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四面八方的“抓娃热”，有位朋友这样对我讲：“对孩子，我有一个纲，那就是温家宝总理讲的‘立志’、‘成才’、‘报国’六个字。除此都可不顾。我有一个榜样，那就是老舍说的：‘我有三个小孩，我看他们做木匠、瓦匠或做写家，是同样有意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别。一个诚实的车夫或工人，一定强于一个贪官污吏。’因此我不奢求孩子成为‘人尖子’。一辈子当个有用的平常人，做些平实的贡献，享受平民的幸福，不也挺快乐吗？我感到，越是对孩子紧逼，孩子越是跑偏；我抱平常心，孩子也入了正规。”挚友这一心声，也可算得是一家之言吧！
低调不低
如今，浮躁造势似乎成了一种时髦。在社交场合中，有人就像发扑克牌一般刷、刷、刷发名片，上面密密麻麻，赫然印满几十个头衔，张口就是：前天我才从德国回来，一会儿还要去和美商谈判，大概涉及几十个亿美金云云。其实呢，云山雾罩、泡沫多多。此时此刻，令人想到“低调做人”四个字。2002年夏，日理万机的温家宝总理回母校南开中学一行，事先叮嘱切切不要声张。他来去轻车简从，没有半点前呼后拥的烜赫，人们至今念念不忘他的本真。
俗话说：“如有自来香，不必迎风站。”在官场、商场、职场的博弈中，有人惯于用大功率鼓风机为自己吹风。中科院有一位姓郑的哲学研究室主任，平素频繁接受媒体访问，充当与自己学问不相干的嘉宾，频频上镜和讲座，让自己成为学术明星，无非是大肆膨胀自己的知名度。后来就更加骇人听闻，此仁兄做访问学者时，均申请妻子同行，先后以妻子名义带出五个女子滞留美国不归。据传，每名涉嫌偷渡的女子要交他20万元费用。这位主任现已犯事，被刑拘。且不谈其后来这一俗不可耐的“爆料”，仅前边那些张扬作态，已经是不祥之兆了。正好也在这一时期，九旬开外的启功先生仙逝，举国上下挥泪惜别这位好老头儿。这位自学、勤学、苦学砥砺成才，在文、史、书、画各方面博、通、专、精，造诣深厚的大家，有许多当之无愧的大师头衔。著名学者钟敬文说他是“诗思情深诗语隽，文衡史鉴尽菁华”，但他本人如同默默开放的梅花，从来就是淡泊洒脱，丝毫不作矫饰，他自称“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与那些功利熏心和大肆包装者相较，何者更令人心仪？
长者的脚步对后人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成都大学生罗福欢从路边擦鞋婆婆身上看到商机，不顾家人和女友的强烈反对，从摆地摊擦鞋到跑遍图书馆研究高档鞋，后来创办了四川首家“星级”擦鞋连锁店。金融学博士顾建国辞去高薪职位，回到乡下老家接管母亲的养猪场，使猪场效益直线上升。大学生擦鞋、博士生养猪，这一切，堪称惊世骇俗。惊的是那“喧嚣造势”之势，骇的是那“浪得浮名”之俗！古语云：“吃得菜根，百事可做。”青年是我们的未来。他们杯葛心浮气躁、图虚名的泡沫，放低身段沉下去求真务实，国家的和平崛起，社会的和谐美好，可期矣！
当然，处事低调还是高调，自当因事而异。抗战时期胡适就讽刺过周佛海聚众非议抗战的宅邸为“低调俱乐部”；最近日本右翼分子厚颜否认历史罪恶，自应高声予以痛斥。但历史上“卧薪尝胆”的勾践，“将相和”里礼让廉颇的蔺相如，能屈能伸，名垂青史。今日学问大家的谦逊，有志青年的质朴，其筚路蓝缕和低调做人，恰恰是诠释着一种崇高。精力内敛的人，其“低调”往往孕育着“高能”。有如默默运行的地火，其智慧的蕴蓄和能量的积淀，在报效祖国和服务社会上，常常是别出一格：“于无声处听惊雷”！
和谐不是从天降
“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伟大目标的提出，得民心、顺民意。上些年纪的人知道，这是经历多少磨难才拨云见日的艳阳天。
磨难乃是财富，多难可以兴邦。这些话富于哲理，也给人以鼓舞。但我们说麦子是粮食，也只有把麦子脱粒磨面，烙成大饼、蒸成馒头、擀成面条，才称得上是“食品”。倘若直接吃麦子，麦芒会把嘴扎烂。同理，一切磨难，它本身充其量是一种“潜财富”，只有加以转化才能由苦变甜。“十年浩劫”使亿万人民罹难、众多精英弃世，是经过深刻的拨乱反正，把那些无法无天的斗、斗、斗，转变为“以人为本”，追求“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进而才踏上“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伟大历史征程。
然而，众多事实证明，面对重大矛盾及其转化，是有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之分的。一种人是在“风起于青萍之末”就有所预见的“先知先觉”。例如在人口问题上，马寅初以一个大科学家的洞察力，早就提出控制人口的必要性。他不顾犯颜，力排众议，在重炮猛轰中表现出一种“宁可战死，绝不屈就”的识见和风骨。“后知后觉”者则在跟进“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个亿”的盲区和误区后翻然猛醒，纷纷转化到少生优育的正轨上。但也有一些“不知不觉”者至今依然故我、执意超生，以致计划生育是最难做的工作之一。