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锦兵：“交一点点，只有70元一个立方。林改前一个立方的木材才卖180到200元，通过林改以后每个立方米卖530元。老百姓增加了收入，非常高兴。”停了一下，余锦兵指了指远处的青山说，“现在森林成了农民的绿色银行”。
这时一个叫严明礼的村民气喘吁吁地拿来自己“绿色银行”的存折，也就是林权证给总理看。总理认真地翻看着说：“你看它最后这句话，就是把现在我们通过的《物权法》给用上了，哈哈！”总理用手正了正眼镜，轻声读出了林权证上的那句话：“森林、林木、林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温总理从前往后翻，一页一页细细看。“还是打印的呢。”
一位地方林业干部：“现在都上网了，在网上可以查到。”
温家宝：“旁边还有个图，是地形图呢。你会看这张图吗？”问村民严明礼。
严明礼摇摇头说：“自己家林地的地界他是清楚的，可是林权图是技术人员搞的，我看不懂。”
温家宝：“这个图啊我会看，这叫等高线。”曾经多年从事地质工作的温总理教严明礼如何看懂自己的林权图。他说：“如果你看熟了的话，能把图上的山看立起来。”
在听完村民的情况反映后，温总理说：“我们国家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山地，平原比印度还要少。在这里搞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就像当年安徽小岗村搞土地家庭承包制一样，对全国的山区、林区都有重大意义。虽然林权制度改革很复杂，不仅关系到农户、国有林场、林业机构，还涉及到税费政策调整，但是政府有信心把这项改革搞好。”温家宝总理拍了拍余锦兵的肩膀说，“林权改革最根本的就是像你讲的‘人定心’。通过绿色银行发展生产。这个事好！将来它的前景是：山更绿、树更多、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也更多。我们要用更大的决心和力量，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从江西等试点地区的经验看，林权制度改革不仅可以加快绿化，改善生态，而且可以加快农民致富，提高群众生活水平。”温总理加重语气说，“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使全国农村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搞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也同样会给山区、林区带来深刻和巨大的变化。”
村民们不约而同地说：“对！”
谈话间不觉已经夕阳西下，满山遍野的森林郁郁葱葱，即使是那些百年的参天古树也染上了春天的翠绿。农民爱自己的总理，因为这些年政府减免了农业税，农村小学教育费用也减免了，农民致富了；城镇居民也爱他，因为这些年政府加薪了，解决了低保，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城镇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这时，一对夫妇提着一篮子土鸡蛋匆匆赶来，篮子上面用一块红布盖着。他们说什么也要把这篮子土鸡蛋送给总理。……民心是最大的力量，中国老百姓最朴实，他们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达自己真挚的感情。
林权证：以法律的名义
山林，是山区人的生存之本。本者，木下也，即树之根。
从物权的角度来说，山林要有四至，四至要有界碑。界碑是永久的固定物。界碑的存在，意味着一片山林已经有了归属。在一定意义上，界碑是山林权属明晰的标志物。然而，光有界碑还是不够的，山林一旦生出争端，惹出讼事，最关键的证据就是当事人要出示林权证，法院就认这东西。由于山林本身是不动产，山林的抵押、贷款和流转等经济活动，也需要持有有效的法律凭证来进行。
林权证是证明山林权属的法律凭证。
在中国的很多乡村，老百姓把林权证又叫“林照”。老百姓拿到林权证的日子如同喜庆的节日一样，放鞭炮，唱大戏，宰鸡宰鸭办酒席……在他们看来，这个绿皮皮上有国徽的本本，同结婚证、房产证、土地证等颜色不同的本本一样，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这些年，因工作关系，我曾多次到各地农民家里调查了解林权证的发放情况，发现农民存放林权证的方式特别有意思。或者放在罐子里，或者藏在屋里棚顶的秘密处。而大多数农民把林权证往往与存折、结婚证、房产证等这些顶重要的东西放在一起，用一层又一层的包袱皮包裹着，压在柜子的最底层，一把锁头锁起来。林权证是轻易不肯示人的。
《森林法》第三条第二款：“国家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登记造册，发放证书，确认所有权和使用权。”
发放林权证的权力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并非各级林业部门，但却由县级以上林业部门具体办理。
