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后，他久久地站立在山坡上、他的那孔临时用做办公室兼寝室的窑洞门口，以忧郁的目光，注视着苍茫的陕北群山。一个一个像大馍馍一样的山头，奇形怪状，拥拥挤挤，向他压来，田地里的几根稀疏的庄稼已经收割，光秃秃的山城、山梁、沟壑，呈现出一片黄色或褐色，风从鄂尔多斯高原方向吹来，夹杂着沙砾和黄尘，掠过空寂荒落的山野，吹动他的有些破旧的衣服，和头上的长发。尽管行进在陕甘道上的时候，尽管在通渭河畔捡到了那张国民党的旧报纸，知道了刘志丹和陕北苏区的消息，从而决定在这里落脚的时候，他已经对这贫瘠与荒凉的李自成的故乡，有了心理上的准备，但是，眼前的一切仍然使他吃惊。面对这样的地形地貌，面对这一方人类之群的生活图景，不久以后到达这里的斯诺先生曾说，“人类能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生存，简直是一种奇迹”，虽然作为农民的儿子的毛泽东，他不至于发出那样的布尔乔亚式的惊叹，但他毕竟在这注望的一刻，有些惊讶了的。那时，他对究竟能不能在这里站住脚，还持怀疑态度，即便是在见到刘志丹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他仍然将精锐的三五九旅，驻扎在吴起镇以北的三边地区，作为侧翼，并在三边建立一个特区，一旦在陕北高原不能立脚，就经三边而达内蒙、外蒙———三边是一条退路。他那时候纵然有再丰富的想象力，也不会料到，他的一生的最辉煌的一段时间，他所从事的事业的最辉煌的一段时间，将在这重重叠叠的大山中度过，将在这土挖的窑洞、砖箍的窑洞、石砌的窑洞中展开，他的千秋霸业（准确地讲是阶级的千秋伟业）实际上是在这个金黄色的祭坛上奠基的。他在这里整整生活了十二年又四个月零四天，刨去去重庆谈判的七天，一共四千四百九十七天，占去了他生命的几乎六分之一的时间，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当他从陕北高原的另一面吴堡县（有理由相信此处的吴堡，亦是“匈奴高筑吴儿堡”时诸多的“吴儿堡”之一，只是为了适应现代生活的节奏，它在本世纪缩写成现名）川口，东渡黄河，离开陕北后，他站在黄河东岸，满怀感慨、满面热泪地望着陕北，他说，“陕北是个好地方”，他还说，“我们永远不要忘了陕北”。
这天夜里，毛泽东在吴起镇宿营。接到彭德怀的回电后，毛泽东又去电一封，详细告诉了吴起镇周围的军事态势，及各纵队驻营情况，并请彭务必第二日七时赶到吴起镇议事。电文刚刚发出，这时通讯员前来报告说，陕北红军派人联系来了，来人叫杨作新，现在是永宁山地区的工委书记，公开身份是永宁山小学的校长。毛泽东听了，将来人迎进窑。见了杨作新，详细地询问了当时陕北地区的军事政治形势，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的情况，并着重询问了前往红军总部下寺湾的路径。谈话期间，又接到彭总回电，电告毛政委部队驻防的摆布，并建议近日在吴起镇，进行一次战斗，伏击尾随的敌骑兵。我们知道，这场战斗在两日之后付诸实施了，这就是那场著名的长征路上最后一仗———割尾巴战斗。
原来这个匆匆赶往吴起镇的杨作新，正是那个我们熟悉的籍贯吴儿堡的杨作新。
正当杨作新在小镇小学，过着他的平淡和担惊受怕的日子的时候，他接到了刘志丹将军的邀请。刘志丹邀请这个文武兼备的教书先生，担任他的秘书。这样，杨作新便辞别了小镇上那些热情的人们，离开了他的丈人村，带着荞麦，前往根据地。其时，杨老太太的谆谆教导发生了效益，荞麦已经怀孕了，面对难以割舍的小镇上的乡亲们，杨作新只能说，他此行仅仅是将有了双身子的妻子送回吴儿堡，他还会回来的。他也只能这么说，他怕看见乡亲们那失望的眼神。他最后一次地吃了一顿没有了“盐蛹蛹”的酸菜，便启程了。他在吴儿堡安顿好了荞麦，当他看见母亲像迎接一位尊贵的公主一样迎接身子已经显形的荞麦时，他感到一丝欣慰。他没有在吴儿堡停留，就匆匆地赶到了永宁山，投入了他梦寐以求的豪迈序列中去了。杨作新在刘志丹将军身边，只干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当时，苏维埃政府在永宁山成立了第一所完全小学，并命名为永宁山列宁小学。小学建成，急需一名校长，于是，刘志丹忍痛割爱，委派杨作新前往永宁山小学任职，并兼永宁山地区党的工作委员会书记。