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这里，不由奋些儿自鸣得意了，觉着自己又“活”了，又仿佛回到初生犊儿时的那般模样了。但激情遽逝，冷静袭来，便只觉一阵怅然。漫画，要用笔画在纸上才算，你啰嗦了半天，画呀！尚能饭否？我再次却步了。
1994年2月21日
注：本文曽发表于1994年2月21日《陕西日报》
不使人间造孽钱
诗的高雅，饭菜的温热，凝成一桩流传千年的故事：才华横溢、命运多舛的天才诗人苏轼游海南，本地秀才黎子云邀宴，道别时，苏以一诗相赠，诗后附语八字：“临别作此，以折菜钱。”（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此行此语，非常符合苏轼旷达磊落而又幽默的个性，听来让人莞尔。
若问：诗，真的可以当饭菜钱使吗？回答是：不但可以，而且还可以拿来抵债，甚至在危机时，还可换得身家性命财产的安全。
请看：苏轼在杭州，一日往—扇庄，适见主人因负债二万被债主逼得正急，即向主人要过若干把扇子，一一题诗其上，交其去卖，一千把，转眼售罄，得此大助，扇商当即还债解急了。更有意思的是《唐诗纪事》（宋自计有功撰）中记下的这样一则故事：身为大学博士的唐诗人李涉，在九江皖口跟一拨强盗遭遇，强盗头子说：“若是李涉博上，不用剽夺，愿题一首足矣。”李涉即书一绝句交上，方冰免却被劫被殴之苦。
这狴故事，或庄或谐，或正或谑，无不证明文学中的文学一诗，这一高雅艺术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那位海南秀冰，也许原无得到早已名播海内外的天才诗人的诗、书的奢望，但最终却得到，无论从哪个层面：讲，他的所得都是超值的。杭州扇商万分困厄之中，忽得高人相助，则说明凡名家高品位的诗文朽画，均属无价之宝。让人哭笑不得的是那拨儿九江强盗，本属盗抢窃财之徒的他们，竟宁肯舍其财而索其诗，缘无它，名人的诗在他们眼中，不但较财物更值钱，而且这样做，还能挣得一点平日跟内己很难沾边的“风雅”之类美名的。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如果钉谁无视剪径强盗借机敲诈勒索这一劣行本性，反而想将其当作“雅盗”引为“知音”的话，那么，这就跟不分青红皂白地将盜墓贼请入文物爱好者俱乐部一样荒唐可笑了。
一度，每逢读到古代那些遭贬奇才、落魄高人万里投荒的遭际时，总难免感到惶惑，怎么也弄不明白支撑他们经年浪迹八方的不菲花销到底从哪儿来？尤其像四十岁前几乎全在流浪中度过，而偏侠骨柔情散金济难的诗仙李白，他的“，金散尽还复来”的万丈豪气、逼人自信又从何来？直到后来才渐渐悟出，对这些“倚马可待”“斗酒否篇”的天才们来说，诗文书画的大名，本身就是一笔了不得的资产。他们有时确也穷愁潦倒，可如日中天的名望与天赋文思才艺，常让他们最终得以化解艰窘冻馁之虞。更何况，坎坷人生丰沛阅历，如同乳娘，还不断将他们推向更高的艺术峰巅。“闲来写取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就是他们正气凜然、高洁自信的宣言。
其实，用财或物酬人作诗文书画之劳的规矩是古已有之的。《梦溪笔谈故事二》说：“太宗时立润笔钱，数降诏刻石于舍人院。”此规自唐至清，千余年未曾稍更。1884年6月14日，《申报》刊登《点石斋画报》的《请各处名手专画新闻启》说：“每幅酬笔资洋两圆”，则是中国报创设稿酬的开端。而“润笔”之说，早在赓以前就苻了。《隋书郑译传》中说：皇上让李德林写诏书，在场的高颍却对郑译说：“你看，他写字的笔都干了！”郑译答道：“是啊！连——分钱都得不到，用什么润笔呢？”皇上听后笑了，这笑，岂不就是对润笔的首肯？润格润例是古时润笔的标准，一是给银钱，一是以物代酬。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说：“蔡君谟为余书《集古录》目序石刻，其字甚精，余以鼠须粟毛笔大小龙茶惠山泉为润笔。”在当时，这也算得上厚酬了。