今天，没有人会对林权证的法律效力再提出疑义了，可在20年前，林权证是“干啥的”“有甚用”，即便是地方林业主管部门也不能理直气壮地说清楚。我在查阅有关档案材料时发现，上个世纪80年代，重庆市林业局曾就林权证是否作为林地权属法律凭证，专门致电国家林业部进行请示。林业部的回复是：“林权证不仅是山林和林木权属的法律凭证，而且也是林地权属的有效法律凭证。”在那封回电中，还特别指出，“山林权属的变化是导致乱砍滥伐森林的主要原因。各地一定要致力于稳定山林权属，且不可轻易变？动，以防引起新的乱砍滥伐。”
从公文的形式来看，这封电报是就重庆的请示进行答复，实质是林业部就林权证法律地位而向全社会发出的公告。》在那个年代，哄抢盗伐国有和集体山林的事件屡屡发生。有的地方，把好好的山林一夜之间剃成光头；有的盗伐团伙，甚至动用枪械押运木材，强行冲卡……倒卖木材成了当时最有利可图的事情。由于利益的驱动，不法分子打着“山林无主，谁伐谁有”的幌子，乱砍滥伐，致使森林资源遭受极大破坏，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到了相当猖狂的程度。
仅1985年至1987年，短短两年时间，全国国有林场被侵占和瓜分的林地就达1979万亩，其中有林地1415万亩。此外，国有林业单位被擅自改变隶属关系情况也相当严重。司法机关茫然无奈，有相当数量的盗伐和侵占林地案件，因权属不清，当事人无法拿出法律凭证，而迟迟得不到处理，涉林案件堆积如山。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国家林业部向国务院紧急报告。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看到那份报吿后，眉头紧锁，半晌不语。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里，我在有些昏暗的档案室里认真研读了那份报告。那份报告不到2千字，报告的核心意思：请求国务院严令各级政府，限期完成发证。
很快，国务院批准了林业部的报告，并转发全国。
国务院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发证工作领导小组，应在政府的直接领导下，以林业部门为主，有关部门参加，由林业部门负责承办日常事务。凡发证机构和队伍不健全的，应尽快抽调人员加以充实，凡已经撤销的，应立即恢复。各地发证工作办公室，务于1989年7月底以前，将经过补充完善或重新制订的发证工作方案报林业部；并自1989年8月起，按月向林业部上报发证工作情况，由林业部定期向全国通报。”
然而，发证工作并不理想。但在国务院的高压态势下，各地哄抢盗伐和侵占、瓜分林地的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教训是惨痛的。
树叶一片一片飘落了……
日历一张一张飘落了……
土地耕地林地
在这个地球上，也许没有任何一种崇拜比得上中国农民对土地的崇拜更虔诚的了。延续了几千年的黄河文明和农耕文化孕育的小农经济生产规模，有如脐带一样将中国农民和土地紧紧地扭结在一起。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长，都堪称世界之冠。究其缘由，大抵不是别的什么，正是土地使然。
在南方的很多地方，地与田是不同的，地一般是指旱地，田一般是指水田。而有的地方把地叫作“公地”，田叫作“母田”。按照当地的习俗，在地上下种，必须有女人动手；在田里下种，当然要由男人动手。农民把土地视为有生命的东西。在北方，耕地面积相对广大，一般没有田和地之分。从计算单位就可看出南方与北方的差异~北方农民一般计算耕地面积以垧为单位，南方则以亩或分为单位。这是一个发生在南方某农村的故事，说一个妇女在自家地上下种，下完种数数少了一块地，怎么找也找不到了，索性准备回家明天再找，当她弯腰拾起地上的草帽戴在头上时，才发现，原来那块地被草帽盖住了。
农民吝地惜地，因为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
正是由于饥饿引发了一场又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故事，我们今天谈论起来是那么轻松，而对当事人来说，当年却又是多么的悲壮。
“俺们得自己救自己！”“俺们把土地分了！”那份按着21个鲜红指印的对天盟誓的契约成了农民告别饥饿的宣言书。
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实行，使中国的粮食生产创造了一系列辉煌的纪录。中国人终于可以吃饱肚子了。外电惊叹：“中国用18亿亩耕地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了，这真是了不起的事情！”
与耕地相连的往往是大片的林地，也可以说，很多耕地就是由林地开垦而来的。在中国，林地的面积比耕地的面积要广大的多，中国现有43亿亩林地，大多集中分布在山区，其中，仅集体林地就占了25亿亩。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的山区。
