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不属于生机勃发的青年。然而他们死去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北大荒的风雨中。尽管死亡是经常发生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可是他们的死，是否死得其所，时常使我苦苦地思索，夜不能寐。更让人不安的是，他们的冤魂还飘荡在山林和原野之中，找不到安托之处。
1969年5月，早春的兴安岭刚刚脱去白色的冬装披上绿色的新衣。在大小兴安岭交界的密林深处，一个兵团连队（黑龙江建设兵团1师独立1营6连〉，正执行搬迁任务-把“木刻愣”的营房拆掉，然后把搭房子用的原木抬上汽车，拉到新的营地。那一天，天刚亮就下着雨，是很缠绵的春雨。
他个子不高，很痩弱，总是用笑眯眯的眼睛望着别人。他是这群知青中的老大哥，也不过二十五六岁的样子。他毕业于东北农学院，分到兵团，又从兵团分到师部，师部又把他分到这个全兵团最边远的独立营，营里又把他分到连队。
向北，向北，一直向北，再向北，就到黑龙江边了。说是把他送到最艰苦的地方接受锻炼，大学生就是要很好改造世界观！这样这位大学毕业生成了和我们一样接受再教育的兵团战士。他长得很年轻，也很痩弱，和知青站在一起看不出比我们大几岁。他说话有点慢声细语，知青们常和他开玩笑，说他像个大姑娘。当然他是个纯爷们，家乡有一个大姑娘，是个小学老师，正等着他早日回家成亲，他一拖再拖。这一天他本来感冒了，还和大家一起抬木头装车，几个人抬一根木头，他显得很吃力，腿都在颤抖。好不容易熬到了午休，当哨声吹响时，他说：“咱们再争取时间多装一车吧！”他又领着大学生金学和大家干起来了。
在汽车就要装满的那一刻，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已经削去了皮的桦木上面有一层胶液，很滑，再加上被雨水一浇就更滑了，在关上车厢板的那一刻，原木突然向下滑动，而车下正站着6个抬木头的知青。眼看滚落的大原木就要砸在这几个青年的头上。他突然向那滚动的原木扑去，企图用自己的肩头顶住、顶住！
在那千钧一发之际，他大呼一声：“快闪开！”这声音如惊雷一般，全无平日的细弱。在车下的知青惊闪退后的那一刻，原木“哗啦”一下滚落下来，如洪水一样把他冲倒，一根粗大的桦木砸在他的胸口，他紧紧地抱着它。血从他的嘴里涌了出来。他再也没说一句话。他苍白的脸上挂着水珠，那不是泪水，而是点点春雨。
那一刻，雨停了，天也晴了。太阳透过树林，把一束强光像舞台追光一样照射在他的身上。嚎哭声打破了山林中长久的宁静。
当我从营部赶来时，他已被停放在松枝搭起的灵棚中。他的脸上没有痛苦，还是穿着他平时最爱穿的那件旧军装。他的周围摆满了女知青们从山上采来的刚开的紫色达子香。
我哭了，我想起几个月前，他在营部当农业技术员，我当通讯报道员，我们睡在一铺土炕上，晚上在黑暗中，我们一起朗诵郭小川的《大风雪歌》；我想起，他在我们的屋子的窗台上摆满了木盆，里面长满了绿苗；我想起，我们一起组织营部的知青大合唱，他领诵，我领唱……
他是个理想主义者，有追求，有抱负，我们所在的这个营地处深山密林中，有利于戍边，但不利于屯垦，基本没有多少地可以开垦。他和熟悉农业生产的柴营长跑遍了周边的山河，寻找可以耕种的土地；因为这里无霜期太短，他立志要培养一种早熟的小麦品种。在最严寒的季节里，他开始了在窗台上的试验。
他很浪漫，喜欢文学，能背许多诗，自己也写；他爱唱歌，会识谱，他是营部这些知青的精神领袖，逢年过节领着我们排节目。我们甚至排了一部小话剧《站台上》，是反映中苏人民友好的，他演一个苏联老工人。那是在珍宝岛事件之后。那剧本是我写的，他改的。
葬礼在营部前那片白桦林里举行。他的弟弟和他的未婚妻从伊春赶来了。他的弟弟比他高壮，像一个男子汉一样默默地流泪；他的未婚妻哭得没有站立起来的力量，由两个女知青搀扶着。全营的战士排着队，每人向深深的墓坑扔下一锹土。渐渐地他那桦木制作的棺材被掩没了。那几个几乎被倒落的桦木砸倒的知青痛哭失声。那是我经历的最难过的时刻。
那一天阴沉沉的，山林里起风了，呼啸着好像在呜咽。
那之后，奉营首长之命我写的关于这一事件的简报，送到了师部。根据首长的指示，师政治部组织了他的事迹的报道组，我自然身在其中。先在营里和他工作的连队进行采访，然后我领着报道组，去了他的母校伊春一中、东北农学院，他的老师都说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为他的死而惋惜。在“文革”中，因为是好学生也受到冲击，可他还是积极向上。毕业分配时，他是主动要求去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我去看望了他年迈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流了许多泪，说自己的孩子为救别人而死，死得光荣！他的弟弟到山上采回鲜蘑菇，用鸡炖了给我们吃，说他哥最愿意吃这个菜。我没有去看他的未婚妻，不愿意打扰她刚刚平静的生活。
回来后，我写了长篇报道《为人民献青春我心甘情愿》，发表在《黑龙江日报》《黑龙江青年报》《兵团战士报》上，兵团政治部作出决定号召全兵团向他学习，省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在那篇报道中，我写他舍生忘死的壮举；我写他积极要求下连队锻炼改造自己的思想；我写他像大哥哥一样关心知青，他跑十几里的路，回营部取回他的新雨靴，剪成一块块，为大家补漏雨靴；我写他一次次为了工作推迟婚期，在牺牲的那一天早上，拿出一块准备结婚做被子用的花布，请一个女知青给连队每一个人做一个牙具袋。
