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大统一以后，形成了“四海今一家”的新局面。因此唐代壁画中出现了多如繁星的各族各国人物形象，他们弥足珍贵的衣冠服饰也就一起留在了敦煌壁画上面。根据段文杰的考证，那些身穿盘领窄身小袖缘袍，腰束革带，足登乌皮长鞔靴，头戴各式毡帽、绣帽、毡笠、浑脱帽的人物，大多是葱岭以东疏勒、龟兹、吐谷浑、髙昌等地的民族。而那些着卷领窄袖长袍或披毡裘、穿豹皮靴、戴卷檐毡帽、双耳垂环、浓眉虬髯的人物，则多系葱岭以西中亚诸国的民族。至于那些身穿窄袖袍或贯头衫、足登乌靴、高鼻深。虬髯鬈发、赶驼驱驴奔忙在丝绸古道上的“胡商”，则系西亚民族特别是波斯民族无疑了。
另外，敦煌壁画中还有南海诸国的人物服饰：面部扁平，眼大唇厚，鼻孔朝天，肤色紫黑，裸体跣行，斜披锦巾，穿短裤，绫锦缠腰，项饰宝珠璎珞，手脚均佩环钏。这就和西域各国的服饰迥然相异了。
段文杰的研究再一次被迫中断了。由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背信弃义和三年自然灾害”，敦煌文物研究所职工的口粮了降到了每月十几斤。每天就半斤杂粮，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副食。正值中年，又在迸行着繁重的脑力劳动，这样一点点热量如何维持得住？他感到头晕眼花，体弱乏力，动辄一身身地出虚汗。为了研究考证一个问题，他常常往返于各个洞窟之间，脚下就像踩着一团团棉花。有时摔倒了，半天爬不起来，就躺在沙地上思考。远远地看上去，就像是一具木乃伊。
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召唤，妻子龙时英带着儿子从四川来到了敦煌。这完全是一段20世纪孟姜女寻夫的佳话。结婚不到一年，段文杰就告别妻子，奔赴心中的圣地，从此面壁一十二载，比达摩祖师还多了两年。解放前的那些年头，山高水远，道路阻断，加之经常领不到工资，段文杰纵有万种柔情，也无法回家探望妻儿老小。解放了，条件好些了，他又一头扎进工作。敦煌的艺术家们告诉我，段文杰先生是一个“怪人”，为了艺术，为了事业，他可以完全彻底地牺牲自己，包括家庭和爱情。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殉道者。就像是一匹负重远行的战马，翻过了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走过了一个驿站又一个驿站：目标永远在前头。他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总是感到任务没有完。心里老是默念着：等临完了这批壁脚，我就冋家，等搞出了这个课题，我就回家。但是敦煌的壁画是那样多，492个洞子，20多公里长的画廊，能够临完吗？1600年灿烂辉煌的历史文物，什么时候研究到头？然而段文杰不想这些，他只是埋头耕耘，因为他是一头立足于中华大地的黄牛。
为了举家团聚，更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龙时英毅然辞去了小学教师的工作，领着年幼的孩子，一步一颠，从花团锦簇的天府之国来到“黄河远上白云间”的荒凉世界，和分离十余载的丈夫相会了。
女人的胸膛是世界上最宽阔的海洋。内心孤苫寂寞无依的段文杰从妻子如水的柔情中得到了温暖和安慰。她用自己的双唇舔干了丈夫滴血的心灵。多么善良的女人！尽管下车伊始，“好心”的人们就告诉她，她的丈夫是个控制使用的“分子”，要她和他划清界限。供她只是模棱两可地笑了笑。她才不管那么多呢！她只认得他是她男人——这就够了！每天晚饭之后，一家三门手牵手，排成横列，大摇大摆地在窟区的街面上散步，用四川方言高声地谈笑，让每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对“革命群众”示威？对了，龟儿子们，有点这意思！
丈夫的耳朵都饿干了。勤劳的四川女人养了一窝兔子。为了给兔子寻食，她每天要跑一二十里路，到戈壁深处去挖野草。沙蒿子、骆驼刺、黄花草，都是她篮屮的宝物。兔子长大了长肥了，她却晒得又瘦又黑。每次杀了兔子，她把两只大腿和胸脯上的肉留给丈夫，剩下的肉让孩子吃，自己却只喝一点兔汤。一段时间之后，段文杰的耳朵轮变红了，脸上也有了血色。于是研究工作又开始了。
