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在南菁中学附小读书，不到半年就得了伤寒病，因此再度辍学。大伯陆瑛派他儿子把他从南菁中学接回无锡，并请了无锡很有名气的中医王海涛来给他看病。陆瑛因长期患病曾吸上了鸦片，后来竟然戒了鸦片而改喝药酒。他用一个宜兴小酒壶，外面有个套装着热水，因此酒总是暖的。他整天手不离小酒壶，不时喝上一小口。俗话说：“久病成良医。”他自学中医书，颇懂医道。王海涛诊脉后写了方子，陆瑛还对方子提出了异议，不主张用“滑石”这味药，两人便争议了一番。服了一阵药后，外公的病情慢慢好转，大伯便让他到西漳乡下去养病。也许在这以前外公很少回乡下，不熟悉农村，他连小麦也不认识，把麦粒说成是红米，当然就惹来了乡亲们的笑。乡下的事情让他感到新鲜，也使他了解到农民的劳做的辛苦和生活的困顿。
在乡下，他的身体得到了恢复，便又回到城里，住在三姨妈家。三姨夫姓孙，开有“孙思泉香铺”，并有作坊。外公经常在作坊看伙计们怎样把檀香木磨成粉，然后又做成一根根香的。
三姨妈夫妇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三姨妈让二女儿与外公订了婚，尽管这时候外公才只有12岁的年纪。
但学业不能就此中止和荒废。在外公病好后，原来就读的正规学堂进不去了，三姨妈为外公安排了特殊的就学方式。她请了一位姓范的先生在家教《古文观止》等等，是旧私塾的那种教学方法，要求认、读、写、背。范先生惊讶地发现，他教的这位学生具有非同一般的背记能力，通常读过三遍的文章，他就能背下来。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少年时期打下的功底，直到晚年，这些东西他还能顺口背出。邓小平曾特意“考”他，随意点定《古文观止》中的几篇，要他来背，果然他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了。邓小平感叹道：“《古文观止》，到你这里观止了。”
外公晚年根据自己读书的经验认为，少年时候记忆好，背些东西很有好处，可使终身受益。针对有些现代的教育家不主张儿童背书，而强调初学识字者一开始就要对每个字做到“四会”，即“会读、会写、会讲、会用”的教学观点，外公提出质疑：会读会写，学一个字就能做到，但“会用”就难了——单独一个字或少数几个字怎么用呢？所以他主张先要大量识阅，多背些东西，开始可以不求甚解，到以后懂得的东西多了，就会理解了。
范先生还教他作文言文，写毛笔字。除学古文外，外公同时也学算术和英文。他的教学日程是这样安排的：上午在姨妈家跟范先生学古文，下午上半段时间到一位姓秦的先生家学英文，下半段时间到一位女教师家学算术。这样连轴转，是准备考中学。
外公起初报考清华预备学校，大概是因为生病辍学准备不够，没考上。经过一番较充分的准备后，又报考上海南洋大学附中。南洋大学附中对考生的年令有个规定，至少13岁才能报考。外公这年只有12岁，只好谎报年令，居然考上了。
就这样，从1918年秋开始，外公进入南洋大学读书，一读就是8年（1918--1926，四年中学，四年大学）。
第四节南洋大学的工科生
南洋大学，就是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它坐落在上海徐家汇，是中国第一所工科高等学校，由清末洋务派大官僚盛宣怀为培养现代企业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而创办。南洋大学的附中，实际上就是南洋大学的预备学校，附中毕业，不必再参加升学考试，就可直接升为大学生。
12岁成了南洋大学附中学生的外公，在班上年纪最小。他在学习上十分认真。除潜心功课外，也注意锻炼身体。他爱好武术，这大概受了祖父的影响。外公名定一，字“慕武”，后者也可能与此有关。每天早晨和傍晚，在学校的风雨操场上，都可以看到他练武的身姿。他学会了打拳、春秋大刀、枪、棍等，还参加学校武术队的活动，也曾在无锡城的集会上献过技。当年南洋大学的校刊上，还刊登过他进行武术表演的照片哩。
外公读书的费用是由他祖父提供的。祖父把一部分土地留作“义田”（也称“公田”），这些“义田”是不分给儿子们的，而是将地租收入用来作为家族公共事务开支的款项，其中包括子孙的教育费用。外公的学费就是从“义田”中支取的。外公说，他在南洋大学念书时，“算是一个穷学生”。大概家族的产业经几个儿子一分，景况也不如从前了。外公给我算他在学校时开销的账：他每半年由祖父提供100元大洋，其中交学费55.5元，图书馆费10元，建体育馆时又得交10元，余下的就是路费、书费、伙食费和其他零用。所以他读书时手头并不宽裕，零钱必须计划着用。他买不起新书，就买旧书；无钱买书买仪器，就把读完的书卖给别人。有时候家中的汇款接不上趟，他囊中如洗，便陷入“等米下锅”的困境。我在他当时的日记中，就读到了一连数日焦躁不安等待经济救援的描写，还记载有学校来了戏班、电影什么的，他却买不起门票，只好悻悻然坐守寒窗云云。可见他的学校生活，确是清寒和俭朴的。
