理解了为什么人们要称常书鸿为“敦煌的保护神”了。
在常书鸿这次重庆之行中，还有一件十分意外的趣事：途经兰州时，为了展示两年多来的工作实绩，向敦煌艺术的故乡——甘肃的父老兄弟汇报，艺术家特地举办了一次“常书鸿父女画展”，展出了常沙娜临摹的三四十幅敦煌壁画，以及自己的二三十幅以少数民族为题材的油画和速写。展览期间，一位来自美国的老妇叶丽华——她当时正在露易！艾黎设在甘肃山丹的工合培黎学校教书——观看了常沙娜所临的各时代壁画的摹本后，对这位聪慧伶俐的少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当即向常书鸿提出：可否让她带沙娜到美国去深造？学习期间的一切费用由她负担。常书鸿考虑了一下，觉得孩子还太小，尚无独立生活的能力，便婉言谢绝道：“叶丽华女士，非常感谢您的好意。但沙娜只有十三四岁，是否过几年再说？”不想过了三年，1948年夏天，这位可爱的女性竟又找到千佛洞来，要常书鸿回答三年前的问题。艺术家经过几天几夜的反复思考，终于答应了这位美国朋友的要求，让她把女儿带到美国去了。沙娜去美国之后，在波士顿美术学校学习，并结识了斯沫特莱和爱泼斯坦等友好人士。新中国成立后，沙娜和一批爱国的留美学生回到祖国，多年来一直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现为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央工艺美院院长。
1947年初秋，对常书鸿来说是一个终生难忘的季节。在这个清风明月、瓜果飘香的日子里，一位对艺术家的人格才华仰慕已久的四川女子风尘仆仆地从成都赶到敦煌，给常书鸿带来了人生的厚礼。这位端庄清秀的才女名叫李承仙，是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助教。她的父亲李宏惠曾是孙中山同盟会的第7位签名者。她的伯父李瑞清则是张大千在上海学习书画时的老师。这位名门出身的青年艺术家为常书鸿矢志不移的精神所打动，孤身一人不远万里来找她心中的偶像。她给常书鸿带来了张大千转托的礼物：一套日本松本荣一著的《煌画研究》，上面有许多张大千阅读时的朱笔批语。显然，这是老朋友送给他的极其珍贵的礼物。李承仙不仅给常书鸿带来了大千居士的礼物，而且也带来了她自己对艺术家的一片痴情。八月十五月儿圆的时候，这对“敦煌痴人”在皇庆寺的土屋里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从那一刻开始，不管是在阳光明媚的春天，还是风雪严寒的冬日，这对相亲相爱的知音一直风雨同舟，相依为命，携手度过了漫长的半个世纪。在常书鸿所髙髙扬起的敦煌艺术的大旗上，也有着李承仙的汗水和心血。
1948年8月，由500余幅临摹壁画组成的《敦煌艺展》在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展出。开幕那天，蒋介石冒雨前来参观，并留言称赞。于右任、陈立夫、孙科、胡适、傅斯年等知名人士及各国驻华使节均参观了展览。嗣后又移至上海展出，观者更加踊跃，反响也更加热烈。郑振铎先生向常书鸿提出，可考虑由他联系一些热心敦煌艺术的人士，出版一套彩色的敦煌壁画册。资金很快就筹集到了。正在制版期间，教育部的一位司长突然来找常书鸿，拿出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亲笔信（这时敦煌艺术研究所又划归教育部了），要常书鸿将全部蓽本从速送往台湾展出。常书鸿立即去找郑振铎商量。郑振铎笑了笑，意味深长地说：“展出是假，弄走是真。大家都知道你是敦煌的保护神，这回就看你的了。”
常书鸿连夜将摹本包扎好，分别交给在上海的李承仙的姐夫朱惠康和在杭州的大哥常书林，让他们妥为保管，然后托朋友搞到一张去西北的机票，神不知鬼不觉地飞到了兰州。等教育部过几天再去旅馆催促时，常书鸿已经辗转回到敦煌，在皇庆寺的土屋里召集全所职工，商量着如何用血肉之躯保护神圣的国宝了。