死后，战友在他没寄出的家信背面看见了这样两句话：努力奋斗，与工农相结合，其乐无穷。为人民献青春，我心甘情愿。
我还写到，在千钧一发的时刻，毛主席“为人民的利益而死，比泰山还重”的教导响在他的耳边，刘英俊、王杰等英雄形象耸立在他眼前，“随时把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入党誓言涌上他的心头……
我还写到，他这一扑，表达了一个革命青年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这一扑，标志着一个知识青年沿着与工农结合的道路攀上了共产主义高峰！这一扑，闪烁着革命战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伟大精神的光辉！
我用现在看着都让自己脸红的虚华词句掩盖了事实的真相一这个悲剧的发生完全是人为的事故。前面说到我们这个独立营是因边境斗争的需要而建立的，周围没有多少可以开垦的耕地，已经开出的土地打的粮食，连我们自己都养不了，更说不上给国家做贡献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跑马占荒”，把连队建在了林场的林地里，结果引发了土地纠纷。在土地官司中我们败诉，新建的连队不得不搬迁。在搬迁中发生了悲剧，他是这个悲剧的牺牲品，尽管他成了让人敬重和学习的英雄。我们时代造就了许多这样的英雄，英雄舍己救人的事迹不容置疑，但造成英雄的条件是值得反思的。这些年因为事故还不断涌现英雄，一些人总是把丧事当作喜事办。因为出了英雄，其他就微不足道了，这是更大的悲剧。这样的悲剧还让它演下去吗？！
在那篇报道中，我没有写一个专业水准很高的农学系毕业生，整日无所事事，只好在宿舍的窗台上进行栽培试验。他不得不要求下连队锻炼，在送别的路上，他对我流下了忧伤的眼泪。我也没有写他时刻思念着未婚妻，渴望着早一天回家完婚，却不好意思请假，也没有人关心他的婚事……我在想，如果他不死，也许早就当了农学专家、大学教授或农场的领导。他也会儿孙绕膝尽享天伦之乐。我们现在得到的一切，他都会得到，荣誉、地位和相应的待遇。因为，他是我们之中的优秀者。
他所在的连队的知青爱他，自编了一部歌颂他的歌剧，在许多兵团连队演出，编剧和主演是我的同学，现在是一家旅游公司的老板。
那歌剧的主题歌中有他日记中的几句话：“站，就往高处站，站在时代的高峰。看，就要往远处看，看到共产主义未来。干，就要大干，彻底解放全人类：
那歌剧中还有一首歌《歌唱英雄金学和》在知青中流传许久，歌词是这样的：
是谁站在高山顶哎，好似青松挺拔郁葱葱。
俯首遥看万山红，红旗翻卷舞东风。
一曲高歌响四海，传遍大地震长空。
天上群星洒泪舞，巍巍兴安春雷滚，滔滔龙江作合声。
千山万水一个声，学习英雄金学和。
为人民而死重泰山，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
紧跟毛主席向前进，誓让全球一片红！
这是那个时代典型的英雄赞歌，现在唱起，还让我心潮澎湃。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接受这样的颂歌，但这确实是那个时代的强音。你可以不理解，但不必嘲笑你的前辈。
和金学和一个连队的战友舍不得他，在连队整建制南迁时，把他的坟也迁走了，打开棺材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他的棺木下面还结着冰，遗体完好如初，表情还是那样安详。他们在黑河把他火化了，然后又埋在新连队附近的山坡上，原来他葬在兴安岭的北坡，现在葬在了南坡，真的温暧了许多。每到忌日和清明，连队的战友们都为他扫墓和烧纸。那已经成了这个连队的自觉行动。
现在这些知青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而他的坟还孤零零地留在那个小山坡上。还有人为他祭扫吗？
去年他已经当了伊春市党史委主任的小弟弟金学权来找我，让我看一看他又重新整理的他哥哥的事迹材料。我说，不看了，心里难过。
亲爱的战友们，你们还记得他的名字吗？
我还记着：金学和。
和父亲及兄弟在一起以上这篇文章发表于2008年初，先登在我的博客中，后被报纸转载。有的网友（刘德〕留下这样的话：“许多悲剧的发生，都伴随着英雄的出现。借英雄的高大身影掩盖悲剧责任人的自责，甚至用烈士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戴花领。虽然是无耻的行为却屡见不鲜。”还有的网友（石树〕这样说：“金学和活着肯定很有作为。他死得很壮烈，救了好几个战友，但那毕竟是场事故！应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尽量减少死后再做文章。”
当然也有人不满意这篇文章，他们是非常热爱金学和的战友，他们不愿意我把这件产生了英雄的事件说成事故，他们认为这样写贬低了英雄。热爱英雄和尊敬英雄的人是永远值得尊重的。我爱金学和的那些战友，因为他们也是我的战友。我理解他们的意见，但我坚持认为恢复事情的真相，恢复历史的真相也很重要！为保护人民挺身而出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人永远都是英雄。而保护这些敢于为人民而牺牲的人是我们更重大的责任。我们不能总失职。当然金学和牺牲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但是这样的事现在还在发生！不忘记过去，是为了不再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