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题材的文学创作似乎不如前几年那样叫响。又有人补充说，不仅仅是这类文学，就整个文学来说，也进入了马鞍型的状态。如何分析这种复杂的现象，成为人们关注的重心。
以“潮涨”、“潮落”的观点来评判文学现象之短长，似乎不太有力。潮落之后是潮生，浪涌涛急，来势汹汹只是水势潮位的标示，而不是鉴定水质的标尺。改革生活方兴未艾，改革题材文学潮落浪歇如果不是正常的，那么仅仅满足于汹涌澎湃，也未必是正常的。因为，对文学现象的审美判断离不开对相应的社会历史发展的正确把握。
改革题材文学的产生，作为社会历史变化在文学中的反映，是新时期以来社会生活重心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无论是某种浅近的文学功利观点的影响，或是近距离观照生活时往往产生的粗疏、浮泛，抑或是作者殷切热情之心带来的某种浮躁激烈的审美评判的偏失等等与生俱来的不足，并不足以否定它作为一种特殊的合目的文学现象，对于民族、社会的伟大变革予以文学和审美观照的历史意义。同样，它既成为这一历史运动的文学总结，也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推动历史的美学动因。这或许是反映改革生活的文学为千百万读者瞩目和认同的一个原因。
问题在于，改革题材文学发展历经了若干年后，生活、创作和文学观念发生了极大变化，如果还是局限于它的社会功利价值的正反评价上，它的文学功用和美学价值的认同臧否上，它在反映生活方面同其他文学题材的优劣短长的评判上，就难以对它的发展流向正确把握，也不利于它的发展深化。
一般认为，改革题材文学以《乔厂长上任记》为发轫，而基于作家敏锐的艺术目光、责任感和“文学的良心”，一大批叱咤风云、披荆斩棘、弄潮于改革洪流中的铁腕人物或开拓者形象应运而生。文学中的乔光朴、傅连山、陈抱帖同生活中的步鑫生、贝汉廷、马胜利一道走来，充溢时代进取者的雄风锐气和奋发者的智谋韬略，社会生活的改革图强事业同文学中的高扬创造精神、开拓意识融汇合流，一时间文学高唱改革风流歌、进行曲，“新人”形象、“开拓者家族”，在新时期文学的人物画廊中熠熠闪光。
改革作为一场深刻的革命，所触发的纷繁矛盾必将使人们对这场历史运动进行多层次的审视。于是，文学在反映改革大业艰难图成时，揭剖时弊、激浊扬清，由过去塑造改革者形象、以“树起一面耀眼的旗帜”来激励投身改革事业的热忱，唤醒人们的参与意识，到认识到改革的艰难，进而展现深重的社会历史和现实，文学开始“热衷于”写改革的悲剧、某项改革计划的功败垂成，在反映改革事业必要和迫切的同时，反映改革的维艰和历史的繁难。因此，在作家笔下，除了乔光朴、车篷宽似的大刀阔斧的英雄，还有如金凤池等另一类人物。后者并非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政治家、改革者和引领改革伟业前行的带头人，他们只是改革风暴裹挟冲刷下的“芸芸众生”。既定的生活习惯使他们在新生活变故面前显得惶惑、惊恐以至思想行为悖离时代主潮，但他们的出现是改革深刻发展的文学结果，表明文学逐渐由风风火火的政治和经济的层面转入对人生和人生的剖视，对作为改革的生力——人自身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道德情操等人生情态的省视。
改革向纵深发展必然触发作家对人生心态行为作不断深化的审视，对历史文化的深刻反思。改革题材文学因之摆脱狭隘的功利眼光，寻找发展和深化，强化自身的历史意识和审美意识。与此同时，社会生活中改革斗争揭示的种种矛盾，引发的各种思想行为的变化，端端绪绪，时时触发人们对多变的世相情态穷根究底。从现实生活中追寻历史动因，从历史中反顾现实。从一定意义上，这种对于改革时代的生活作历史的和文化的思索，使改革题材的文学逐渐增多了文化气息和历史精神，因而使它实际上已跨入了一个新阶段。即由注重社会政治的矛盾的揭示，警醒世人到对改革进程的繁难和艰辛的剖示，到从历史文化的内蕴上寻求参照，开掘民族精神和历史活力。这种变化在文学形态上表现为由显到隐，由著而微。于是，人们出自厚望殷切，较多注意的是它们的不足，对其处在渐变过程的发展轨迹略而不察了。
从时间上看，这种变化到1985年前后有重大转机。同新时期文学整个潮流一样，改革题材文学此时绽放出簇簇新枝，形成改革题材文学的全方位景观。也许没有前些年乔光朴、武耕新那些典型人物及其轩昂之气，却也少了那种遗世独立、孤愤傲强的性格，而那自《乔厂长上任记》以来惯见的某种模式和樊篱也在渐渐消除。这种标志，一是在题材的拓展上更趋生活化、多视角，写改革之于人心世态、风俗习尚的变化，出现了《阴错阳差》、《远雷》、《假释》、《名医粱有志传奇》等小说；二是从历史从纵向梳理剖析改革年代的种种流弊，揭示民族精神的内涵，重铸和高扬富有活力的民族神韵气脉，比如《人生》、《老井》、《陶》等小说；再是随着人的主体精神的确认，人生价值的重新认同，文学的改革题材同改革精神趋同；对人自身的审视，包括对生命的崇敬，对价值观念、友爱纯情的升华和提炼，使作家越发愤激于悖离时代精神和人生真谛的封建伦理，大声呼唤人心的友善理解，同赴现代化事业的创造精神；例如这一题旨就在《井》、《阁楼》、《五·一九长镜头》等小说中出现。这一时期，改革题材文学题旨内蕴上的深沉厚重虽然并没焕发昭然的反响，其奔涌之势却在更宽广的河床中流泻，以其空间开阔，水势流缓，平静之状潜藏涌动之核。值得注意的是，在变喧闹之声为平静之韵时，作品的思想内容的穿透力和爆发力却在作家们的孜孜以求中增加着。于是，就有了1986年以来改革题材文学的新收获。如长篇小说《古船》、《浮躁》、《眩惑》，中短篇小说《减去十岁》、《超群出众之辈》、《新大陆人》、《走投无路》、《小说八题》、《继续操练》等，它们或直面改革生活，或写改革中的人生矛盾。虽然表现手法上也汲取于“现代派”和“写意派”之中，我认为，更主要是它们在内容上的变化给改革题材文学创作带来了新意：它们为铿锵有力的改革奏鸣曲注入了新的音符。
