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我与外公在一起的时候，外公就称我“傻瓜”，在大庭广众之下也是这样称。在他的口里，傻瓜成了我的代名词。
也是这一天，见过面之后，在外公住的房间里，我们大家围着他聊天，他问起我最近有没有写些什么，我说正在写一篇关于老子人生哲学的论文。他问：《老子》第一节怎么写的，你能背么？我只背了开头几句，就背不来了。外公就自己背了起来。他的“背功”令我们吃惊。
更有意思的是，第二天上午，我出去会一个朋友，回来后，家人说，外公来过了，找你呢，给你留下一张条子。我把条子打开，原来是外公用钢笔写的《老子》第一节，每一句后面还在括号里写下他对老子的话的解释：
道可道，非常道。（道理凡是可以讲得出来的，都不是真理。）名可名，非常名。（名字凡是可以叫得出来，都不是真名。）有，名天地之始。无，名万物之母。（现在，用“有”来名天地之始，用“无”来名万物之母。）故常有，（对实物调查研究），欲以观其妙（万花缭乱的现象）；常无（抽象思维），欲以观其徼（本质）。此二者（有与无）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从实际现象到抽象思维，如此反复，上升为哲学）众妙之门（有可能了解各种现象）。
这是我对“老子”第一节的看法，供你参考。
赖章盛外甥（外公把“外孙”写成“外甥”，说是无锡的称法。）
陆定一八十一岁
1987.11.30南昌
外公的解释与众不同，非常新颖，他是用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来对《老子》第一节做说明，是一种改造了的“理解”，可谓是“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后来，我从他写的《（陆定一文集）自序》中，也读到这样的话：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译成现代的白话，就是“道理（理论）、（凡是）可以讲得出来的，（都）不是真理”。辩证唯物主义，把真理分为两种：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所以，人类只能无限接近它，而不能达到它。相对真理，例如中国革命的真理，则是人类能够达到的，而且可以讲得出来的。中国共产党讲出了中国革命的真理，而且用事实证明它的确是真理。这个真理就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但是相对真理还不是绝对真理，所以不可以把它全盘照搬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可以而且必须照搬的，只有共产党的领导和思想方法：调查研究，实事求是。
可以看出，外公的读书，不仅仅只停留在“解读”的层面，而总是着眼于对问题、特别是现实问题的的思考。
外公参加革命，为得是新中国的诞生，为的是国家能够富强来，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晚年，他的这种心愿处处都表现出来。
在南昌时，我请他在我的一个本子上题词，他题的是：
我们这代人，为中华民族搬去了三座大山。
你们这一代，要把中国建设起来，成为富强的国家。然后，继续前进。
外公在给我们的信中，不仅谈家事，也谈国事，谈如何把老区经济搞上去。
第一次见面后不久，他给我写了一封信，其中写到：
“报载江西省委省政府已把赣州划为‘试验区’。很好。希望老区快点富起来。”
我父亲是在我们乡里管乡镇企业的，外公在给他的信中写得更具体：
“赣州地区成了开放区，你们工作上有什么打算？‘茶子油’是你们的特产。记得寻乌生产灵芝，很多。还有钨矿。
“要请一批科学家来考察，做出开发计划。必须发展教育。没有文化是最大的困难。”小定舅舅的两个孙子出世时，请外公起名字，外公给他的这两个曾孙起的名，一个叫“富强”，一个叫“富民”。
老人强国富民的热切愿望，由此亦可见一斑矣。
在与外公团聚后，我写了一篇报告文学，来反映这件事。写好后寄给外公看，没想外公甚为重视，花了三天时间给我回了一封长信，对我的几处写法提出批评，并且对文章如何修改提了许多建议，给我以指导。现将这封信全文抄录下来：