在人口问题上如此，那么在“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万众归心的重大战略问题上，是否也有“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之分呢？《天津日报》不久前连载的纪实文学《我告程维高》，那位省级高官程大人及其一伙既搞腐败，又搞极“左”，视法制为整人，视人权为草芥，以劳教八年来残酷打击刚正不阿的检举人郭光允。在程维高那“一亩三分地”上，“文革”中那些骇人听闻的苦难未转化却恶化。此外，某些地区“官款勾结”矿难频仍，某些角落刑讯逼供冤案不绝……这种种，招致天怒人怨。显然，在万马奔腾建立和谐社会的主旋律中，既有任长霞、牛玉儒、郭光允、王顺友这样坚决捍卫民主法制和营造社会和谐的中流砥柱，也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专门从制造不和谐中谋利。前者给社会带来和风习习的阳光，后者给人间带来激化矛盾的灾难。
由此可见，“树欲静而风不止”。并非因为“和谐”二字看着那么柔软可亲，建立和谐社会就是不费力气的“天上掉馅饼”，或一蹴而就的“现成饭”。我们必须积极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既要大力保持和弘扬为社会和谐添砖加瓦的先进性，更要坚决破除那些搞腐败、搞极“左”、破坏社会和谐的绊脚石。倘任凭“表扬与自我表扬，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的低俗之风放任自流，甚至一谈就是“现在讲‘和谐’，还搞什么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不行的。须知，“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国无宁日，怎谈和谐？在史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回顾与思考》封底上写着：“历览神州雷霆，听惯时代涛声。几经时代急雨，识破万顷惊风。”此话有深意焉！
坚持不了多大一会儿
国人照相时，常常喊声“茄子”！假如摆布不好，一声声喊，一遍遍笑，便有人呼叫：“坚持不了多大一会儿啦！”照相是小事，若是大事比如“廉政”，也坚持不了多大一会儿，那就非糟糕不可。据报道，在反腐败中共立案162023件，其中县级干部5916人、处级干部415人、省部级干部15人。那些被处决的、蹲大狱的、身败名裂的贪官污吏，有的初入政门还挺不错，为什么他们在滚滚红尘中，几个回合便溃败得一塌糊涂？
出身贫寒工人家庭，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开始老实肯干，后来当过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市国家安全局局长、市政府秘书长、市中级法院院长的贾永祥，因贪污和挪用几百万公款，包养七个情妇，被判无期徒刑。近日他这样自我解剖：开头有人送我两万，心里想拒绝又抹不开。后来越收越多，再也刹不住车；1998年和歌厅小姐发生不正当关系，事后也害怕，但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嫖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第三个。当上一把手后脱离监督，更无拘无束，无法无天。这段自白说明三点：一、现如今这些“糖衣炮弹”，可不是小打小闹，一连串地重炮猛轰，你没点金钟罩、铁布衫功夫可不行；二、偏偏某些权力者又六根未净，充满人性弱点，在财色进攻面前意马心猿，坚持不了多大一会儿；三、“一把手有绝对真理”的陈规未除，权力越大、越集中、越隐蔽、越缺乏监督，绝对权力也就变成绝对腐败。沈阳“慕马案”中16个一把手都是巨贪。2005年中国落马的第一个高官，是教授出身、原来颇有作为的四川省副省长李达昌。在权力不断上升中他终于按捺不住，挪用亿元捞好处，撞入法网。“高处不胜寒”哪！
在如何看待和制约人性弱点和权力异化上，国外一位政论家在一本书中说：他们国家的民情之一就是对官员的不信任，因为官员最接近权力，也最有可能成为无赖；如果不用一项权力去监督，他们有可能把整个国家都抱回家。在人性这个问题上，“食色性也”。人是有“控制不住自己”的贪欲的，仅靠“定力”，期望人人都成为曹鼎和柳下惠是不可能的。但尽管有情欲冲动，大多数也只能雅称“发乎情，止乎礼”，俗称“色大胆小”。原因是在家里外头有一系列法律的、纪律的、制度的、道德的、舆论的监督和制约，虽仍不乏“出墙”、“越界”什么的，但从总体讲，还不能说有大面积的“礼崩乐坏”。好制度的目标就是让个体有继续行善的积极性，而不敢有为恶的积极性。不同制度设计的主要区别，来于对人性预设的差异。有些国家的人性预设乃“人是无赖”，一有机会他便会占便宜，一有权力，他便有可能腐败，因而订立严密制度进行监督，就是贵为总统，踩红线也对你不客气。
这些东西听来似乎有些不敬。但权衡一下，视官员为圣为贤，恭之、敬之、惯之，无监督、无制约，最后他自我膨胀发生蜕变，遭万民唾骂；预设官员绝非天然免疫，严格进行体制内外的监督，将集中的权力分散化，隐蔽的权力公开化，促其始终临渊履冰、勤政廉政，获得人民拥戴。哪个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