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后，县政府就下发了红头文件，对大力发展速生丰产林提出指导性意见，并制定了“树随地走，谁造谁有”的政策，要求全县“高度重视”，各个乡镇“要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抓好落
实”。随后，县里还专门出台了造林奖惩政策。政策规定：造林成活一株，补助一元；死亡一株，罚款两元。
当我看到那条政策规定时，禁不住乐了。
它让我想起了若干年前，某山区县一位林业局长给我讲的一个故事。故事是这样的——某县为了鼓励群众造林，出台了一项政策：种一株树，奖励一元。此政策一出台，群众的反应淡淡，蹲墙角该晒太阳的晒太阳，该睡大觉的睡大觉，没人把一元钱当回事。眼看着上级下达的造林任务就要泡汤，无奈，县里便紧急调整政策，任务下达到各家各户，并规定：少种一株树，罚款两元。调整后的政策再出台，群众反响强烈。给一元，没人心动，可要是从自己的腰包里往外白白掏出两元，农民心里的“算盘珠子”不能不拨拉两下了。于是，家家户户门窗紧闭，涌向荒山，挖坑种树，好不热闹。未出几日就完成了造林任务。
一则是奖励性政策，一则是处罚性政策。一奖一罚，政策的效果截然不同。
我不知道，东阿的造林政策在制定之前，是否到那个山区县取过经。但能感觉到，这两个县的政策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看得出，政策的设计和制定者是了解农民的，知道农民心里想什么。
县长是个急性子，杜吉利的性子也不慢。
“绿色风暴”刮起来了。春节未到，天上还在飘着雪花，东阿春季造林动员大会就召开了。县长在大会上做了动员报告，副县长朱凤泽具体部署。各乡镇的乡镇长、林业站长瞪大眼睛听着。小本子上刷刷地记着一个又一个数字，丰产林的标准，规格，行距，株距，绿化带长多少，宽多少……末了还记下了几句关键的词：在规划范围内的地块，能种树的地方都要种上树，不能降低宽度，不能断档。不能……不能……
杜吉利瞥一眼台下的场面，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
会后，各乡镇把造林任务刚刚分解到村组，村组就把群众发动起来。杜吉利跟我说，那种场面，已经多年未见了，就跟电影《暴风骤雨》里的场面差不多，村村组组对田间地块用皮尺重新进行丈量，立牌子，插橛子，谁家谁家的，造多少，种什么树，一一落实。
全县春季造林动员大会后，林业局又召开了本系统的春季林业生产专题会，在会上，杜吉利讲，今年这个春天在东阿林业的历史上一定是个不平凡的春天，我们只能打胜仗，不能打败仗。
林业局担负技术指导，督导和苗木供应等任务。大年初四，杜吉利和他的同事们就在各个造林现场用帆布搭起窝棚，插上彩旗，当第一株树种下去之后，紧张的春季造林就开始了。窝棚既是指挥部，又是宿舍，也是苗木浸水发放点。那些天里，杜吉利和他的同事们吃在窝棚里，住在窝棚里，夜以继日地忙活着。有的人手脚冻裂了，嘴上起了泡，嗓子喊哑了，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造林很快进入高潮，劳累了几天的林业局干部职工在窝棚里睡得正香的时候，猛然惊醒，冷风，雨点，雪花扑面而来，窝棚不见了。天亮后才知道，14个窝棚刮坏了6个，冻感冒了7人，没有一个人离开岗位。
种树难，种树难，难就难在如何使树木成活。许多地方年年造林不见林，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了。有的地方，甚至连续五年以上在同一个地块种树，最后还是没存活几株。汗水没少流，功夫没少下，一遍一遍地种，一片一片地枯萎，往复不断地折腾。什么原因？——老天不帮忙呢。唉！一声叹息了事。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人，而不是天。
一样的立地条件，一样的气候，一样的降雨量，一样等级的苗木，东阿县造的林，却种一^株，活一株；活一1片，成林一’片。东阿人，是在树身上使了縻法吗？
补植补造——在东阿人的造林规程中已经没有这个词了。一次造林，一次成功。根本不用补植，不用补造。我问杜吉利，有什么秘密吗？杜吉利笑了，说，三条：一则用心；二则讲科学；三则与利益挂钩。他说，苗木浸水蘸根，挖坑，植苗，浇水……
每个环节都用心对待，再加上奖罚动真格的，就没有种不活的树。
年底，县林业局统计，2003年，全县造林18.2万亩。其中，营造了1000亩以上的丰产林10处，500亩以上21处，200亩以上的30处，共建高标准绿化通道26条，绿化沟渠56条。副县长朱凤泽跟县长不无感慨地说：“你定的造林指标，几乎翻了一番完成了。”他说，“老杜和林业局的干部职工能打硬仗，应该给他们记功啊！”