由古时的润笔到今天的稿费，从中可隐约窥见千余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变迁的一些轨迹，但其中唯一未变的却是中华民族对精神文明创造者一以贯之的尊重和承认。“文化大革命”中，稿费制度一度被废一这克称得：“史无前例”：直到“拨乱反正”后才恢复。这从又—侧面证明，这场大革文化之命的运动是何等荒诞不经。
2003年5月
门槛不在高低
在极不起眼的小单位待了数十年，每天进出于低矮狭窄的单位大门，眼界也似乎渐渐变得混沌起来。一次被人问起在哪儿上班，待回答后，对方竟一脸的惊讶：“文化馆？是管啥的？”这时，我只能报以苦笑和无奈了。是啊，时移势转，人情薄凉，有谁还有兴趣理会你馆不馆、文不文的。好容易熬到退休，偶尔也去市里看看世面，见有那么多彩楼华宇，那么多金字牌匾，那么多堂皇门楼，森然凜然之余，便也想入非非。想什么呢？想在那样高的门楼、门槛里进出的人，该是些怎样幸运而又了不得的人物？想必有的定然权倾一时，一言九鼎；有的虽“官谱”不进，却也稳操一方一条一块一系统一些人甚至一页纸的生杀定夺大权：即使小门卫、小文员，大约也是一律儿的进口西装革履裹身，名牌胸饰垂胸，一机持手，便呼朋引类招摇过市的。这其中大约也会有出则高档轿车，入则淋浴燊拿的主儿。想呀想的，不由笑起自己来：嗨，都想些什么呀！看这车水马龙，花花世界，一不小心走了神儿，被撞被压不过是老命一条；如若触犯了哪门子法规法纪，或被看不顺眼了，轻则遭门卫训诫，重则被当老偷儿抓去，那才叫冤呢！进不去高高的门槛，想又有何用？还是早些离开，躲进低门矮户的家中，翻翻书，打打吨好了。谁知这一翻，却改变了我对高门楼高门槛内的人的看法，准确地说，更多是从报上、通俗电视剧里得到的印象。
书上记载着发生在中国著名高等学府北京大学的一件琐小故事。某年新生报到时，一位女同学去办事，嫌沉沉的背包碍事，便让近旁一位身着老式中山装、头发花白、个头瘦小的校工模样的老头替她看管一会儿，老头儿连声答道：“好，好！”数十分钟后，女孩回来，自依然等在原地的老头儿手中接过背包，连句感谢的话也没说，便自顾走去了……这里先别急着责备那个女孩吧，她的失礼，不过是我们这个浮躁世态的小小折光罢了，但一定得问这个老头儿到底是谁。校工吗？确有点像。那副模样，不必跟门槛如此之高的知名学府内的莘莘学子相比，即使跟清洁工中的年轻人比，也算得11寒酸了。如果这老头儿一天因事要进另一家高门楼，像有人在报上写的，那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比看守所不知还要森严多少倍的门禁，还不把他折磨个半死！可这老头偏偏不是校丁，而是学贯中两、著译等身、蜚声海内外的一代大儒季羡林老先生。从先生那身打扮，以及替没有礼貌的新生看管背包的真诚守信透出的信息，让我们突然见识了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这是—种何等博大宽阔、崇高磊落、光焰照人的境界！而这样一位穿着行为纯朴而又堪称国宝级的人物，恰恰就工作在这个高水准的学府内。我突然明白了，在高门楼高门槛内工作的人，并非全如有人夸饰的那样，一律儿衣冠楚楚，威严不凡，浑身散发着傲然的浮躁之气。高门槛里的大多数，无论职位高低，权力大小，都还是中国老百姓眼中干公家事的人。他们大都还靠工薪吃饭，大都还没有阔到扔掉自行车，坐上高档车的地步。当然也有某些人，一旦跨进自以为很高的门槛后，就不再瞧得起门外熟识不熟识的乡亲，甚至会用在市井中才能听到的粗鄙低俗的语言去嘲讽自己觉着不顺眼的什么人了。如此德行，其高安在？可哪条有鱼的溪流甩没有孑于之类的小虫在涌动呢？
草泽自有高人在。低门槛里的人，身上也一样有耀目的亮点在。他们虽身处底层，却也从未稍稍忘却奋力前行；他们脊梁上扛着的，也许并非只会在高门槛之内顾盼自雄的某些人能够扛得起的。
门槛不在高低，是真人物才行。决不是仅凭一副“酷相”，或扎一副“新新人类”架势，就能成就得了的。中国入世了，国门继续开启，最近修改或废弃的法令法规即达千条以上；北京市政府的“红头文件”也将向百姓公开发行；高门槛内昔日的神秘将一去不返。降低门槛，砍掉门槛，已成历史必然。如果不是或不努力去做个让大多数百姓敬服的人物，而依然在做挟高门槛自重之梦的，不保哪一天，那坎坎的声音就会在自己脚下响起。
