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夏天，学校扩大招生名额，急需添置1000多张铺板，如果买现成的要花3万多元。邹本兴算完账，舍不得掏这笔钱，他决定只买木板，自己钉做铺板。这下，老头儿们遭罪了。邹本兴规定，每人钉30块床板，大热的天，还要亲自扛到楼上，最高到6楼。不管你是院长还是班主任，不管你是七老还是八十，人人有份。不是邹本兴太残忍，因为暑假期间，学校一个学生也没有，而一开学，这些床铺板又等着用，要是雇人干，又是一笔开销，得，只有累老同志们了。这部分开支节约多少钱，简直没法计算！还算年轻的杨树青副院长后来回忆说：“活这么大岁数也没受过那份罪，当时真想花钱雇人钉，但一看六七十岁的老八路们都没任何怨言地干，自己还有什么说的。”
不抠就没有“冀联”，不抠就不是邹本兴。邹本兴始终铭记孔圣人的名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抠，抠，抠。不抠就没有“冀联”，不抠，就不是邹本兴。我在采访中发现，邹本兴的抠是多层次的，全方位的，甚至是不近人情的，是现代人无法理解和接受的。
而让人服气的是，邹本兴首先从自己抠起。他始终信奉孔老夫子的至理名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走进邹本兴的办公室，很难相信这就是拥有6000多万元固定资产的“老板”的办公环境，外间：两个旧三屉桌，两把木椅，一组旧文件柜，没有空调，没有老板桌，没有程控电话，甚至没有沙发。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他的笔筒是用易拉罐加工的。里间：一张硬板床，一个旧衣架，除此，再无它物。
因为写一些人物专访或小报告文学一类的东西，我也采访过一些老板，包括一些皮包公司的经理和负债经营的老板。有钱没钱，先包上大饭店的套间，现代化的办公设备应有尽有；有用没用，先雇上年轻摩登的女秘书，坐上漂亮豪华的小轿车；有没有合作的可能，先带客户出去撮一顿，然后再找销魂的地方玩一玩，泡一泡。这仿佛已经是司空见惯，不足为怪。
对此，原大邱庄庄主现沦为阶下囚的禹作敏有自己的至理名言：“农民穿西服，坐高级轿车，这就叫投资环境。”
邹本兴不认为投资环境就是穷奢极欲，清正廉洁照样是一种投资环境。
截止到现在，“冀联”没有一辆高级轿车，院长们更无专车，过去上下班，老同志们清一色地骑自行车。在职的时候有专车，休息后，有事可以跟干休所要车，没什么骑自行车的经历，有的早就不会骑了。后来年龄大了，学校离干休所也远了，他们就坐班车。最近，学校买了一台大轿车，老同志们总算结束了挤班车、倒班车的历史。
截止到现在，邹本兴没设院长助理，没配秘书，没有随叫随到的公务员，不靠发号施令，而靠身体力行，谁也看不出他是5000多名学生的一校之长。他之所以这样廉正，至少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为了节省资金，“冀联”多一个人，就多一个人的开支；二是怕自己太懒了，对身体不利。
截止到现在，以邹本兴为首的院长们，没有一部手机、呼机，惟一的一部程控电话安在院办公室，用来对外联系，院长们办公室的电话都是内部小号。到都市大街上转转，现在手拿大哥大，腰挎BP机的不再仅是大款商人、达官显贵，一个浑身油渍形象邋遢的街头小贩骑着三轮车随时就可以掏出手机联系客户，不管是用于公务还是私事，手机、呼机已不再是稀奇之物，不再是其身份的象征。而邹本兴认真地算过这笔账，如果“冀联”的院长们都配上手机，安上程控电话，班主任和老师们都配上呼机，一年下来的话费、服务费，就得上万元，三年五年，就是一辆高级轿车钱，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
河北有名的黑包公——石家庄市纪检委书记姜瑞峰，从邢台调到石家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企事业单位的手机。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新闻调查》节目中，他对记者说：“这些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办公室有电话，家里有电话，走到街上到处都是公用电话，还用得着手机吗？何况在办公室坐一天都没事干，还用得着在大街上用打手机办公？”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盘算不到就受穷。”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集体，都是这样，有事没事，常算算账，精打细算，量入为出，日子就会过得宽余。家大业大，浪费点没啥，那是慷公家之慨。如果手机、呼机的消费，都从个人的腰包里出，再有钱的主儿也会谨小慎微，手下留情的。
邹本兴在吃上抠得也很紧。
在“冀联”，院长们上班带饭盒，早已传为佳话。因为学校离家远，他们要在学校吃一顿午餐，学校有5个食堂，甚至还有小招待食堂，院长们选择的余地很大。开始，邹本兴和学生们一起排队买饭，慢慢被食堂老板认出来了，不是不收钱，就是多打菜。邹本兴觉得不合适，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吃的次数多了，将来账就不好算了。于是，他先带头并号召大家，每天上班带饭盒，中午在食堂加热，谁也别占食堂的便宜。
邹本兴出门办事一般不在外面吃饭，他说外面的饭又脏又贵，有什么吃头？实在回不来了，就吃半斤水饺或者一碗炸酱面。有一次，邹本兴和孙宝太去了一家饭馆，小姐笑容可掬地过来倒茶，并把菜谱递给邹本兴，邹本兴看了看，只点了1斤水饺。小姐笑着说：“二位怎么上来就点主食，应该先点菜呀。”邹本兴半开玩笑地说：“饺子里面不就有菜嘛。”小姐不笑了，又问：“那二位点什么酒水？”邹本兴说：“我们以茶代酒。”小姐耐着性子问：“那二位点什么汤？”孙宝太接过来说：“两碗饺子汤。”小姐噘着嘴走了，等了快一个小时，饭才上来。
“冀联”自诞生以来，几乎没有请客送礼的历史，一年一度的开学典礼，有省委的领导，有军界的领导，还有各路诸侯和专家教授们，要不是开学典礼，专门请人家吃饭恐怕是请不来的。典完礼，讲完话，吃顿便饭，上点酒，庆贺一番，热闹一下，这恐怕还算不上腐败的范畴，但在“冀联”却做不到，典礼的时候，清水一杯，或上点饮料（后来上了水果），典完礼，邹本兴就和首长们握手送客了。老军长阎川野喜欢跟邹本兴开玩笑：“老邹啊，今天在哪儿安排呀？我们可等着啦。”
民办学校，在社会上一些人的眼里存有某些偏见，说严重一点，是有些歧视。认为不管你规模有多大，名字有多响，门脸有多气派，民办就是民办，与国办大学不能同日而语。于是，一些民办学校的领导总有些自卑感，上边来检查，毕恭毕敬，点头哈腰，惟恐礼不周，该吃吃，该送送，得罪了哪路神仙也没好果子吃。邹本兴没那么多规矩，不管你哪一级来检查，重视归重视，礼貌归礼貌，但招待起来都是清水一杯，吃饭就是盒饭，走的时候什么礼品也不送。那些吃多了拿惯了的有关部门，到了“冀联”也自认倒霉，知道跟这帮老头儿打交道没什么油水，也就不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