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岁那年，邹本兴在领导岗位上被“一刀切”了下来。关于往后的日子怎么打发的问题，邹本兴心情很糟糕
邹本兴说，查查家谱，他们邹家往上数几辈既没有行医的，更没有当官的，而这两个行当，让他一个人填补了空白。当年参加革命，他既不是为了当官，也不是为了行医，而走进革命队伍以后，这些就由不得他了。他从卫生员、卫生班长、医助、军医、卫生连长、卫生所长、卫生科长、卫生处长，一直当到军后勤部的副部长（副师职），这是他没想到的。他当年参加革命，目的是跟着共产党打出一个新中国，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并没想革命成功以后自己能当多大官，享受多么高的待遇。客观地讲，从卫生员起步，中间又没离开卫生行业，一直干到军后勤部副部长的位置，这在军人的履历中是不多见的。我在师、团后勤部门都干过，了解后勤部门的干部配备情况，那些后勤部的部长、处长们，大都是从事战勤、军需、财务出身，或者由军事改行，很少是从卫生口上来的，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这好像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规律。
当时和邹本兴一起担任副部长的一共有四个，邹本兴是最年轻的一个。1982年，他又奉命到后勤学院指挥系深造，回来后部长和政委的位置又出现空缺，邹本兴将要接任后勤部政委，成为军机关议论的话题，包括邹本兴自己也从上级领导的谈话中听到了这方面的意思。而到了1983年5月，大气候变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整编，用“一刀切”的方法，安排一些老同志离退休，邹本兴被切在这一“刀”之内。
接到离休命令时，邹本兴差3个月满51岁。
被切在一“刀”之内的老同志们有的始料不及，有的甚至牢骚满腹，但毕竟参加革命几十年，服从革命需要，这是起码的政治觉悟。牢骚归牢骚，服从归服从，但真到脱下那身穿了几十年的军装，心里还是有些不是滋味。
邹本兴没有饮酒的嗜好，平时下部队，不论别人怎么劝，他就是不喝，实在招架不住了，就简单表示表示。在脱下军装，交了办公室钥匙那天，他在家里喝了一顿闷酒。邹本兴是个工作狂，没什么礼拜天节假日的概念，他在军机关留下过笑柄：在厕所里也不忘研究工作。刚刚51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乍一退下来，从心理上不好接受，生活上更不习惯。在职时养成了早睡早起的生活习惯，现在早起的习惯还有，但早睡就做不到了，躺下之后怎么也睡不着。早晨起来，扎上腰带就去出操，直到被老伴叫住，他才明白已经退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有时吃过早饭，他自觉不自觉地踩着上班号朝办公楼走去，当门口哨兵向他敬礼时，他才发现自己没穿军装，他有些尴尬地笑笑，很不自然地转身回了家。
邹本兴在家无所适从，想养养鸟，结果没几天，鸟给养死了。后来想办个养鸡场，鸡舍图都画好了，但经实地考察，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没多久，在朝鲜战场上留下的腰腿疼病犯了，高血压犯了，从来不看病的邹本兴三天两头进医院，体重也不住地往下减。他想好好读读医学方面的书，可是怎么也静不下心来，他想到街上遛遛弯儿，到外面凑凑热闹，可是看见什么都烦，没走多远，就又折回来了。还有，在家里无缘无故地就朝老伴和孩子们发火，发完了自己再作检讨。
老伴也是搞医的，知道邹本兴得的是“离休综合征”，是心理和社会因素造成的。从紧紧张张的工作到没事可做的无聊，造成人的植物神经紊乱，免疫机能下降，各种疾病就找上门来了。她一边安慰邹本兴，一边给他从一位老首长那里要了一只画眉鸟，让邹本兴在家养着解闷。刚开始邹本兴觉得挺好玩，但没养几天就死掉了。但他却对养鸟发生了兴趣，他在市场上买了几只鹌鹑，鹌鹑们每天乱叫，孩子们学习不下去，邻居们也烦，他一赌气又把鹌鹑们送人了。在这之后，和邹本兴一块在军后勤部副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的苟玉和找他，想一块办个养鸡场。邹本兴对这个建议很感兴趣，他们到40里路以外的军农场看了一次，想租50亩地，在那里办养鸡场。后来又到河北省军区养鸡场参观取经，回来便雄心勃勃地画了鸡舍图，又做了财务预算，但后来经过反复论证觉得不大可行，一是人不好雇，自己这么大岁数，又不可能亲自去守鸡舍，二是农场离干休所太远，交通工具也不好解决，这个方案只好放弃。
