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婷向一棵树道歉
舒婷的散文以幽默见长，在众多的幽默作品中，她的诗带着很强的抒情性。在许多幽默片段中，她所显示出来的才华并不是任何人都做不到的。但是有一处，我却以为是任何别的幽默散文家很难模仿的。
她在成名以后回到母校厦门一中参加校庆，以这一次活动为题材，她写了一篇《回到十四岁》，文章的结尾处是这样写的：
“走过我的老教室，那抹巨大的木棉树有些苍老了，却一直保持着花期最早的纪录。我曾在这抹老树下的石桌上做过作业，挨过批评，写稚嫩的诗，哭过，笑过。这时一位手捧小说的男孩子一头撞向我，他茫然抬头看看我，又继续埋头于他的故事里走远了。我笑了，当年我也常常这样撞在树干上……”
如果文章光是写到这里，舒婷的才气还不见得有多么杰出。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她跟着来了一句：
“但我总还记得向树干说声：对不起！”
最后的“对不起”，明显是虚构，但却是神来之笔。不但写出了她对于新一代“书呆子”的赞赏和嘲讽，而且还写出了她对自己少年时代的自嘲和自豪。
这里既有幽默又有抒情，二者融合得这样紧密，真是水乳交融。
楼道歌手
回忆做大学生时，虽然于音乐无甚修养，然时时喜于楼道引吭高歌。此举对于酷爱晨睡、立志终生追随孔夫子弟子宰予的同学来说，无疑十分残酷。然而此乃后来数十年才有体会。当时，人心隔肚皮，难以沟通。虽然朋友不时建议我推迟练嗓，均遭吾拒绝。想吾生别无所好，既不贪杯，亦不善舞，唯一之乐趣乃于楼道即兴高歌一曲。虽不如李双江，但是走廊狭窄，回音甚洪，且所唱皆为激情洋溢的革命歌曲。此等义演，既不收费，又能鼓舞人心，友人等不鼎力相助反而从肖小之言，真是岂有此理。适逢反右运动，大字报满天飞舞。吾非右派，亦无心于政治，故并不担心飞来横祸。不意一日，于房间门上发现一小字报：“每晨必闻歌声，其声如鸡。”遭此打击后万念俱灰，自此不复有兴。
40年后，于一家晚报上看到一则校园小故事：作者所居七楼有一楼道歌手，喜在众人午睡时“引吭”，引来怨声载道。一日，歌手唱一著名歌曲曰：“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此时，一“宰予”以同样的曲调答曰：“孩子，我们挺好，就是午睡被人打搅。”
引来一阵开怀大笑。自此，歌手销声匿迹。看来，40年来文明进化甚为显著，然而对于楼道歌手的义演，其理解的水准并没有显著的进步。
荒谬讽世
用自嘲的办法比之用抒情的方式直接讽刺世人不知保护公共卫生，其艺术性要强得多，效果当然也会好得多。但这并不是说，只有抒情和自我调侃这两种方法。其实，其他的方法多得很。
最近一个从事于电视艺术的作家跟我讲起公共卫生这个主题。他想就当前一般市民对于公共卫生太不自觉写一个系列的电视喜剧。
我告诉他，这很难出新意。因为，喜剧比之正剧要难得多。用正剧和一般喜剧都不能讨好，最好是来一点荒诞。
他说，他也正是这样想的，他已经有了一个构思、一个创意。他不想用一本正经的眼睛来看市民不讲卫生的习惯，而是让一个似乎智力不正常的人来看，让他又机智又很傻，表现形式要相当荒诞。比如，面对街上那么多垃圾，绝大多数聪明人都视而不见，而他却看得清清楚楚，并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他在街上捡到了许多眼睛，经过研究后发现这些眼睛有一种特异功能，看到自己家里有一点垃圾、灰尘就痛得要流眼泪；而在街上看到的垃圾越多就越舒服……
我觉得，达到这样的荒诞，就有一点幽默了。
身份证和黑色幽默
黑色幽默这个说法来自于西方文学中。说来说去都是美国文学名著《二十二条军规》之类。反反复复强调的是，人陷在困境中，甚至绝境中，还找不到敌手，弄不清被谁害了。
这是一种没有具体敌人的绝境。
我本想：这肯定是痛苦的，怎么可能和幽默的微笑联系在一起呢？大抵是艺术家出于形而上学的玄想罢了。长期以来我对黑色幽默心存狐疑，特别怀疑在日常生活中会有黑色幽默的现实运用。不久以前，朋友告诉我一件事，改变了我的看法。
他有一次出差，忘记带身份证，不能购买飞机票，于是就让家里人从邮局寄来。
等身份证寄来了，他去取，由于没有身份证不能取。有许多合法的方法都可以证明，他就是收件人，但邮局的规章制度却不能通融。
明明证件是为了证明人的，可是没有证件而不能证明自己；证件本来是为人服务的，但是有时证件却成了人的陷阱，人在它面前竟无能为力。人们陷入这种哭笑不得的境地时，就是黑色幽默的最通俗的注解。
反向求因
男式手提袋我不敢用，原因是，没有可以背在身上的带子，很容易在吃完饭、开完会以后有什么令人兴奋的事，注意力一转移就忘记了。在我看来，男式手提袋最可怕：没有它，丢起东西来，往往只丢一件，而有了这个东西，一丢就是一整套，手机、信用卡、身份证、电话号码本、飞机票之类一起完蛋。
