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西北的中年作家里，张贤亮引人注目。《灵与肉》给作家带来了声誉。人们没有想到，一向苦寒的西北高原，竟然结出了如此耐人咀嚼和回味的艺术佳果，就象高原上经得住霜雪的“冬果”一样冷冽甜美。仅从一篇作品固然很难对一个作家作出全面的评价，但是，正如从一枚果实可以鉴别它来自一棵什么样的树，扎根在什么样的泥土，以及经历过怎样的气候条件一样，从一篇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里，是可以窥见这位作家一定时期的取材特点、表现方式、感情基调、语言色彩的。《灵与肉》足以证明，张贤亮是一位比较成熟的作家，他在思想和艺术上有自己的个性和追求，他有深切的而不是浮泛的人生体验，他还有较高的艺术表现才能。
他的好作品不止一篇《灵与肉》。只是由于他的大都分作品发表在《宁夏文艺》上，地域的偏远限制了与读者见面的机会，不大为人所知罢了。粉碎“四人帮”以来，张贤亮的创作轮廓大致是这样的：最初发表了《四封信》和《四十三次快车》两个短篇《这两篇小说，对十年浩劫的生活不乏真切的描绘，有对善良者不幸的控诉和对残虐者跋扈的鞭挞，但构思一般，笔墨也略显滞涩拘泥。这毕竟是作家重获艺术；命之岩的试笔。到了写出《霜重色愈浓》，思想较前深刻了，笔法也显出了圆熟。一对曾经是政治风云中的“政敌”和“情敌”的老同学，如何在清除“四害”之后，抛却前嫌，互休旧怨，觉醒了的两颗心沟通了，交融了，共同去迎接新的生活。作品里的校长阚星文意味深长。这个曾经很“左”的，惯于整人的“好人”，从自己整人到“文革”中被人打断了腿的切身体验中，领悟到了左倾顽症的根源和对社会生活的败坏，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这飞跃具有很大的典型意义）。于是，经过十年动乱的阚星文，反倒比那个当年身体健壮的阚星文，思想更健康、精神更健全，也更有力量了。不过，这篇作品虽然完整且具有一定深度，但站在今天回头去看，它仍然可以混同于当时一般的“伤痕”文学；也就是说，张贤亮的创作个性，他的独具只眼的选材和提炼主题的特点，还并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待到《吉普赛人》、《在这样的春天里》（与邵振国合作）、《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中篇小说《土牢情话》相继发表，张贤亮仿佛一个准确地找到了自己的乐器和曲调的歌者，他的歌喉，他的激情，他的欢乐和积郁，都如水银泻地般自然地流露出来了。他的笔下，现实主义走向深化，创鲜明地呈露出来。
张贤亮的作品的确数量不多。但他注重质量。他的作品常常把读者带到一种深沉凝重、令人荡气回肠的境界中去，给入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世界上没有一冒芽就成熟的果子。要问；是些什么因素形成了张贤亮作品的基调和深度？他的艺术个性又是怎样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他的作品有哪些与众不同的特殊之处？要评论这些，我以为，不能不首先从他的人生经历谈起，然后逐次展开对他创作特色的认识。
一、坎坷的遭遇
果然，这是一个从严霜中走出来的作家。
早在一九五七年，张贤亮二十一岁的时候，就初露文学才华，在《延河》发表了抒情长诗《大风歌》。不料，长诗的发表非但没有为他以后的创作提供条件，而是带给他可怕的风运。他被错划为右派。试想，一个刚刚二十岁出头的青年，心中充满着金色的梦，突然遭到如此严厉的打击，怎能不感到悲恻惨淡？
从此，他开始了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六年的艰苦的体力劳动。在干农活上，他“耕耙犁锄、提耧下种、割捆装运、赶磙扬场、无所不能”。这只是一个方面。假如生活只把他“改造”成一个熟练的“劳动工具”，那张贤亮也就不成其为张贤亮了。重要的是，在长期的体力劳动中，他经历了肉体和心灵的变化。他“被剥夺了爱与被爱的权利”，内心自然是痛楚的。“但劳动人民给我的抚慰，祖国自然山川给我的熏陶，体力劳动给我的锻炼，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给我的启示，始终象暗洞中的石钟乳上滴下的水珠，一滴一滴地滋润着我的心田。我，正是凭着这些才幸存下来的”，“而孤独悲凉的心，对那一闪即逝的温情，对那若即若离的同情，对那似晦似明的怜悯，感受却特别敏锐。长期在底层生活，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种种来自劳动人民的温情、同情和怜悯，以及劳动者粗犷的原始的内心美”。