邹本兴和老伴回了一趟山东老家，在济南战役攻城突破口，他仿佛又听到了当年战友们“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喊杀声。
1984年，邹本兴和老伴回了一趟山东老家，回程途中，他到了济南，他到济南的目的不是投亲访友，也不是为了取道回石家庄，而是来还一个多年的夙愿——凭吊济南战役中牺牲的战友。
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执行中央军委关于“攻济打援”的指示，打响了济南战役。16日，华东野战军从东、西、南三面向济南发起进攻。19日，国民党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在人民解放军强大军事压力下，率所属2万人举行战场起义，解放军乘此有利战机，22日攻战商埠，23日攻占外城，经一日激战，24日全歼守敌。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化装逃跑，28日在寿光县境内被解放军生俘。历时8天的济南战役，在徐州之敌尚未来得及北援的情况下胜利结束。
在这次著名的战役中，华野九纵率先攻入蒋军号称“固若金汤”的济南城，二十七军七十九师二三五团被中央军委授予“济南第一团”的英雄称号，毛泽东、周恩来都亲自发来贺电。据载，这是解放战争中团级单位获得的最高荣誉，一直到和平建设时期，“济南第一团”的名声响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邹本兴所在的二四〇团参加了这次著名的战役。今天，站在当年攻城的突破口，仿佛又听到“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冲杀声，又看到了我军将士与10万蒋军浴血厮杀的悲壮场面。当时，邹本兴只是一名卫生员，但那场惊天动地的厮杀，至今历历在目。他记忆最深的是，仅为打开攻入济南城的缺口，“济南第一团”就牺牲了600多人，血流成河，尸骨成山。战友们牺牲前说的最多的就是这句话：“我的任务没完成好，你们快往前冲啊！”直到现在这句话时不时地还在邹本兴耳边响起，想起来，他心里就感到沉甸甸的。
从老家回来之后，邹本兴更加坐不住了。他想得更多的是那么多战友们，在新中国诞生的黎明前死去，他们没当上官，没享上福，没过上好日子，而正是有了他们的血肉奠基，才使一个民族获得了新生，作为战争的幸存者，该替他们做些什么。现在虽然自己已经离休了，但毕竟才50岁出点头，从现在起，就等待生命的自然终结，未免太消极，太没价值了。
在省人大会上，邹本兴听到农民代表反映这样的问题：乡村医生95%以上的没有学历，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很让人揪心。
1985年，邹本兴作为驻军系统的代表，参加了河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会上，“如何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成了农民代表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会后，他查阅了一些资料，资料提供的数字让邹本兴大吃一惊：石家庄地区的10个县、220个乡卫生院的1818名卫生技术人员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只有l3人，占0.66%，中专学历的69人，占3.8%，无学历者1736人，占95.5%。就这样的学历，这样的专业技术，怎么能完成救死扶伤的任务？会议期间，他还专门和来自老区的农民代表作了个别交谈，了解到的情况比会上提得更严重，更典型，更让人揪心。
邹本兴是搞医的，老家也在农村，所以，他对农村的医疗环境和状况就更加关注。在当军卫生处长和后勤部副部长期间，他常受命组织医疗队到平山县的西柏坡、易县狼牙山、阜平县城南庄、地道战遗址冉庄等革命老区进行慰问。慰问期间，他感受最深的是，医疗队一到．乡亲们敲锣打鼓，像过年一样，然后就成群结队等候瞧病，走的时候恋恋不舍，洒泪相送。有一次，邹本兴带领医疗队离开一个贫穷的村庄时，一个老人突然给他跪下了：“首长，你把我闺女带走吧，让她学医回来为乡亲们治病。”这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寡妇村”，抗战期间，这个村的男人大部分参加了八路军游击队，由于叛徒出卖，被日军统统活埋，自此之后，这个村就成了“寡妇村”。而到70年代，这个村的男人们又患肿瘤，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死亡率达80%之多，就这样，“寡妇村”的名字又叫响了。