我国山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近70%，拥有90%以上的森林资源，山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6%，在全国2300多个行政县(市）中，有1500多个是山区县。在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中，有496个分布在山区。山区是贫困人口的聚集区，也是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在产业划分上，林业是大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林农即是农民，包括国有林区、国有林场的工人，他们的生活、生产条件和工作性质、待遇，实际上也和农民相似，有的甚至还不如农民。解决山区的问题，根本途径就是实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充分调动广大林农的积极性，进一步解放林业生产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农村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把林业问题解决好，才能有效地解决我国1500多个山区县的发展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占全国总人口56%的山区人民，特别是贫困人口的致富问题。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国家主席刘少奇就认识到山区的潜力，提出在山区要大力发展木本粮食，“在这方面找出路”。
我国山区的树种资源丰富，有1000多种经济价值较高的树种，其中木本粮油有100多种，如板栗、核桃、枣、果用银杏、仁用杏、柿子、橡子等；木本油料类有200多种，其中含油量较高的木本油料树有50多种；食用油料树种有10多种，如油茶、油橄榄、文冠果等。木本粮油树充分利用山、丘陵地的自然地力，一般不需施化肥、农药、除草剂等，污染少，是经济价值高的绿色食品。林业除了直接提供木材等工业原料外，还向市场提
供水果、干果、森林药材、山野菜、花卉和菌类等大量的丰富的林产品，是山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
“理解现实总是准备变革的第一步。”这是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内的一句名言。
山区集体林的现实是怎样的呢？
山区集体林权制度的弊端在哪里？
贾治邦纵论林权改革
2007年3月12日。
——这是中国第29个植树节。这一天，是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最忙的日子，然而，即便如此，贾治邦局长还是挤出一个小时的时间，做客人民网与网友进行了在线交流，他谈的主要话题还是集体林权改革。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农村改革的深化和发展，能够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促进新农村建设。”这位操着陕北口音的国家林业局局长，往往三言两？语就能道破问题的要害。
贾治邦说：“中国农业用18亿亩耕地，解决了13亿人的吃饭问题。而林业用43亿亩林地，却没有解决13亿人的用材问题，更没有解决社会对生态的需求问题，其根本原因，就是林权改革不到位，体制和机制不顺，阻碍了林业生产力的发展。”
贾治邦认为，林权改革是林业改革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贾治邦曾任陕西省省长。初任陕西省省长时，有媒体采访他，问他如何烧好“新官上任三把火”。贾治邦的回答却是：“没有考虑烧三把火，我要浇‘三盆水’。一盆水浇在头上，保持头脑清醒，当个明白的官；一盆水浇在手上，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做个廉洁的官；一盆水浇在脚上，经常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做个勤快的官。”“浇三盆水”的故事体现了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工作作风。他曾亲自兼任“山川秀美工程”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提出要搞好生态建设，必须解决好“三口”问题，即人口、灶口、牲口。要搞好生态建设，推进退耕还林，把山“封”起来，依靠大自然的力量，进行自然修复，就须解决好人口的吃粮问题，禁止开荒种地；解决牲口的饲草和舍养问题，禁止满山遍野放牧；解决灶口烧柴问题，禁止乱砍滥伐。“三口”问题是与生态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有一个问题解决不好，生态就会出事情，退耕还林就难推进，成果就难巩固。贾治邦的“三口论”调查报告，被姜春云同志称赞为“是实践的结晶，坐在办公室里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温家宝同志批转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有关刊物刊发，让全国各地学习参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