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联”的办学方向是面向农村，邹本兴发明了“小康村诊所”。有了“小康村诊所”的医疗设备，农民的生命健康就有了相对保障
到“冀联”走一走，让你感兴趣的地方很多，耐人琢磨的地方也很多，而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小康村诊所”。
这是邹本兴的一大发明。
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看病难的问题，是邹本兴创办“冀联”的初衷，但什么样的医生，什么样的诊所才适应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呢？邹本兴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一年一度寒暑假，同学们都放假回家了，本来是邹本兴闲暇的季节，可他闲不下来。他坐上火车、公共汽车，到华北地区各地的农村转转，他去了至今还没有脱贫的革命老区西柏坡、城南庄、狼牙山、冉庄，也去了冀东、冀中、冀南等地一些富足的农村，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问，一路记，一路与乡村医生交谈，一路不停地思考，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农村诊所的医疗设备和水准应该是：小病能诊治，大病不耽误。也就是说，在提高乡村医生医疗水平的基础上，要发展乡村诊所的医疗设备，即必须具备常规化验（血、尿、便）、B超、X光透视、心电图仪等设备。后来，邹本兴称之为“小康村诊所”模式。
邹本兴说：“在普通乡村，有了这‘四大件’，小病能治，大病能诊，就不至于有那么多不该死的病人死去。”
“小康村诊所”的模式有了，为了适应农村卫生工作实际需要，在教学课程里增加了中医、中药、针灸、推拿、计划生育等课时，这样，就使“小康村诊所”更加有效地在农村发挥作用了。
伫立在“小康村诊所”，听着邹本兴对“小康村诊所”的介绍，我想起了我的老家——冀中平原献县农村。
我出生于50年代末，到1976年底当兵，一共在老家生活了18年，这18年间，实实在在地经历了农村缺医少药之苦。6岁的时候跟贫下中农上街欢呼过毛主席“六．二六”指示发表，举着拳头声讨过城市老爷卫生院，似懂非懂地宣传过合作医疗就是好。当兵前，看过电影《春苗》、《红雨》，学着唱过：“翠竹青青哟披霞光，春苗出土哟映朝阳，顶着风雨长，挺拔更坚强，社员心里扎下根，阳光哺育春苗壮。”“赤脚医生向阳花，广阔天地把根扎，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但直到现在，我每年都回家探望父母，也没见到我们村的赤脚医生能够“治百病”、“暖千家”。我们那个村有300来户人家1000多口人，村里有两位行医几十年的赤脚医生，全部的医疗设备是一个药箱，里面装有听诊器、血压仪、体温表几大件，最近又增加了输液和输氧的设备。赤脚医生们完全靠经验诊断病情，而用药和在治疗当中的操作方法，实在让我们这些见过一些世面的人看着害怕。
有一年春节，我率妻儿回家探亲，大年初三早晨，我和6岁的儿子在院子里用木棒学着电影里的武打动作对打起来，结果乐极生悲，一个闪失把儿子的额头打了一个三角口子，我奋不顾身地把儿子背到医生家。医生二话没说，拿过酒瓶子就往没消毒的棉花上倒，倒完了就往儿子伤口上擦，伤口包扎好了，说需吃些消炎药，医生顺手从他儿子用过的作业本上撕下一页，把药在手上一粒粒数完，然后包上了，后来儿子的伤口发炎了，需要打针，医生问家里有没有开水，等开水倒上了，医生把针头在水里涮了涮，就开始往针管里抽药液。我忙问：“有没有一次性的针头？”医生说：“乡下人没那么多讲究，没事。”连着打了几针，儿子的屁股上起了一个包，就这样，没等休完假，我就带着妻儿逃跑似的离开了老家。
70年代初，我还在老家，村里发生过几个年轻人染病突然死亡的事，现在想起来应该是医疗事故。
一个芳龄18岁的姑娘，白天还挑水，晚上突然喊肚子痛。大喇叭喊了一个钟头，医生才去，去了以后，先号脉，接着就开中药，病人喝了大汗淋淋，接着就大口大口地呕吐，医生又在中药里加大了剂量，病人呻吟不止，等到天亮，医生说，送医院吧。那年代，村里没公路，没汽车，只好靠人抬，离县城20里路，还没走一半，病人就断了气。