2007年，东阿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全国绿化模范县”的称号。金色的牌匾挂在林业局的会议室里，阳光一照，耀眼生辉。
此后，东阿县造林热潮迭起。公司造林，部门造林，合作造林，股份制造林……到2009年6月底，东阿森林面积已达56万亩，森林覆盖率由十年前的12.5%飙升到现在的47%。沟渠路旁，田头地埂，能长树的地方，全部种上了树。也怪了，东阿近几年的雨水也特别好，种上的树疯长，像吃了阳药一样。杜吉利看在眼里，格外高兴。他写了一首诗，赞道：
白天不见村庄，
晚上不见灯光。
小雨淋不溫衣裳，
走路晒不着太阳。
这首诗被广为传颂。前段时间，我到南方某省出差，见那个省正在搞大规模的“平原造林运动”。听朋友讲，他们的造林标准就是：“白天不见村庄，晚上不见灯光。”我听后笑了，说，这个标准很有文学色彩，是谁定的？他回答说，是省委书记。
那位省委书记是不是读过杜吉利的那首诗而受到的启发呢？这话不好问，也不便问。
绿色情怀
他爱那些树，爱那些喜鹊。
一年几乎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杜吉利都在乡下转。转什么？一局之长不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批文件，整日跑林子里能转出啥名堂？不一定转出什么名堂，但只有转一转，看一看，他心里才踏实。看什么？看苗圃里的苗情，看林子里树的长势，看有没有虫害，看喜鹊巢又多了几个，看喜鹊幼鸟的羽毛丰满了没有……总之，一段时间看不到那些树，那些喜鹊，他就打不起精神。
他的车上常年备着一个俄式望远镜，下乡时就攥在手里，时不时就停车，钻进林子里，望一望林子深处的“情况”。
我在东阿的鱼山、铜城、陈集、姜楼等乡镇采访时，许多村民跟我说起杜吉利，说他是个给老百姓办亊的好局长。种什么树栽什么花，他们在拿定主意之前，总要听听老杜的意见，心里才有底儿。凡有农户反映树木得病的事情，杜吉利总是在第一时间派出技术人员，现场诊治。前些年，他看到老百姓的庭院大部分都闲置着，有的即便种点韭菜、小葱，也没什么效益，他就建议农户在庭院里栽植石榴、梨、苹果等经济林种，发展庭院经济。没有苗木的，林业局支持。乡村庭院经济很快就发展起来了，如今的东阿乡村，家家是花园，户户是果园。春天满院姹紫嫣红，秋天满树果实累累。当闻知老百姓收获的果子又卖出了好价儿，甭提杜吉利多开心了。老百姓编的顺口溜是这样夸杜吉利的——
村村种树，喜鸦入住。
利在千秋，功归老杜。
杜吉利担任县林业局长已有十余个年头了。十余年来，他把自己的心血和汗水都奉献给了东阿的林业事业。
然而，最初这并非是他的自愿选择。早年间，杜吉利学的是师范教育。在聊城师范学校读书时，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生活即教育”的思想对他影响颇深。毕业时，本来可以留在城里，可他毅然选择回到乡村，当一名小学教师（随他一起悄悄来乡村小学任教的，还有一个家在城里的“大眼睛”女生，后来那个“大眼睛”成了他的妻子）。讲第一堂课时，他把陶行知先生那句著名的话写在了黑板上——“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立志，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当年陶行知在晓庄师范所倡导的“教学做合一”的理念在乡村生根开花，并掀起一个“新教育运动”。
毕竟，他的想法太理想化了。一切必须在体制的框架内运行，教育更是如此。还未及把“生活即教育”的种子播下，他就被调到县城中学担任语文老师。后来，他又当了副镇长、镇长、招待所所长、电业公司副经理。也许是命运使然，满腔热诚想搞“新教育运动”的杜吉利从此却偏偏彻底告别了教育。1998年9月，组织上任命他为东阿县林业局局长。幸耶？悲耶？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那些天，看不到喜鹊；那些天，听不到喜鹊的叫声。
他到林业局报到那天，立时傻了眼。林业局的办公房破烂不堪，办公桌污溃斑斑，桌面上尽是窟窿，电话都是“哑巴”（因交不起电话费，线被掐断了），干部职工已经半年没发工资了，还有四家起诉讨债的。有人戏说，拍解放前的电影，不用去别处找破败凋敝的外景，来林业局就行。这哪里还有政府部门的样子啊！更严重的是，人心涣散，工作几近瘫疾状态。因是第一天上班，他想跟大家合个影，张罗了半天，也没找到几个人，最终还是没有合成。有人私下跟他说：“这个烂摊子气数已尽，没治了。你赶紧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