章盛贤甥：
1987.12.22信，12.21日由你和章荣具名的信和贺年片，12.26日信和稿子，都收到了。
所以迟复，主要的原因是你的稿子使我为难。我已经到了毛主席的年纪了。文字这个东西，各人有各人的想法、爱好、习惯，不能只许有共性，不许有个性。本来想给你改一下，但视力已不行，不改了。
提几点意见吧：
（1）你对义贞的写法，太简略。她是唐家的“掌上明珠”，对她的老母亲非常之爱，但离家以后，直到牺牲，不能见面。当她在国外的时候，当然如此。回国之后，因为在白区做地下工作，想见也不能见。她牺牲的时候，不仅把丈夫、女儿、儿子抛开了，连老母亲也不顾了。“出师未捷身先死”。
有两处你自己改。一处是说，她在牺牲时“微笑”，一处是说她在同我告别的时候还怎样怎样。这是想入非非，会损害她的形象。所以应该删去。
（2）我们之所以能够相见，一是因为革命胜利了，因此，义贞和我走的路：不怕一切困难和牺牲，坚持革命到底，是走对了。千百万烈士，没有他们，我们能相见么？二是因为老区人民，爱党爱军，心地朴实，道德高尚。不是如此，叶坪和家定早已流为乞丐。第三，才轮得到亲属情谊和各种个人的偶然性的东西。
（3）我是主张写得短些。凡是不尽不实的都删去，毫不可惜。细节，知道的多写，不知道而又必要的，打听清楚再写，勿厌其详。但不捏造。
可以写的“细节”很多，看你怎样搜集、安置。例如，我找陆范家定，只找一个人，找来的却是十三个人。找叶坪一个人，找来的是九个人。在我是出乎意外的。我告诉义慧八妹，我同义贞结婚的时候，她穿的是红丝绒的旗袍。八妹就买了料子，想由叶坪穿了来见我。因为叶坪年纪大了，就改由你的三妹穿了。义贞的像，是由唐家连夜复制的，作为最重要的礼物送给你们。家定的义母，因为没有看见叶坪，非常难过。家定就请你父母去汀州。义母见了他们，笑逐颜开。这位老人是把家定的姐姐当作自己的女儿看待了。
同样这件事，你的感受会与我的不同。那么多有关的人，各人的感受都不一样。
你的材料，非常丰富，何必去搞文学的虚构？形容词用得越少越好。“戏不够，神来凑”，不要这个“神”。
“小不点儿”（指我的女儿——引者注）也有她自己的感受，与我们不同。你的感受是“外婆炒的花生”，与你的母亲的不同。你母亲的感受与我的也不同。
写到这里为止。你改几遍，改得自己满意了，可在江西的刊物上发表。祝你成功。
题目可叫“一件家庭小事”，与“国家大事”相区别。或者更简洁些，叫“会亲记”。由你自定。
这信写了三天，快快寄给你。原稿亦送还。
代向你的弟弟祝贺新婚之喜。
外祖父陆定一
1988.1.7杭州
1988年1月18日，外公又给我来了一信，其中又谈到修改文章的意见：
“你的作品，可以不从别人写起，而从自己想找外婆写起。那会生动有趣得多，而且适合青年。是否可以这样考虑？”
那时已近春节，外公在1月23日又给我来信：
章盛甥：
我大概将在杭州过春节。
如果你能够和愿意，望带着你的稿子和材料，到杭小住，把那稿子改好。
请你看一看《古文以止》的《祭十二郎文》、《祭鳄鱼文》、《喜雨亭记》。这都是发抒感情而能动人的好文章。
来时请事先告知，以便派人接你。
如不能来，亦请告知。
外祖父陆定一
1988.1.23杭州柳莺宾馆
我遵嘱去了杭州，与外公在一起过了第一个春节。在杭州，在外公的指导下，把稿子改好了，这个稿子后来发表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月刊上。外公认为“文章改得可以”。
在杭州的大年夜，我们与外公到外面放烟花。当外公看见宾馆的看门的师傅还在值班，便走过去，与他握手，向他拜年，并要我们把烟花拿在门卫室门口来放，好让那位师傅一同观赏。这一件小事，使我们感到外公是那样平易近人，待普通人也是那样和谒可亲。
春节那天，外公参加了浙江省委省政府举行的团拜会，他在讲话时说：“我是老杭州了，七十年前住在龙翔里。”
正是在西湖边上，外公告诉我们，他小时候差点淹死在西湖。他掉到湖里，当时只有弟弟在岸上，弟弟高声喊妈妈，妈妈来了，叫人把他救起。当他苏醒过来，全然不记得发生了什么，这也算是大难不死。
外公对杭州很熟悉。比如关于杭州的菜，他说，杭州有两样名菜，一是糖醋鲤鱼，二是莼菜。其他都不是地道的杭州名菜。
