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对刚刚摘广帽子没有几年的艺术家夫妇，又一次遭到了灭顶之灾。在敦煌县革命委员会召开的万人大会匕，李其琼因在戴帽子期间偷偷地临摹壁画而被押上了审判台。孙儒涧理所与然地接受了陪斗。对他俩的处理是：再次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开除公职，遣送回家。孙儒涧的眼泪直往肚子里流。多少年来，自己起早贪黑，爬髙下低，修复了多少壁画，修补了多少佛像，加固了多少崖面，筑起了多少栈道，没有休息过一个礼拜天，元旦春节都在劳动，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即便没有苦劳也不至于有罪呀！怎么现在又要戴上帽子，打人十八层地狱？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为了孩子们的将来，他咽下了苦泪，连夜去找军代表求情。他向军代表说，是否能法外开恩，他们夫妻俩只戴一顶帽子？如果两人都戴帽子，二个孩子如何做人？回老家之后，我们还要种点菜，养几只鸡。我们得挑着担子去卖菜，卖鸡蛋，要是戴了帽子，挑葱卖菜就不方便了。5尺高的汉子，著名的建筑学家，说着说着抽泣起来了。军代表动了侧隐之心，最后只给李其琼戴了帽子。
被遣送回老家后，公社把他们安置在一个牛圈里。圈门打开了，里面站着两头水牛，一股臭气扑鼻而来。孙儒涧愣住了，就住在这里？我们一家5口？他自嘲地想到：这下可真住进牛棚了！“还看什么？”李其琼提了一把铁镐，高髙地扬了起来。唉唉，这个倔强的女人！十几年来，无论多么恶劣的环境，她的腰杆子都挺得直直的，决不向群小低头。她翻来复去告诫自己也告诫丈夫的一句话是：咱们自己千万别倒下去。在莫高窟，人家打了多少年她的“态度”，就是打不掉这位女艺术家的傲骨。现在，面对着厚厚的牛粪，面对着熏天的臭气，她又坚强地举起了铁镐。
挖地三尺。积年的牛粪被清除了，一缕阳光从打开的窗子里射了进来。当孙儒涧和孩子们还在汗流浃背地安置家当时，李其琼已经在一个刚刚垒起的灶上开始煮稀饭了。就剩下一点点米了，他们已经身无分文了。两位学者辛劳多年，唯一的财产就是成箱成柜的书籍。离开敦煌吋，为了筹措路费，他们以每公斤6分钱的价格，把这些耗费了半生积蓄的书籍卖掉了。几千公里路程，要吃要喝，还免不了头痛脑热，那一点点钱早就花光了。
这时候，门口围满了人。听说村里来了“反革命”，大大小小的山民都来瞧热闹。一张张憨厚的面孔上凝阇着好奇的神情。他们眼睛一眨不眨地观察了全过程。他们感受到了一种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人格力量。慢慢地，他们的脸上出现了困惑的神情：这就是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吗？山民们的表情由好奇变为了同情。不知是哪一位大嫂开的头，有人端来了泡菜，有人送来了大米，有人提来了干肉。都不说话，默默地放下东西，悄没声儿地离去。那些纯朴的眼睛里传递着不尽的意思：没关系，安心生活吧，大伙儿会照顾你们的。
唉，家乡的亲人呀！李其琼——这位在历次运动中没有掉过一滴泪的硬气女子，望着身上打满了补丁的山民们，眼眠里涌满了热辣辣的泪珠。他们也是有良心的人，他们不会辜负乡亲们的厚意。他们要以自己的专长为家乡做出贡献。当时四川农村正在大搞水利建设，到处劈山修渠。孙儒涧毛遂自荐，当了生产大队的技术员。短短几年时间，他领着一帮家乡的年轻人炸山打洞，修建了一条又一条水渠，昔日的荒山坡变成了茶山和花果山。李其琼戴着“帽子”，不便显山露水，便偷偷地教村里失学的儿竜识字、画画、学文化。连一些在校的娃娃，下了学也要来跟她阃画。小小的牛棚成了书声琅琅的学堂。