他接着研究敦煌壁画中五代以后的服饰。五代宋初的“时服”是揆衫、揆袍。除了官吏，农夫、商贩、奴仆、舞位等皆着“四揆衫”和乌靴、戴头。而幞头已从软角发展为展脚、交脚和朝天式了。幞头最初只不过是包在头上的一块布，后面扎两个斜角。“五代渐平直”，到了宋初，“平施两角，以铁为之”，逐渐变为后来的乌纱帽了。我曾向段文杰先生请教：宋代的幞头（即纱帽翅）为何那样长？段老莞尔笑道：“那是为了防止大臣在上朝时交头接耳。”可见其研究之精之细。那个时期女人们的服饰基本上沿袭了晚唐妇女大袖裙襦、白纱笼袖之制，但襦袖之大远远超过了唐代。《五代史》里说：“近年以来，妇女衣饰，异常宽博，信费缣绫，有力之家，悉衣锦绣。”头饰也更为复杂，“绣面”、“花颜”，都超过了前代。尽管那是一个分裂和民不聊生的年代，享受起来却比强大的唐王朝还厉害。
公元11世纪初，西夏人占据了敦煌，统治河西180余年。那一时期敦煌壁画中的服饰，基本上是在唐宋袍衫之制的基础上，加上党项民族服饰，形成了“文职则幞头靴笏，武职则冠金贴云缕冠、银贴间金冠、黑漆冠，衣紫旋镧，涂金束带”的制度。由于李元昊下过“秃发令”，敦煌壁画中的西夏人大多不蓄长发。后来成吉思汗统一了中国，在衣冠服饰上“近取金宋，远法汉唐”，制定了一套“法服”。同时也保留着蒙古民族服装：“质服”和“毯衫”，戴笠帽，双耳饰环，耳后垂发髻，穿六合鞋。这就给敦煌壁画留下了多民族国家衣冠服饰绚丽多彩的特色。
对于段文杰先生的《敦煌服饰》，我们只能作这样一些蜻蜓点水式的介绍。这部博大精深光照后世的著作，竟然是在戴着“罪人”的帽子，顶着难耐的饥饿，在一双双虎视眈眈的目光逼视下写成的！需要交代的是：这部著作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服饰的研究内容，填补了世界服饰史研究方面的许多空白。解放后一直致力于历代服饰研究的沈从文先生就从段文杰的研究里获得了不少帮助。应该这样说：段文杰先生的《敦煌服饰》，实际是一部色彩斑斓的中国1600年多民族社会的文明史！
“文革”开始后，更大的厄运降临到段文杰的头上。他被作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第一批“残渣余孽”，从职工队伍里清除了。这个残酷的打击，使得龙时英的神经彻底崩溃了。在经受了夫妻分离10多年的煎熬之后，才刚刚过了几年平静的家庭生活，而她为此付出了辞掉工作的代价。尽管她的丈夫在作出了重大的研究成果后，没有得到一点唾沫星子的夸奖和赞誉，更没有得到什么鲜花和奖励，仍然在夹着尾巴埋头耕耘，但她已经知足了。她不需要弦目的光环和热烈的掌声，她只需要作为一个人的最起码的生活：家人团聚，不饿肚子。然而现在，连这点最低的要求也被打得粉碎了。她患了狂想型精神分裂症，披头散发，神魂不定，眼睛失去了光彩。龙时英去世以后，段文杰常常在想：我如果当时不看张大千的展览，或者看了展览之后不冲动，不只身一人到敦煌“苦修”，或许生活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一家人定会热热火火平平静静地过一辈子。每当想到这里，浑浊的泪水便会溢满老人的眼眶，他觉得自己对不起善良的农家女子龙时英。但是这种念头只是一闪而过。他坚信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他的人生道路没有走错。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为了千古不灭的敦煌艺术，他的牺牲是值得的。现在，当敦煌学已经回归祖国，敦煌文化的研究在世界各地掀起一个又一个浪潮时，龙时英如果地下有灵，一定会感到极大的安慰。
段文杰被开除公职后，研究所“革委会”本着伟大领袖“给出路”的方针，给他指出了两条路：回老家种地，或者到敦煌当农民。段文杰选择了后者。原因很简单：敦煌农村离莫高窟近些。他将自己半生积累的书籍全部捐献给了研究所资料室，又以每公斤4分钱的价码卖掉了一些破烂家什，便卷起铺盖锅碗，赶着一辆牛车上路了。
大半生和笔墨纸砚打交道的文弱书生，哪里会赶什么牛车！起先他还和“革委会”的新贵们交涉过，希望能派一辆卡车，将他的家当送到农村去。但被新贵们冷冷地拒绝了。
“不会赶？赶一赶就会赶了！”一位年轻的“革委会”成员嘴角上露出嘲讽的笑意，“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