1922年秋季，外公通过了中学毕业考试后，直接升入大学。南洋大学附中毕业升入大学的学生，读什么专业由自己选择。外公说，成绩较好的同学一般挑工科，成绩平平、考60分的一般挑管理科。外公挑选的是工科——电机工程专业。这一选择，不仅因为他成绩不错，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厌恶当时的政治，特别是对政界人物深恶痛绝，认为在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下，搞政治的统治者、管理者尽是军阀政客、贪官污吏、卖国贼之类，他实在不愿与他们这群鱼肉人民的寡廉鲜耻之辈为伍。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当时信奉“科学救国”的主张，觉得学工科能使“科学救国”的志向更好地实现。
他对数学很感兴趣，曾经琢磨要发明一种测量任意三角形三个内角角度的仪器。校刊还发表了他撰写的数学论文。他也喜欢英语。大学上课，除国文和动物学外，都是用英语。给学生讲课的教师大都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人。此外还有两名外国教师，一位是英国人，教电话课；一位是美国人，教电机设计。大部分课程用英语教学，培养了学生的使用英语的能力。外公就是在这时娴熟地掌握了英语，不仅会读、会听，会笔译，而且口语也十分流利。大学打下的坚实的英语基础，使他在后来的革命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除翻译了大量的外文，还在一些重要场合担任口语翻译。最值得一提的是，1946年8月6日，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那一场著名的谈话，就是由外公担任翻译的。他用流利的英语翻译着毛泽东的湖南话，使斯特朗一点也感觉不到语言的隔阂。
我曾问过他在大学时的学习成绩，他说，一般在七八十分之间。
在大学的一二年级，外公都是埋头读书。如果没有后来的变化，或许他能成为一个很不错的工程技术人才，然而后来他却走上了职业革命的道路。他是一个工科生，后来却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但他这段从事自然科学技术的学习和研究的经历并非没有意义。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对科学的崇尚和具备科学的精神——求实和严谨的作风。科学精神的本质是追求真理、勇于探索、实事求是。多年后，我国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在与外公作了一番交谈后，被他谈话中那种重事实、重分析、言之有据、逻辑严谨、说理透彻的思维风格所打动，十分钦佩地对他说：“您是一位革命家、政治家，却倒像是搞自然科学的。”外公风趣地回答：“我本来就是学自然科学的。”他的话既是说他青年时期的这段大学学习经历，也表明这样一种看法：科学、求实、严谨的精神和作风，无论是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还是对于社会的探索和社会的改造，都是必不可少的。
第五节热血“五卅”
如果说，在大学一二年级，外公还只是一个埋头苦读的书生，到了三年级，他就开始成为一名活跃的社会活动分子。
这并不等于说，在这之前，他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对社会问题漠不关心、不闻不问。而是说各个时期志向不同，表现的行为也就不同。
外公说，他14岁立志。
14岁，即五四运动后的第二年。
正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使外公开始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立下救国救民的志向。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正是外公进入南洋大学附中的第二年。当年的5月4日，上海的学联接到北京学联自天津发来的求援电报，当即分派“宣讲团”直接面向工商界群众宣讲救国大义。团员们手持传单，沿途分发，有的甚至沿街求跪。学联还组织各校学生罢课、罢考。外公虽说是中学一年级的学生，却也为北洋军阀政府对北京爱国学生狂抓滥捕、大打出手的暴行而震怒，也参加了罢课、罢考和示威游行。在罢课罢考期间，他与同学们一道，夜晚不住宿舍，而是到未完工的图书馆大楼建筑工地上露宿，以示抗议，以造声势。
参加五四运动，是他第一次参加政治斗争。但这并不能说他有什么明确的政治觉悟，而是出于单纯的爱国热情，因为他年纪还小，只有13岁。但经过这场伟大斗争的洗礼，使他打开了眼光。他读到了《新青年》杂志的文章，朦胧中受到了科学和民主思潮的激荡。反帝反封建，要求民族解放、政治民主、实行社会改逐渐成为他追求的目标。但如何来实现这个目标呢？当时流行的“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思潮影响了他，所以他14岁立志，立的救国救民的志向就是“实业救国”、“科学救国”。他对我谈到这里时，还记起当时他爱唱的一首歌：“爱国男儿，实业主义，初基培养，有志农工商。”我想这大概是当时的流行歌曲吧。
一心想“实业救国”、“科学救国”，于是就埋头读书。直到大学三年级，才重新思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