《古船》实际上是洼狸镇人改革历史的写真，是一幅改革变迁的历史图画。其间有宗族的交锋、权势的较量、经济的搏斗，但主要是从人生的精神芜杂与精神高洁的对比中，认识人之于历史的责任和义务。隋氏兄弟以及隋、赵、李三大家族对洼狸镇的不同历史功过，是不同人生价值的外现。王蒙的“新大陆人”系列小说，则又把对民族精神的揭剖放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下，认为民族生力的高扬和潜能的发扬，在于人面对一个崭新世界、一个历史和文化的浑厚氛围，对自身命运和对历史价值的认知。同样，《焦大轮子》、《村魂》、《减去十岁》等，都把艺术焦距对准人自身的思想行为的揭示，既写历史的变化在人心的投影，又写人的行为对社会历史的责任。人是改革生活大波中的一朵朵浪花，或许他的奋斗为改革大厦增砖添瓦，或许他的萎靡颓唐成为历史前进的绊脚石，作为个体力量来说单个人的精神领域的文野高下于改革大业、“四化”宏程似无多少直接的补损，但作为群体来说则是关系改革大业成败得失的关键。改革目的是为了“现代化”大厦的计日功成，而“现代化”的全面实现也包括人自身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的“现代化”进程，因此，使人自身的精神世界日趋完善正是社会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一些小说描绘了这个深厚的题旨，是出于生活的启迪，也是改革文学的新发展。
这种文学走向的延伸，在今年同样出现了凝练深沉之作。如何士光的《苦寒行》、谌容的《送上一束夜来香》等，写现实人生苦苦求索的矛盾和心态，某种意义上的人生困惑。但是这种困惑并非“多余人”的颓唐沉沦情绪，而是一个人面对社会生活的错综矛盾，生之欲望和心之求索的或值得同情怜悯，或该当警策净化的一方精神天地。朱老大的灵魂的另一面映照着当今物质富裕同精神贫乏间的落差；李寿川因买花而抑郁成疾，但作为一个极普通人的善良欲望只有在某种社会环境改革既成之后（而这种环境的创设尤要人生共同努力）才能实现。人生价值的自我完善并不仅仅是哲学理念问题，也是个实践过程，而这两篇小说正是撷取改革年代生活中人的自身“现代化”这一题旨，去折射改革深入进程的生活面貌，从其本体意义上促进它的变化。尽管，它们的人生体验多是体生命的感受，从感情和道德方面来阐发，缺少理性的观照。
当然，不应认为改革题材文学等于写改革年代生活的文学，取消了它的界定，也等于取消了它的特定存在价值。我倒认为，改革题材文学不仅是形式问题，而是内涵的蕴藏；似不应作为特殊的文学形象来对待，期殷过切，厚爱之甚，固然对形成一种文学声势有作用，但它的质量提高并不在于价格的优惠。于此，对它的深化发展似应从以下几点来理解。
一、改革题材文学不一定等同于重大题材的作品。改革是社会生活的重心，题材却不是文学的决定因素。文学的主旋律是社会主义文学多声部宏大建构的骨架，它是由各个不同的和声音部组合体现的，写折光缩影，写一丝思绪，一点冥想，一缕情怀，缘于生活之树的枝枝叶叶，都有其存在价值。当改革深入到社会各层面后，没有了轰轰烈烈的人生矛盾场面并不等于不缘发于改革时代大波的震颤。余波微澜，也不失为改革大河的一方水域；作为体察人生情感的文学，从各不同方面品味、描绘社会人生的宏观细部，既是生活的丰富性使然，也是文学的多样性的要求。
二、基于以上认识，对改革题材文学的“落潮”之忧并不完全符合实际。一方面要求文学对于社会生活的主流作深刻而丰富的反映，是评论和创作的共同任务，又一方面应该随着生活的发展和文学自身规律的特殊要求，对文学的现象持以客观的认识。应该看到，改革题材文学创作吸引了不少训练有素的作家，也可以说集中了当今文坛的精英。这是因为它的审美意识的日益强化，不断得到评论者和读者的认同，更因为生活在改革年代，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每一足音，使深切关注现实的作家们不能不受到激励和勖勉，在耳濡目染、感同身受之中，激发对于民族精神和历史新生的探寻动因。由此，必然形成改革题材文学发展深化的景观。
三、有人主张，要对改革题材文学多以“宽容”，我以为，所谓“宽容”不应是见诸作品的质量评判方面（作为文学都要求精品），而应对其题材选择认定上要宽容些。文学题材决定论的苦头令人记忆犹新，硬性的题材要求也容易挫伤作者的艺术活力。至于动辄“对号入座”、以庸俗的社会学观点对改革题材之作进行非文学的宣判则只会干扰了文学和改革题材文学发展，这同主张质量上的严格要求完全是两回事。
一九八七年九月五日《文艺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