在外面散步时，外公告诉我们哪是苏堤，哪是白堤。他还要我们观察堤岸上的树，说岸上栽两种树，一是柳树，一是桃树，是一株柳树一株桃树间隔着栽的，到了春暖花开时，红绿分明，刹是好看。
他还把太湖石指给我们看，告诉我们说，太湖石就是《水浒》中讲的纲。太湖石是由石农把石头推下太湖，石头被湖水侵蚀，因此“雕刻”成花石，但经过三十年泡浸才能成为花石，且只有太湖的石头才有这个特点。
由此他又联想并告诉我们甘肃的白兰瓜的种法：松土后，上面要铺上一层石头，插个小孔，把瓜籽放入，便可生长。土石铺好后，可一直种三十年，三十年后又得整理一次。因此有这样一种说法：“苦了爸爸，富了儿子，穷了孙子。”
在杭州，我央求他对我谈谈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他很爽快地答应说：可以，你问什么，我回答你什么。不过你要事先想好一个提纲。我拟好一个采访提纲，按提纲提问，外公每天与我谈几个小时，详细谈了他在“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他还说他在“文革”时写了许多材料，堆起来有几尺高。后来我去北京，要求看看这些材料，外公便对他的秘书宋广渭伯伯说：给他看吧，免得让后人去考古。从中我又获得了许多信息。
此后，我又着手写他在文革的经历。初稿寄给他看，他在1988年8月来信说：“关于我在文革时的事，未始不可写。但要从更高一层的宏观来写。不能光是悲悲切切。一句话说不清。今年冬天，如果我还好，当到南方来同你们见见面，那时再详细说。好不好？至于改正个别的段落，也要见面才说得清。”
冬天，外公果然来到了厦门，我陪母亲去了厦门，与外公见面，住了一段时间，又转到福州过春节。这是母亲陪外公过的唯一一个春节。此后，外公再也没有出京了。
在厦门和福州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外公除与我谈改稿外，大部分时间用来谈党的历史和他的生平，每天谈三个小时。外公的时间观念很强，要是我没在约定的时间到他那里，他就会催宋广渭伯伯：去把傻瓜叫来！
外公喜欢大海，在厦门，每天都出去到海滩上散步、看海，一天一个沙滩，几乎把鹭岛有沙滩的海边都走遍了。
我写的以外公在“文革”的经历为内容的中篇报告文学《炼狱春秋》于1992年发表后，外公读后给我来信，指出两处有误的地方，还写了一句“‘后记’写得很好，有水平。”写的东西能得到他的表扬，实属不易。
外公每到一处，都有很多人要他的毛笔字，写字成了一项“繁重的任务”，但他一般都能满足人们的要求，包括宾馆的服务员。
有时候，说起有的人写字收钱，我们问外公他的字值多少钱，他说：一个字一万元。不过他又幽默地补充说：这钱是长期、无息、无偿贷款。
在厦门，他给我的一位厦门大学的同学题字：“实事求是不容易，需要很大的勇气。”这不妨说是他的人生的体味。他题的很多字我忘了，但这幅字却印象极深。
与外公相处较长的时间就这两次，以后就是在北京见见面，他多年来住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要见一次得办手续。最后一次见面是1995年国庆节期间，我出差到北京，去到医院看他。他因腿痛躺在床上，我就坐在床边与他聊天，那一次他虽然躺在床上说话，但依然谈笑风生。我告辞时说：我得走了，我这几天还来看您。外公说：你随时来都可以，反正我都在这病房里。那次我本想在北京再呆两天，还去看外公，但因临时想起什么事得赶回去，当天晚上就离开了北京，连与外公说声再见的时间也没有。没想到，那竟是见外公的最后一面。
第四节演绎古老的爱情誓言
1996年5月9日5时45分，外公在北京病逝，走完了他90年的人生里程。
5月9日7时50分左右，我家的电话响了，我拿起听筒，听到的是北京传来的八姨姥姥唐义慧的悲伤的声音：“你姥爷死了，你姥爷于今天早上5点45分死了……”
我放下电话的那一刻，头脑一片空白，愣了好一阵，似乎才慢慢明白电话里的消息的含义——我们敬爱的外公，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
于是，巨大的悲伤涌上我的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