1972年夏天，韩素音女士访问了敦煌。回到北京后，她向周总理反映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问题：1952年以前参加工作的专家学者全被清洗了，世界瞩目的敦煌莫高窟只剩下一些毛头小伙子在吆喝。周总理指示甘肃省落实政策。那一年的隆冬，一位年轻的军代表从敦煌来到四川，向孙儒涧夫妇宣读了敦煌县革委会的决定：摘去李其琼的右派分子帽子，孙儒涧、李其琼恢复公职，即日间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
这一下可炸开了锅。父老乡亲们来了，公社县上的干部来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劝孙懦涧两口：不要去！不能去！那个鬼地方，心还没有伤透？落实政策，四川也可以落实嘛！安排工作，家乡也可以安排嘛！干部、教师、工程人员，由你们挑。如果农村呆不惯，可以把户口办到城里去。山清水秀的成都平原，难道还不如胡天飞雪的戈壁沙漠？你们说话啊，说话啊！一双双充满深情的眼睛，一张张巴望恳求的脸。
李其琼的眼泪直往壯子里流。太感谢你们了！我们怎么舍得离开你们，怎么舍得离开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可是，可是……她的嘴唇动了几动，话就咽在肚里了。她不忍心说出来：敦煌虽然是飞沙走石的不毛之地，我们一家人也受尽了凌辱，但是九九归一说到底，那里有我们的事业，有我们的圣地，我们的心永远在那里。
起程的日子快到了。家家做了豆花饭，打了酒，有的还宰了鸡请孙儒涧一家去做客。山民们说：回到敦煌，可别忘了我们，别忘了我们啊！起程的那一天，全村人扶老携幼来送行。山头上，山坡上，大路边，站满了穿着汗渍斑斑的单衣夹袍的山民。寒冷的山风将他们的鼻尖吹得红红的。小伙子和姑娘们提着敦煌人的包包担担，送过了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孙儒涧望着那环山的层层水田，那一坡坡的茶树、果树，不禁百感交集。那都是他和家乡的亲人们共同用汗水浇灌的啊！为了心爱的事业，他却不得不离开自己亲手装点的河山，去到那遥远的大漠深处，那翻来覆去整过他们的地方。
他们行色匆匆日夜兼程赶到了柳园。下了火车，已经是夜里两点了。一家人立即感到了刺骨的寒冷。呼啸的北风铺天盖地而来，气温下降到零下30多度。四川的冬天不太冷，他们上路前都没有穿棉衣。此刻身上的那点衣服就像薄薄的纸片，寒气直往皮肉里钻。赶紧找个旅馆，暖和暖和吧！军代表建议说。然而孙儒涧、李其琼却坚持连夜赶回敦煌。太思念了！整整3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无论在田间劳动，还是在牛棚反思，他们都没有忘记敦煌，没有忘记临蓽飞天时留在壁画匕的手温，没有忘记夜间归来时踩在沙石小路上的脚印，更没有忘记他们一块砖一锨泥修筑起来的条条栈道、层层台阶。
他们拦住一辆大卡车。那是往南山运煤的汽车，要路过莫髙窟。年轻的军代表当仁不让地坐到了温暖的驾驶室里，孙儒涧一家5口爬上了高高的煤车。空旷的原野上，卡车迎着尖利的夜风，急速地向前驶去。孩子们浑身不住地发抖，冻得缩成了一团。特别是最小的孩子一他们唯一的儿子，当时还不满10岁，只穿一条单裤，车子尚未开到敦煌，腿就已经失去了知觉。一检查，冻成了急性关节炎，后来又发展成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笔者采访时，他们告诉我：儿子的心脏病越来越重了，需要换双瓣人工心脏。否则生命就难保了。那么他们后悔吗？不，不后悔。任何高尚的事业都是要作出牺牲的。我想，这也许就是那种和生命连为一体的敦煌情结吧？
