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导致荒谬的办法中，有一种办法是利用众所周知的经典作背景，然后作出歪曲的荒谬的解释，这种方法的戏谑性极强在导致荒谬的办法中，喜剧性效果比较强的要算歪曲经典法，因为经典最具庄严的意味，语言又多为人所共知，一旦小有歪曲，与原意的反差就分外强烈。在我国，古典经籍又多为文言，与日常口语相去甚远，在通常情况下，不要说加以歪曲，就是把它翻成现代汉语的口语或方言，也可能造成极大的语义反差，产生不和谐之感而显得滑稽。如一首唐朝的诗中写到一个男子为一个姑娘所动而尾随之，写得很有诗意，可是把它翻成现代汉语的“盯梢”就不但一点没有诗意反而显得很不正经了。又如一个语文工作者把唐朝这种轻薄青年翻译为现代汉语的“阿飞”，就变得极其滑稽了，这是由于古典诗歌的庄重的或浪漫的词义作为国人潜在的、共同的意识是相当稳定的，在千百年中已经沉积在人们的无意识中，只要在语义上、风格上稍有误差，人们都十分敏感，以致在还没有来得及意识到为什么，就可能忍俊不禁笑出声来。
写于唐代的《启颜录》中载有北齐高祖手下有一个幽默大师叫石动桶，他就很善于用歪曲经典的办法在斗智性的幽默中取胜。有一次他去参观国子监（相当于大学），一些经学博士正在论辩，正说到孔子门徒中有七十二人，在仕途上能够伸展自己的抱负。石动桶插进来问：“七十二人中，有几个是戴帽子的，有几个是不戴帽子的？”博士说“经书上没有记载。”石动桶说：“先生读书，怎么没有注意孔子的门徒中戴帽子的是三十个，不戴帽子的是四十二个。”博士问他：“根据什么文章？”石动桶说：“《论语》上说‘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也，一共岂不是七十二人吗？”本来孔夫子在《论语》中是和曾子等得意门生谈论自己志向和理想的，说的是能够带着五六个青年（年纪长大到可以戴帽子的）和少年六七人，自由地在河边田野的风中漫游，就很如愿了。这是《论语》中很有名的一篇，可是石动桶在这里把约数‘五到六人’和‘六到七人’，曲解成五六和六七相乘以后，又和孔子门徒贤者七十二人附会起来，这显得很不和谐，因而就充满了诙谐的意趣。
这石动桶的故事在唐朝的《唐颜录》中很多，下面是歪曲另一经典著作《孝经》的。
北齐高祖有一次会集儒生开讨论会，会上辩论很是热烈。石动桶问博士道：“先生，天姓什么？”博士想北齐天子姓高，因而回答：“姓高。”
石动桶说：“这是老一套，没有什么新鲜。正本经书上，天有自己的姓，你应该引正文，不要拾人牙慧。”博士道：“什么经书上有天的姓？”石动桶说：“先生你根本不读书，先生不见《孝经》上说过：‘父子之道，天性也’。这不是说得明明白白：天姓‘也’吗？”
石动桶在这里歪曲经典的窍门是用了“性”与“姓”的同音。特别是“也”在原文中是语气虚词，没有任何实义，石动桶把虚词违反规律地实词化了，因而就显得特别牵强附会，因而也就特别滑稽。
司马迁的《史记》上有一句名言，叫做“一诺千金”，说的是秦汉之际，和刘邦一起打天下的武将季布，只要他一答应，多少金钱也无法改变。香港有个笑话就歪曲地解释了这个典故。
有一位女士问先生：“‘千金诺’怎么解释？”先生说：“‘千金’者，小姐也：‘一诺’者，答应也。意思是：小姐啊，你答应一次吧。”
把历史英雄的典故，通过词义的曲解变成了眼前求爱的词言媒介，二者之间距离有多遥远，则滑稽的程度就有多大。
对于立志谈吐诙谐者，对这一规律应当深深领悟。通常人即使要作暗示性的表达，也都易倾向于近取譬，然而近取譬，容易抒情，却不容易产生不和谐、不相当的滑稽感和诙谐感。要使自己的讲话有谐趣，则应从不甚切合的远处着眼，以远取譬为上。古代典籍之于凡人，一般距离都十分遥远的。既遥远而又歪曲，自然容易生谐趣。古与不古不是问题的最关键之处，最关键仍然是曲解。
如果这种曲解不是一次性的，而是连锁性的，则其谐趣则相应层层放大。
有一个县官处理一切事情的唯一依据是一本《论语》，他常说：“人家都说，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何况我有整整一本。”
有一天早上，他升堂判处三个贼人。
第一个贼人偷了一只小鸡，县官一翻《论语》，便判道：“黄昏时分，将此人判死。”