1995年春节，我在家休假，一个30多岁的妇女患重感冒，医生摸了摸脉就输液，结果两瓶子输下去，病人全身浮肿起来，家属问怎么回事，医生说是输液反应，于是，又加大剂量继续输，结果病人浮肿加重，第三天，从来没生过病的病人死了。
农村人老实厚道且愚昧，又缺乏法律意识，出了这么大的医疗事故，没有人到法院起诉医生，只认为病人到了寿限，而医生也没丝毫的内疚之感。还有，平时看病，医生开什么药，病人家属不清楚，也不问，医生要多少钱，也没什么依据，更没讨价还价的余地。我的母亲长年患哮喘，我从北京往家捎些药品，可医生没有让用，说洋药治不了庄稼人的病。母亲的病一年比一年重，我想带她到北京大医院好好查查，治一治，但这个愿望没等实现，母亲就去世了，这成了我一辈子的遗憾，也使我一辈子对我那个村的赤脚医生耿耿于怀。
我想，如果老家的赤脚医生换上“冀联”学子，也开办一个“小康村诊所”，就不至于有那么多的父老乡亲过早地失去生命。为了保障家乡父老的健康质量，我决心赞助老家的一名学生到“冀联”来上学，当我把这些想法说给邹本兴听时，邹本兴很大方地说：“我们有为老少边穷培养医务人才的义务，献县也是革命老区，再关着你的面子，你推荐来的学生，我们免费。”邹本兴说完，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上面记载着“冀联”1990年至1998年为老区、贫困山区学生减免学费的情况，仅这九年中共减免学费43.7万元，涉及到155名学生。
这组数字，无法不使我以敬仰之情面对。在世界上，不论是国办大学还是民办大学，还没听说哪一家有免费和减免学费的规定。何况，一般民办大学都是以营利为目的，更不容易有此之举，这足以证明，“冀联”的办学宗旨和方向。
低门坎进，高门坎出，一切为着农村需要办学。邹本兴琢磨：乡村医生既会看病，又会开车，病人就不至于耽误了’
邹本兴创办冀联医学院，立足点是在农村，因为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是他办学的动因。中国有12亿人口，其中有9亿农民，而国家医学院校培养的医生都去为3亿多城市人服务，即便是从农村考走的学生，毕业后来个“鲤鱼跳龙门”，就此离开农村，所以，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始终难以改变。这是邹本兴创办“冀联”的动因之一，而另一个动因似乎是无形的，那就是每年农村籍的高考落榜生，这个数字恐怕是不好做出准确统计的。相对来讲，农村的教学质量要低于城市，尽管农民们不惜代价供养儿女读书，望子成龙，望女成风，但真正凭实力走进高等学校大门的毕竟是风毛麟角，大部分农家子弟都被拒绝在大学门口之外。他们被称为“下脚料”，“生瓜蛋子”，“高不成，低不就”等等，这些落榜生们让家长们揪心，同时也是社会的负担，让这些学生走进高等学校的大门，让他们重新扬起理想的风帆，确定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也是邹本兴创办冀联医学院的重要动因之一。
宽进严出，是“冀联”创办十几年来掌握的重要原则之一。针对学生的综合素质以及回农村创业的具体情况，确定不同专业，安排不同课程。比如大专部，开设中医大专班、高护班、中医自考大本班、高中起点西医大专班、初中起点西医大专班、高中起点中西医结合大专班、初中起点中西医结合大专班。中专部则设西医中专班、西医护理中专班、口腔中专班。
农村医疗诊所一般只有两三个人，有的甚至更少，分不开科，拉不开栓，就靠技术过硬的医生拳打脚踢，不管面对什么样的病人，都要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诊治。“冀联”是面向农村培养医生，所以，所开设的课程是在面上下功夫，包括内科、外科、中医、西医、妇科、儿科、五官科、解剖、生理、病理、护理、药理等等。这样，“冀联”学子就能在农村站得住，打得开，过得硬。
有人说：英语、计算机、汽车驾驶是走进21世纪人的三把钥匙，这三把钥匙，“冀联”学子都能拿到。不管是哪个班级，哪种专业，都开设英语、计算机课，后来又开设了汽车驾驶课，这是邹本兴的一大发明。他利用假期时间到贫困地区的农村去走访，看到的是交通不便，听到的是许多病号因送不出去而造成死亡的叹息。于是，他就想：我们培养的医生不仅会看病，再会开车，病人就不至于耽误了。
邹本兴给集团军首长写了个报告，要求支援堪用车辆，学校将举办驾驶技术培训班。报告得到了集团军首长的批示，汽车驾驶培训班很快办起来了。
后来我到“冀联”学子的诊所采访，其中有部分人自己买了车，他们说：在校学习时，邹院长主张开汽车驾驶课，简直太英明了。