逆境使他备尝艰辛，失掉了宝贵的时光；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正是在底层的十八年，使他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深刻的体味。他比处在顺境中的一般人，更能与劳动群众在感情上、心理上灵犀相通，他也更能具体而深刻地感受到左倾路线的危害。当然，这决不是培养作家的正常选择，但这至少能够证明，作为局外人去“深入”生活之所以不灵验，而把自己的汗水、泪水、欢欣、痛苦与劳动人民交融在一起之所以产生好作品，其分野正在这里。为什么张贤亮的作品，于被社会遗弃者的心理，于“血统论”迫害下的弱者，特别能够沟通，其谜底也在这里。从这个特殊的章义上看，这是不幸中的幸事。
鲁迅说过，“创作总根于爱”。张贤亮心中也装满了爱，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爱。连恨也是为了爱。他说过，“我就暗暗下定决心，我今后笔下所有的东西都是献给他们的（指劳动人民）。”他说，他的作品，“那里面有我痛苦的人生经验”，“在她们的塑像中拌和着我的泪水”。
我认为，张贤亮的这些话，他的坎坷遭遇，是我们认识他的作品的一把钥匙；文学作品是客观现实生活与作家思想感情的融合和统一；而主要的因素——作家的思想感情，则是创作的推动力。张贤亮的作品中，作家“自我”的影子格外浓重，作家的爱憎感情也特别强烈。张贤亮大约可以算阿托尔斯泰所说的，在盐水中煮过三次的人，他的作品才呈现出深化的特点。还应该看到，他是个耽于哲学和经济学的人，并不排斥抽象思维。在他被迫中断创作的年月里，他以顽强的毅力，阅读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写下过二十多万字的读书笔记。这些修养和锻炼，常使他的作品蒙上一层哲理色彩。我们同时又感到，他还是一个人生意义的探索者，人生真谛的寻觅者。他为美的毁灭感到痛苦，同时为质朴美的诞生感到欢欣。
二、发掘“伤痕上的美”
我们知道，即使是同属于遵循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家，所描写的生活面大体相似，也必然是各有各的表现方式，取材特点和认识角度。在这一方面，张贤亮有他与众不同的特色。
象近几年大量涌现的作品一样，张贤亮的作品所写的，也大多是在长达十年，乃至二十年中“左”的东西带给人们肉体和灵魂的伤痕。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里，社会生活剧烈动荡，人与人的关系急遽变化，几经调整，美与丑都得到了充分表露的机会和舞台。最残忍的与最善良的，最卑劣的与最高尚的，最丑恶的与最美好的，一起在社会生活的万花筒里旋转，它留下的历史教训、人生教训、道德教训无比丰富。作家们描绘这些社会现象，是历史的必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问题在于怎样表现。张贤亮说怎样有意识地把这种种伤痕中能够使人振奋、使人前进的那一面表现出来，不仅引起人哲理性的思考，而且给人以美的享受，还并不为相当多的作者所重视。是的，如何把伤痕中使人振奋的一面表现出来很重要，可以说很多作家都是致力于此的，不独张贤亮如此。很多作象的作品，都是以回顾的形式出现，贯注着一种向前看，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然而，着眼于“不仅引起人哲理性的思考，而且给人以美的享受”，刻意发掘“伤痕上的美，痛苦中的欢乐”。精心从苦难中“提炼美的元素”，则是张贤亮艺术表现方法中的重点所在。
从取材来看，他特别敏感于揭露反动“血统论”的危害，他笔下的人物不少是在“血统论”重轭下呻吟的弱者。如《吉普赛人》中的卡门，《在这样的春天里》中的“她”，《邢老汉和狗的故事》中的女乞丐，《灵与肉》中的许灵均，《土牢情话》中的石在等，都有这个特点。这些人物大都打着黑色的烙印，走过一段漆黑惨痛的人生道路。可是，这种选材特点，只能看作是张贤亮对极左路线进行艺术批判所选择的“突破口”。流荡于他作品中的，并不是这些人物流血的伤口，表面的受迫害的惨状，而是一种强烈美感，是美的形象，美的力量。他着意探索的，并不是这类伤痕一般的社会意义，而是更多的把笔墨集中在对人物的道德情操之美的发掘和揭示上面。