2001年11月29日
诽谤，不道德群小的最佳符号
跟诋毁、造谣、诬蔑、诬陷等同根共祖的还有一个字眼一一诽谤。
诽谤的名声原本并不坏。“忠谏荞、谓之诽谤”（《淮南子尘术训》）。由此可知，它的原始意义为“忠谏”。《淮南子》中还记载：“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敢谏之鼓”“诽谤之木”，大约是跟诽谤有关的最早的记载了。这儿所说的“鼓”与“木”，是以尧舜为始的帝王为了表示广开言路而设的两种工具。这里只说“诽谤之木”。它最初是用木头做的，形状跟十字架相仿，常置于宫廷门口；如果谁对朝政不满而要“忠谏”，或有不平要伸，在“击鼓”之外，还可以将诉求或写或刻于“谤木”之上。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不过是古代统治者所演出的“政治秀”而已。慢慢的“谤木”形存实亡，且木质变为石材，变成现在还能见到的一道残存的占老风景华表石柱。从“谤木”到华表，清晰地勾勒出古老文明沦落的轨迹。而诽滂，便成为今天不道德群小的最佳符号。
在中阒，诽谤的怪影从未消失过。在上世纪发生的那场“文化大革命”中，诽谤之风可谓登峰造极。“四人帮”及其豢养的人大小小的“梁效”们，实际就是大大小小的诽谤专业户。他们上伐开国元勋，厂祸普通百姓，诬蔑构陷，残害良知，恶贯满盈；其流风所至，迄今未曾完全敛迹，不时见诸报端的形形色色的诽谤案例，便是明证。
诽谤者的身份及其惯用的手法，有儿种特别值得警惕。最危险的诽谤者常常不是光明磊落的敌人，而是被诽谤者的并不光明磊落的朋友，甚或是己为其说过好话、解过急难的人。在使人诗人苏东坡蒙难的“乌台诗案”中，诽谤诬陷苏东坡的就有他的朋友沈括，而且所用证据正是苏东坡亲手所写送给他的诗句。另有一位叫舒澹的小人，他除了加入诽谤苏东坡的群小行列外，还对另一个人落井下石，他用的证据也是一封信。罪名是此人曾写信给他为女婿辅导课业，而他是舆论领域的官员，很是不妥等等。轻信的皇帝便降了这个人的职。使人难以置信的是舒澹诽谤陷害的并非政敌，偏偏是推荐他做上官的大恩人！
最狠毒的诽谤者是专门推断制造你的罪名的人。上世纪三年困难时期，有位青年教师好不容易买来一块肉，一不小心被野猫叼走了。在那个“瓜菜代”的饥饿年月，这是多么让人懊恼的啊！后来，他逮住了那只猫，并戏称要将它枪决了。谁知到了“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们却据此推断制造他是在攻击“心中红太阳”的“罪恶用心”。诽谤者的这种企图置人于死地的联想力、创造力，真可谓前无古人了。公平地说，这样的“罪恶用心”，应该退还给诽谤者自己享用才对。
最狡诈的诽谤是那些点而不名的诽谤。诽谤者在文章、书籍或谈话中，已将诽谤对象刻画得毫发毕现了，但就是不肯点名，而且常常还要特意补上一句“此系小说、戏剧中人物”、“纯系虚构”云云。其实这种江湖小技，无非是既诽谤了人，又不想承担诽滂的恶名，万一情况不妙时，也好借此全身而退。对这种诽谤者，善良的人们决不町轻信，而要不客气地扯下赖以遮羞的黑巾，使其无可遁。
至于那些跟在诽谤者屁股后大声起哄的人，他们要么跟诽谤者原是“连体婴儿”，要么是想借哄闹附和招惹别人对自己的注目而浪得小名。比起诽谤者，这种人更属等而下之了。
诽谤者诽谤别人的目的，一是政治投机，以朋友或别的什么人的脑袋为阶石，好使自己直上青云；二是嫉妒使然，撂倒一个比自己强大的人，足以使自己登上高高的领奖台。
建立强有力的反诽谤反诬陷机制，不断提高公民文明道德水准，构建健康的文化人格，是杜绝这一丑恶现象的惟一出路，而负有不可忽视的舆论监督职能的媒介，在监督这一丑恶现象的同时，不也应该监督一下自己？
2001年10月
注：本文发表于《延安文学》2002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