在兰州已经解放、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撤退到酒泉以后，对于作战一窍不通的常书鸿披挂上阵，像一位将军似的指挥着手下的几十号人马积极备战。他们在石窟群最髙的130、156、159号洞子里储存了干粮、咸菜和水缸，准备了大量的石块和沙袋。保卫人员手持破旧的步枪，在石窟周围日夜巡逻，准备迎击敢于来犯的国民党溃兵和土匪特务。马步芳的散兵几次前来抢劫，都被洞子里射出的子弹和震耳欲聋的呐喊吓退了。
1949年9月22日，从城里打探消息回来的窦占彪告诉所长：敦煌已经解放了。常书鸿带着弟子们冲上9层楼，用力地敲响了明代大铜钟。浑厚的钟声随着人们的欢呼在沉睡千年的峡谷中回荡。这时，山外忽然传来了汽车喇叭的声音。常书鸿举目望去，只见身着灰色军装的人民解放军分乘三辆汽车，正飞快地朝着莫高窟驶来。车头上鲜艳的红旗迎风飘荡着，像是早晨的霞光，映红了远处的山峦。
新的曙光
阴历八月十五，莫高窟的月亮特圆，特亮。远离尘世，空气净洁得能捏出水来。婆娑的柳枝下面，放着几张从庙里抬出来的供桌，上面摆满了常书鸿和他的弟子们亲手种植的鲜桃、脆梨、大红枣、哈密瓜。刚刚摘下来的瓜果，还沾着露水呢！桌子周围是一张张年轻、生气勃勃的笑脸——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全体同仁，正在兴髙采烈地欢度解放后的第一个中秋佳节。前来接管研究所的西北军政委员会文物处长赵望云坐在一个树墩上，低头闭目，聚精会神地拉着板胡，为大家演奏“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的陕北抒情曲调。一曲过后，大画家又拉起了欢快的“达坂城的姑娘”。常书鸿兴之所至，戴了一顶维族小花帽，跳到场子中间，和李承仙跳起新疆舞来。滑稽笨拙的舞姿引来阵阵笑声和掌声。
一阵急骤的马蹄声打破了欢乐的气氛。头上冒着热气的窦占彪跳下马来，将一封电报交到常书鸿手里一他刚刚从县城赶来。常书鸿打开一看，是国家文物局郑振铎局长发来的急电：“经中央研究决定，为配合抗美援朝，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北京举办一个大型敦煌文物展览会，请速携带全部敦煌壁画摹本和重要经卷文物来京筹备为要。”
常书鸿和赵望云交换了一下意见，事不宜迟，决定连夜进行准备。大伙儿分头行动，检点了六朝写经、唐代绢画，以及1948、1949两年临摹的各种壁両代表作品和专题小品，装满了两大皮箱，分驮在两匹马上。凌晨4时，当黎明前的雾霭布满三危山时，常书鸿和赵望云已经跨上马背，策马飞奔在茫茫的戈壁滩上了。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听着耳边呼呼的风声，迎着东方满天的朝霞，常书鸿忽然想起了王昌龄的《从军行》。一千多年前的这首唐诗，用来形容他此吋此地的心境，那是再恰当也不过了。
“书鸿，”赵望云放松了缰绳，和常书鸿并排走在一起，“郑振铎先生你认识吗？”
“不但认识，而且相当熟悉哩。”
“唔？”
1924年的一天，20岁的常书鸿正在杭州梅花碑旧书店翻书，忽见一位长袍眼镜先生夹着一个大包袱走了进来。包揪里装着刚刚收购的明清善本。书店老板王以仁悄悄告诉常书鸿：“这就是有名的西谛先生，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的主编。”郑振铎也为这位目不斜视、专心致志看书的青年所吸引，笑吟吟地问常书鸿：“你喜欢《小说月报》吗？”“喜欢，喜欢。”
“那很好，”郑振铎拍着常书鸿的肩膀说，“我以后给你寄几本。”过后不久，常书鸿果然收到了郑振铎寄来的《小说月报》和《东方杂志》。而常书鸿对文学的喜爱，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