前面提到的《霜重色愈浓》里有这种从伤痕中“提炼美的元素”的特征。变成瘸腿的阚星文思想获得解放，其精神世界就要比当年那个没有肉体外伤的阚星文美好得多。但这一点我们在其它作品中见到过，比如在张弦的撼人心魄的《记忆》中便有类似情形。真正属于张贤亮独特个性的东西，是在另一些作品中。《灵与肉》的写法便与通常的写法大相径庭。你看，他也写伤痕，也控诉，也呼号，但别人正写他反写，别人顺写他逆写，别人看正面他看背面，别人只看到痛苦他还看到了“痛苦中的欢乐”，别人只看见了伤痕他还看到了“伤痕上的美”。许灵均，这个资产阶级的不肖子孙，先被富人抛弃，继而划为右派，又被社会抛弃了；他伶仃如孤雁，只能与马为伍，心中的冤苦只能对马儿诉说。这不禁使我们想起契诃夫的《苦恼那无处诉说自己悲痛的马车夫，有话只能对马儿倾诉。许灵均的身世真可谓创巨痛深！这不是一份绝妙的控诉左倾路线的材料吗？但张贤亮自出机杼，独辟蹊径，把伤痕上升为美，从生活的背面去透视，发现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在严酷的打击下在长期与劳动人民的相处中，发生了从肉体到心灵的变化。许灵均不仅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出身，重新组合、调整了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而且他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幸福观念都发生奇特的变化，连他自己也感到震骇。他获得了一个更广阔、更丰富、更高尚的心灵世界。他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根”！于是，这个心灵世界左右着他，使他宁可放弃也国的良机，宁愿抛弃高级的物质享受，毅然辞别了阔绰的父亲，回到了留着他的巨大创痛和巨大欢乐的西北高原的土屋。这多遗憾！这不是倒退了吗？这不是思想保守、不思进取的人生哲学吗？这不是一个浑浑噩噩的人吗？——有人这么说。
我认为，这样说的人不但没有读懂《灵与肉》，而且首先是没有弄懂生活这部复杂完整的大书。他们不懂，许灵均的抉择首先是不得不服从他自己内心的召唤。在这篇小说里，辩证法的威力充分显示出来了，事物的双重性也深刻地表现出来了！得与失、祸与福、泪与笑、苦与乐，从来都是结伴同行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只有相对的存在，一切都依时间、地点、条件发生着变化。一个人的精神境界是否高尚，归根结底要看他对人民的态度。许灵均受过许多难，真所谓悲恨相续。作品并不回避这一方面。但与受难的同时，许灵均也知道，“那里有他在患难中帮助过他的人们，而现在他们正盼望着他的帮助；那里有他汗水浸过的土地，现在他的汗水正在收割过的田野上晶莹闪光；那里有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和女儿；那里有他的一切！”作品不是从理念上，而是从具体的艺术描写中，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许灵均感情世界变化的生活依据。这是在与大自然、与劳动者的朝暮相守中迸发出来的真情。高尔基曾称赞契诃夫的《草原》是“发香的、轻快的、并且有着一种纯粹俄罗斯味的沉思的忧郁”的作品。在《灵与肉》里，也有不少“发香的”片断，把西北高原上。的阔风急雨、牧马人的豪放与主人公的心灵感受巧妙地交融在一起，引发了读者“沉思的忧郁”。至于环绕许灵均的农村普通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对许的“同化”，也写得非常出色。而高级饭店里的豪华，“父亲”和“密司宋”身上的异域情调，悬殊的价值观和幸福观的对比，又使我们如深了对许灵均内心活动的理解。从许灵均这一形象的描写中，我们看到，张贤亮发掘伤痕上的美和痛苦中的欢乐的手段，的确是不同凡响的。
“悲剧使人生充满了严肃，悲剧使人的情感圣洁化”。这种伤痕上的美，还体现在张贤亮所创造的——系列女性形象中。《吉普赛人》中的卡门、《在这样的春天》里的“她”，《邢老汉和狗的故事》中的女乞丐，《灵与肉》中的秀芝，《土牢情话》中的女看守乔安萍，都是作者“梦中的女神”。作者要表现的是这些“女神”身上劳动者的人情美，人性美，是她们身上“圣洁的光辉”。于是，这些人物与通常的“伤痕”作品中人物的着重点就有所区别了。这里只谈谈中篇《土牢情话》中女看守乔安萍的形象美。
《土牢情话》是寄托着张贤亮深沉感怀的一个中篇。小说对那个疯狂年代里，人们的失去理智，人们的变形、变态、绝望、愤激，有异常严峻真实的刻绘。夜色如漆，暴雨如倾，在聚集着“叛徒”、“特务”、“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右派”“小爬虫”的农场的土牢里，老革命宋征被活活打死，死亡又威胁着目睹了这一惨象的每个囚徒。被抛弃的人们完全陷入绝境，他们还在做困兽之斗，盘算着向外界传递消息，越过死神的门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