面对双腿跪在面前的老人，邹本兴把他搀起来的同时，自己也流泪了。他不知道该怎样安慰老人，他没权力把老人的孩子带走，即使能够带走又如何，中国有几亿农民，大都生活在缺医少药的环境里，一两个医生即使拳打脚踢五项全能，又能救几条人命？
中国农民太苦了，老区人民太苦了。战争年代，他们倾其所有养育了自己的军队，为中国革命承受了最大的牺牲。淮海战役，敌我双方投入的兵力，是60万对80万，可那百万支前民工，那看不见头尾的独轮小车队，虽说不在60万军队的序列之内，但后人谁敢否认陈毅将军的那句名言：“淮海战役，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蒋介石逃往台湾时，也曾作过反思：国民党丢掉大陆，不是失在政治上，也不是失在军事上，而是失在民心上。蒋介石的反思是否深刻与全面，这里不必追究，但毛泽东说的“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在中国的地盘上是得到了检验的。中国革命胜利了，但若干年后，中国老百姓却依然没有摆脱贫穷，这一直是共产党所揪心的问题。贫穷的标志是温饱问题得不到解决，温饱解决不了，医疗就更没保障，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小病拖成了大病，大病带走了人命，有病得不到治疗，防病就更无从谈起。所以，迄今为止，“提高人口质量”，在中国农村，仍是一个不轻松的话题。
邹本兴终于下了决心：联合几位老同志，想办法为农村培养留得住、用得上、过得硬的医疗队伍。
1964年6月26日，毛泽东发表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重要指示，后来被称为“6-26”指示，这是毛泽东根据当时农村医疗卫生状况提出来的。他指示，现在卫生部的工作主要是给城市服务的，而广大农民却缺医少药，医疗卫生工作应该把主要人力、物力放在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和医疗上。城市里的医院留下一些毕业时间较短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毛泽东指责卫生部为“城市老爷卫生部”。在这之后，农村实行了合作医疗。“文革”之中，又出现了新生事物——赤脚医生，这些乡村医生大部分都没经过专业培训，都是凭着“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小病对付着治，大病往外推。而在城市看病，又严重地存在着“三长两短”，即挂号长、等看病时间长、拿药时间长、看病时间短。不用说，仅靠赤脚医生，难以给中国农民的生命提供健康保障。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的医疗环境、条件，也得到了很大改善，尤其是医疗体制、机构变化较大，许多农村都开了个体诊所，开展公平竞争，结束了赤脚医生单打一的历史，农民看病不再“一棵树上吊死”。但新的弊端又很快出现了，一些个体诊所的医生大部分是半路出家，他们不是以救死扶伤为己任，而是以营利赚钱为目的，既没良好的职业道德，又没过硬的专业技能，更没先进的医疗设备，收“红包”，卖假药者屡见不鲜，倒霉的还是老百姓。一些国办大学毕业的学生们，即便是从农村考走的，宁可花钱托人也要留在城市医院，没几个愿意回农村的，所以，农村的医疗水平还是在低层次中循环。在城市，由于有先进的医疗设备，无病可以防病，有病可以早治，而农民们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比如癌症，一查出来就是晚期，惟一的办法是等待死亡。一些农民辛辛苦苦在外面挣点钱，一摊上病人就前功尽弃，贫困人家染上重病，则只能倾家荡产。“有什么也别有病，没什么也别没钱”，首先是从农民嘴里喊出来的。
邹本兴思来想去，拿定一个主意：为农村培养一支留得住、用得上、过得硬的医疗队。具体的方案是，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联合一些老同志，办一所医学院，办学方向是，面向农村，面向老区。办学目的是，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