旁边一位幕僚暗暗对他说道：“太重了！”县官瞪大眼睛嚷道：“《论语》上不是说过：‘朝闻盗夕死可矣’吗？”其实，《论语》的原文是：“朝闻道、夕死可矣。”
第二个贼偷了一口钟。看过《论语》以后，县官匆忙宣布释放，幕僚莫名其妙，县官说：“《论语》云，‘夫子之盗钟，恕而已矣。’圣人规定盗钟是要宽恕的。”
其实《论语》的原文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他不但读了白字，而且弄错了句读。
第三个是杀人放火的惯犯。县官看了案卷，知道此人的父亲也是个大贼，三年以前已经被斩首。竟马上离座，对贼人纳头便拜，连声说道：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你是个大孝子，公差无礼，还请见谅。”
三个案件由于对《论语》的曲解程度和宣判失当的程度越来越离谱，因而显得越来越荒唐，诙谐效果也就随之层层递加。
这种诙谐故事结构看似复杂，好像难得有这样互相连锁的巧合事件。但是，在编故事的人来说，并不是先有三个故事的巧合于《论语》中的语句，而是倒过来，先在《论语》中选三句可能被歪曲者，以同音异义为媒介，使经典原义与故事中的现场歪曲语义尽可能拉开距离，导致显而易见的荒谬，最后按荒谬的程度顺序编排，把最严重的放在最后作为高潮。
这种歪曲经典的方法很便于放在表演性的幽默，而难于直接用之于人际交往或谈吐之间。但若能改变角度结合其他方法则仍可以用之于人际交往之间，增加谈吐的谐趣。至少可以在两方面加以引用，一是用以针对自己，即用之于自我调侃，如故作蠢言或故作大言，以大智若愚的姿态出现，使对方与你之间缩短心理距离，增加分享谐趣的渠道。自然这得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心领神会，对方至少要熟悉你所歪曲的经典，同时对方的智力能够达到明白你是故意歪曲的水平。如果他达不到这种程度水平，把你的故意歪曲，当作无意的错误，还起来纠正你，那就必然导致幽默感的丧失。“文革”期间红卫兵武斗时打语录仗，双方各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为自己的暴力作理论根据，虽都有歪曲，但并非有意作趣，互相无戏谑之共识，因而只有愚昧，而无幽默之智慧。同样一段语录如果今天用在青年朋友间野餐，有人过分紧张地抢先取食，这时若有人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歪曲一下，对那个抢先取食不动声色地说：“喂，请客吃饭，可不是革命呀！”则诙谐之趣顿生。在西方有两句经典性格言：“上帝支配众人的生命”“杀他同类的人有罪”这是家喻户晓的。有一个西方剧作家让他的人物说了这样一句话：“只有上帝有权利杀他的同类。”
由于西方人对原来的两句话有深刻的共识，因而很容易领悟到诙谐之趣。
同样的这一句话，在中国人中间就不会有什么诙谐的效果。
这种方法除了用之于自我调侃之外，还可以用讽喻他人。有时不便直接指示对手的错误，可以借讲故事的形式，把对手的错误转移到古人头上去。
当然，这时需要类比得当，而且分寸也需斟酌。如果类比不当，对方可能无所感觉，如果类比过分直露，可能失去分寸，不但显不出你的智慧的丰富，而且招致对方的反感。
立志于谈吐幽默诙谐者切忌“引喻失当”，诸葛亮在出师前上表蜀主刘禅，就提出过这样的警告。这是因为作为蜀国的君主，他的地位要求他讲话要明确，不可含糊，而且要有威严，引喻失当可能有损威严。
当然，在今天，任何人都不需要皇帝的威严，但是在领导与下级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有时也要有一点儿的严肃性，有时则要一定的亲切性。以歪曲经典之法喻人，既可产生亲切感也可导致轻浮感，其间分寸，应视具体环境与关系性质灵活掌握。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只有在长期的实践中，才能深深体会，准确掌握，此外之“捷径”均非最有效良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