笔者见到孙儒涧和李其琼时，他们已经是70岁的老人了。这对夫妇退休多年，在兰州分配了宽敞明亮的住房，本来可以不再去敦煌工作了。但他们离不开敦煌，一年有多半年时间在敦煌的陋室里生活。两位老人手挽着手，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每天都上洞子临摹。在阴冷的洞子里一坐就是七八个小时。我在洞子里找到了他们。暗沉沉的光线中，两位慈眉善目的老人端坐在壁画前面，手中的画笔轻轻地移动着。他们的神态是那样凝重，神情是那样专注，分明已经坐化了。一时之间，我竞分辨不清墙上和地下，究竟谁是佛爷，谁是菩萨了。
甩着羊鞭望敦煌
和李其琼、孙儒涧不同的是，贺世哲和施萍婷是一对年轻的老革命。早在共和国诞生之前，他俩就已经驰骋在解放战争的沙场之上。尽管那时候他们还只有十几岁。朝鲜半岛的硝烟将他们连在了一起。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里，贺世哲是年龄最小的情报参谋。那是几座废弃的金矿洞子，洞顶的渗水还滴答滴答地掉着，身穿粗布军服的彭德怀就在这里指挥着百万大军和以美国为酋的“联合国军”进行较量。空闲时间，彭德怀司令员喜欢到旁边的洞子里转一转，和部属们聊聊天。有一次，他摸着贺世哲的光头，眯缝着眼睛问：“小鬼，几岁了？”
“报告司令员，咱19岁。”贺世哲挺胸立正。“哪里人？”“陕北延川。”“什么时候参的军？”
贺世哲又一个挺胸立正：“报告司令员，早了！打日本鬼子的时候咱是儿童团。打胡宗南的时候，咱就参军了！”
彭德怀忍不住笑了：“嗬，硬是不简单呢！小小年纪，就已经是老革命了！那么以后呢？等打败了美国鬼子，你想干什么？”
贺世哲不假思索地大声回答：“上大学，学文化，建设新中国！”彭德怀眼里溢满了笑意：“好！好！有志气，不愧是喝延河水长大的。”
与此同时，施萍婷正在另一个山洞里紧张地刻制蜡板，油印战报。她比贺世哲小两岁，刚满17。1949年5月浙江金华解放的第二天，还在初中上学的施萍婷就参军了。然后便进军西南，转战巴山蜀水。抗美援朝的战斗刚刚打响，她就随着“雄赳赳气昂昂”的旋律，跨过鸭绿江大桥，投人保家卫国的战斗之中。江南水乡的少女，行军时挑一副担子，一头是油印机，一头是收音机。她虽然只读了两年初中，却有着良好的文学天赋，文字水平蛮强。所以就编辑、审稿、改稿、刻字、油印一肩挑。
停战后，她和贺世哲一起回到祖国。1956年，她又和贺世哲一起考上了兰州大学。因为她没有到过西北，对大西北有一种神秘感。巍巍的祁连雪山，广袤的腾格里沙漠，神奇瑰丽的敦煌莫高窟，强烈地吸引着浙江才女的心。
然而就是这样一对革命夫妇，这样一对出身贫困，出生人死，满腔热血的青年知识分子，却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成了敦煌县家喻户晓的现行反革命！本来，兰州大学毕业后，他俩并未分配到敦煌工作。贺世哲在兰州艺术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担任助教，施萍婷则在该校教务处搞文字工作。恰好当时兰州艺术学院的院长由常书鸿兼任。一天，常书鸿把施萍婷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问她：“你愿意去敦煌工作吗？”施萍婷问：“要我去干什么？”
常书鸿说：“敦煌别的什么人都不缺，就缺你这样能吃苦的人，也缺你这样搞文字工作的人。”
老院长早就看中这位经受过战火考验又写得一手好文章的女同志了。从他殷切期望的眼神里，她知道他在等待着她肯定的答复。施萍婷重重地点了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