当然，杨作新后来才意识到，刘志丹要他离开部队，到地方任职，也许除了上面的原因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我们知道，不久之后，陕北红军中，大部分团以上领导人被活埋，甚至包括刘志丹本人，也被关押，而就在此刻，毛泽东与杨作新在吴起镇这孔窑洞里谈话时，刘志丹正被押在几百里外的瓦窑堡城里。所以说如果杨作新不离开部队的话，他本人也很难逃脱那场被后来的党史专家称之为“肃反扩大化”的厄运。鬼使神差，他留了下来，并且在毛泽东到达陕北苏区的第一天，就将这个消息吞吞吐吐地告诉了他，致使毛泽东在愤怒之中，发出了“刀下留人”的指示，并派员紧急赶往瓦窑堡，救出刘志丹，而美髯公周恩来，这位当年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亲自为他的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刘志丹，松了绑。
这天夜里，在吴起镇半山腰这孔简陋的土窑里，杨作新与闻名已久的毛泽东，进行了一次深谈。杨作新告诉他，早在自己上省立肤施中学的时候，就读过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委员和朱总司令在井冈山岁月中那些神奇的传说，他也早有风闻，而中国革命的指挥权交给毛泽东，将是全党的大幸和中国革命的大幸。毛泽东耐心地听着这些话，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对。但是，他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多听这位陕北同志谈谈陕北。因此，在杨作新谈话的间隙，他适可而止地打断了他，将话题引到了杨作新的身世，引到了陕北的历史沿革，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内容方面，他津津有味地听着陕北民歌、陕北剪纸、陕北唢呐、陕北腰鼓以及构成高原大文化的一切东西，他记住了“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这句陕北俚语，他还对那个清代的翰林御史王培棻来陕北视察后所写的《七笔勾》发生了兴趣。毛泽东认为《七笔勾》中“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一句是解开奇异的陕北大文化现象、了解陕北人强悍性格的一把钥匙。他说他可惜革命工作过于忙碌，要不，如果有闲暇，顺着这句话深入探讨下去，一定会揭示出一些属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大奥秘来的。他叮咛杨作新说，有了空闲，请杨作新将《七笔勾》的全文，抄写一份给他。
杨作新注意到了，拉话的当中，毛泽东时不时地将手伸进衣领里，或者裤腰里，摸出一个虱子来，然后当着杨作新的面，毫不掩饰地用两只指甲盖“嘎嘣”一声，将虱子挤碎。“又消灭了一个寄生阶级！”毛泽东自我解嘲地说。
他们一直谈到深夜，一直谈到雪花在门外纷纷扬扬地下起。他们就要分手了，因为毛泽东行军了一天，而明晨七点钟就要和彭德怀司令员进行一次关于“割尾巴战斗”的重要的谈话；还因为杨作新要赶回永宁山，赶快组织各县各区各乡苏维埃安排解决中央红军的给养问题；并且，杨作新有些害羞地告诉毛泽东，他的妻子生孩子了，是个男孩，他临离开永宁山、前往吴起镇时，吴儿堡来人报了讯。分手时，毛泽东向这位刚刚做了父亲的陕北同志祝贺，并祝愿那小生命在未来的岁月里幸福。他笑着问杨作新，为孩子起下名儿没有。杨作新告诉他，自从妻子有了身子以后，他就为孩子想名字了，他想将那个还未见过面的小生命，起名叫“杨岸乡”———一棵白杨傲岸地屹立在故乡的原野上。毛泽东听了，拍着手说，名字很好，听名字，将来恐怕会是个读书人的。最后，当杨作新踏着纷纷扬扬的雪花，已经向畔上走去时，毛泽东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叫住他。毛泽东从桌上拿起一把自己用的德国造手枪，和用布包着的三十发子弹，递给杨作新，然后说，这支手枪，留给你做个纪念吧。
杨作新辞别了毛泽东，顺山路天明赶到了永宁山。他没有工夫回吴儿堡了，于是托人，给家里送去了一点资助，和一个叫“杨岸乡”的名字，然后，便召集会议，发动群众，为中央红军筹粮。十多天后，共筹粮十万多斤，猪二百多头，羊一千多只，然后吹着唢呐，送给中央红军；并且在吴起镇至红军总部下寺湾一路，设立了二百多个欢迎接待中心站，以候中央红军前往下寺湾，与陕北红军主力会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