四川农村来的缪氏三兄妹一起走进“冀联”，他们学的都是口腔专业。
1988年，四川来的三兄妹缪雷、缪廷、缪霞，一起走进“冀联”，成为兄妹同窗，而且都是学的口腔专业。
兄妹三个一起上“冀联”，其决策人是他们的父亲。那是“冀联”创业的第二个初春，父亲偶然从朋友处看到了冀联医学院口腔专业的招生简章，他从“全国平均10万人只有一个口腔专科医生，远远不能适应口腔疾病防治需要”的精辟分析中得到启发，于是，就拨通了“冀联”的电话，第二天就把缪霞送到了“冀联”。
父亲在“冀联”转了一圈，感受很深，但是“冀联”条件很差，房子是租的，教学设备和生活条件都不算好，但几位老同志的办学方向治学之道及敬业精神，感动了父亲。在石家庄，他就给已在蓬安中医学校就读一年的大儿子缪雷拍了电报，让他速办退学手续。
缪雷是和父亲一天到家的，当时，缪雷还有些不高兴，再有一年的时间就毕业了，为什么要转学？父亲不是出尔反尔的人，去了一趟石家庄，怎么就变了？
那天，缪家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宴会。父亲郑重宣布：“我决定再把缪雷送到冀联医学院学习口腔专业。”接着，他又说：“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民办学校，清一色的都是部队的离退休干部，他们在位时都是在部队搞医的，更重要的是，他们身上至今保持着老八路的作风，有艰苦奋斗奉献人类的革命精神，所以，把孩子们交给这些老同志，我一万个放心。”
正说着，上高中的二儿子缪廷放学回家了，听父亲这么一说，他也要和哥哥妹妹一起上“冀联”，父亲没有思想准备，但考虑了一下，终于同意了。父亲高兴地说：“好，那你们兄妹三个，就一起上‘冀联’吧。”
天还没亮，父亲送缪雷、缪廷兄弟俩去了石家庄。
三年后，兄妹三个回老家开了“缪氏牙科”诊所，不久，他们又先后考取了医师职称。
广东连县的乡村老医生黄礼诚，悄悄围着“冀联”转了三天，最后终于下决心，把五个儿女一起送到“冀联”
在冀联医学院，还有同窗五姐弟。大姐黄玉娟、二姐黄凤娟、三姐黄素娟、四弟黄康宁、五弟黄越强。姐弟五个中间，最大的28岁，最小的20岁，他们由同胞姐弟变成同窗同学，确实是件新鲜事。
这姐弟五个是广东省连县东陂镇人，父亲黄礼诚是当地的老医生，改革开放初期，就开了个体诊所。老人行医多年，无论是医德还是医术，三乡五里，有口皆碑。但老人有块心病，他寄希望于自己的儿女能继承自己的事业，但五个儿女却纷纷高考落榜，虽然都在自己的诊所里打些下手，但毕竟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不能担当起治病救人的使命。眼看着自己年事已高，选好接班人成了老人最大的心愿。
黄礼诚很谨慎，他在看电视、报纸时，都注重看医学院招生的广告，并四处打听一些民办医学院的办学情况。后来，他打听到了冀联医学院，是部队的几个离退休干部办的，社会影响不错。但他还是将信将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先把三女儿黄素娟送到了“冀联”，而把二女儿黄凤娟送到了另外一所医专学校。一个学期下来，他请两个女儿谈学习体会，并对她们进行考核，他发现，“冀联”的教学质量明显高于其他学校。
第二学期开学前夕，黄礼诚决定亲自出马到“冀联”看个究竟。老人进了学校，先不去找校长了解情况，而是用十分挑剔的眼光把学校的角角落落，都转了个遍。找到一定的感觉以后，他才向学校领导和老师们询问情况。在“冀联”转了三天，他发现“冀联”虽是低门坎进，却是高门坎出，讲台上全是“客座”的医学界名家，实验室里不仅有各种病理、组胚，微生物寄生虫教学用标本，还有X光教学片和化诊、生化、生理、药理、实验仪器近百件，每个学生还有一台显微镜，见习时还有男女尸体解剖，又设有英语课。
看了这一切，黄礼诚悄悄地返回了广州。
回到家的第二天，黄礼诚没来得及休息，就送五个儿女到“冀联”报到。
“冀联”面向农村，农村青年垂青“冀联”。
在“冀联”采访，有时是找个别学生聊，有时则是把几个同学召集在一起，让他们一块侃，这些活泼可爱的孩子大部分都来自农村，但说起话来很大方，而且不论男女，都有一定的表现欲望，争着说话，抢着发言，个顶个都踌躇满志，意气风发，言谈话语之中，都为自己能走进“冀联”而感到自豪，同时也为自己将来回农村创业充满必胜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