有一次开会，一家出版社送我一个非常高级的男用手提皮袋，我就不敢用。后来我把这事告诉我的朋友南帆，他说：“怕丢了就不用，这没有什么道理。因为，不用就等于没有，那么你为什么不干脆用，用到丢了为止？反正是要丢的，丢了也不心疼。”
南帆是一个智商很高的人，有时也很幽默，尤其是日常生活中。他的这个说法，就既机智又幽默；他说的道理，既很雄辩又很诡辩。
与其不用，等于无用，是其雄辩的一面；好像用一下，就是为了丢掉似的，是其诡辩的一面。更为严重的是，用的时候，必然在其中放上许多重要的东西，而丢掉这种手提袋，就丢掉了比之手提袋更为重要的东西。
所有这一切，在他所提供的意见中都被隐蔽起来了。这种不讲道理的道理才是幽默的道理。
劳燕为何分
吾友颜纯钧与香港作家颜纯钩是双胞兄弟，面目几近雷同。二人本同在福州，居有其所，业有所乐，兄弟友人无不交口称誉。不意临近结婚之年，纯钩先生往香港定居；纯钧先生居内地，风雨不动。当其时也，人多称异：二人均可往香港定居，而纯钧先生独居福州，其心之坚，其态之闲，为20世纪80年代福州文化界一大话题。
或曰：纯钧先生性闲适，散漫落拓，不惯香港办公室之紧张生活。
或曰：纯钧先生热爱社会主义之明证也。
吾虽为纯钧先生密友，亦不得要领。
1992年，吾自美利坚讲学归来，途经香港，居于旅邸。一日，有客来访，乃纯钧也。大喜曰：“纯钧先生，何时来港？缘何吾竟不知？”
执手迎入，彼竟木然、默然，神秘笑而不语。
吾觉有异，审之，此人虽极似纯钧先生，然其下巴略长约二公分。此时方忆及纯钧先生此前有言，吾途经香港，其弟将尽地主之谊。乃抚掌而笑。
然，同为笑，心不同焉。彼笑吾之粗心，吾笑彼兄弟之细心。
兄弟将添新娘，难免面目混淆。新婚大喜前夕，劳燕分飞，战略英明；否则，难免走错房间，生米煮成熟饭，不可复得为米，人伦尽丧，嗟叹何及。
十年之谜，一朝得解，暗叹其果断，虽诸葛再世亦不如也。
严肃的幽默
北大孔庆东者，文章甚是幽默，描写自己宿舍的《47楼207》，将师兄、师妹各以寥寥数笔述之，无不妩媚、可笑、可爱，此文风行全国大学校园。因此被邀至多所大学作演讲。演讲与其文同样充满机智和幽默，妙语惊人。
有人问：“对于高举邓小平理论有何看法？”他说：“当然是要高举旗帜的，但是，北京的立交桥头常常也有标语云：高不可超过30米。”
底下哄笑。
有评论文章称赞他的幽默，把他和一些著名的幽默艺术家相比，约他写幽默文章，他却写了一篇叫做《我不幽默》。
他说自己脾气不好，遇事认真，认死理，宁死不屈，嫉恶如仇，经常跟售货员吵架，对太太不会甜言蜜语。儿子《三字经》背得不熟，打了他，还问：
“爸爸为什么要打你？”
儿子挥泪答曰：“养不教，父之过。”
这本来已经相当幽默了，他还是一本正经地宣布自己不幽默。因为，在他幽默的外表下，隐藏着更为严肃的东西，他害怕人们过分注意幽默，而忘记了那深邃的执著。他之所以幽默，不过是为了把话说得生动一些。
他害怕为幽默而幽默。
他希望读者跃过他的幽默，体会他的严肃、他的认真、他的固执、他的迂腐、他的愤激、他的忧伤，总之是他的“不幽默”。
往不可能处想象
孔庆东的《47楼207》所写的全是他朝夕相处的北大研究生，一口气写了二十个，每人多则近千字，少则三五百字，居然人人面貌不同。真有点像金圣叹评《水浒传》所说的那样，人有其面貌，人有其性格。有的只几句话就把一个人的性情写了出来。
他写一个姓黄的校园诗人，学外语的本领十分了得：“成为北大外语学得最好的人——好得把外籍女教师学成了自己的妻子。”
还有一位老朱，他说他长得高大威猛，原因可能是学了波斯语，所以跟西亚人差不多，并形容他“高大肥硕……活像一架立起来的波音747，吃饭用的家伙叫做饭盒不如叫做钢盔。由于经常游泳，加上谦虚，所以有些驼背，估计砸直了的话，能有一米九”。
如果把他的特点仅仅归结于很传神地表现人物的特殊个性的话，就可能有点机械唯物论的嫌疑了。
许多人物之所以生动，主要是因为他对人物有着一种特殊的幽默感。正是这种幽默感，使得他总是用一种虚拟的因果去想象人物特点的形成原因和可能结果。例如，学外语学得好得把外籍女教师学成了自己的老婆；又例如，如果把某个有点驼背的同学的背“砸直了的话，可能有一米九”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但是，艺术家的气质就往往让他在这种不可能的地方展开了荒谬的想象。没有这种荒谬的想象，就不可能有幽默感。
悲天悯人和答非所问
我的朋友告诉我，他当年娴静的太太，过了五十岁就变得喋喋不休起来。一大早上就开始对自己儿子、女儿数落，不到晚上倒头躺下不结束。终于有一天，孩子开始顶她了：“这样一天到晚喋喋不休，不觉得累吗？”妈妈回答得相当有火气：“跟你们这些乱糟糟的人在一起，我不叨叨，早就得上癌症了。”孩子一看妈妈脸色不对不敢多说，闷着头吃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