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行动中写人
人物的外在活动，是反映内心世界的镜子。黑格尔说：“能把个人的性格、思想和目的最清楚的表现出来的是动作。人最深刻的方面，只有通过动作才见诸现实，而动作由于起源于心灵，也只有在心灵性的表现即语言中才获得最大限度的清晰和明确。”（《美学》）莫泊桑说：“客观的作家不啰嗦地解释一个人的精神状态，而是寻求这种心理状态在一定环境里使得这个人必定完成的行为和举止。作家在整个作品中使他的人物行动都按照这种方式，以致人物所有的行为和动作都是内在本性、思想、意志或怀疑的反映。”（《小说》）通过行动写人，是中国传统小说的特长。请看《水浒》七十四回对李逵“寿张县乔坐衙”的描写：
（李逵走进寿张县衙，换上县官衣帽、皂靴）拿着槐筒，走出厅前，大叫道：“吏典人等都来参见！”众人没奈何，只得上去答应。李逵道：“我这般打扮也好么？”众人道：“十分相称。”李逵道：“你们令史袛侯都与我排衙了，便去；若不依我，这县都翻做白地。”众人怕他，只得聚集些公吏人来，擎着牙杖骨朵，打了三通擂鼓，向前声喏。李逵哈哈大笑，又道：“你众人内也着两个人来告状。”吏人道：“头领在此地，谁敢来告状？”李逵道：“可知人不来告状，你这里自着两个装做告状的来告，我又不伤他，只是取一回笑耍。”公吏人等商量了一会儿，只得着两个牢子做厮打的来告状，县门外百姓都放来看。两个跪在厅前，这个告道：“相公可怜见，他打了小人。”那个道：“他骂了小人，我才打他。”李逵道：“哪个是吃打的？”原告道：“小人是吃打的。”又问道：“那个是打他的？”被告道：“他先骂了，小人是打他来。”李逵道：“这个打了人的是好汉，先放了他去。这个不长进的，怎地吃人打了，与我枷号在衙门前示众。”李逵起身，把绿袍扎起，槐筒揣在腰里，掣出大斧，直看着枷了那个原告人，号令在衙门前，方才大踏步去了，也不脱那衣靴。
（《水浒》第七十四回）
再看武松血溅鸳鸯楼的描写
武松道：“一不作，二不休！杀了一百个也只一死！”提了刀，下楼来。夫人问道：“楼上怎地大惊小怪？”武松抢到房前。夫人见条大汉入来，兀自问道：“是谁？”武松的刀早飞起，劈面门剁着，倒在房前声唤，武松按住，将去割头时，刀切不入。武松心疑，就月光看刀时，已自都砍缺了。武松道：“可知割不下头来！”便抽身去厨房下拿取朴刀。丢了缺刀，翻身再入楼来。
上一段将李逵钦敬“好汉”，蔑视“王法”的独特性格，多么充分地刻画了出来；而后一段描写，又是多么充分地显示出了武松的剽悍和嫉恶如仇的英雄本色。
在行动中写人，不仅包含着写人的正常行动，也包含着写人的反常行动。正常行动有助于刻画人物的性格，反常行动有时更能像解剖刀一般，深入到人物的心灵之中。《红与黑》中的于连，本来对拿破仑崇拜得五体投地，梦想一朝穿上军服，当上将军。但拿破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只得穿上黑色的道袍。他好不容易在巴黎木尔侯爵的府上得宠。娶木尔小姐为妻子，三十岁当上司令官的五彩前程在向他招手了。正在这时，他原先的情人德.瑞那夫人被逼写下了揭发他俩暧昧关系的信件，到了木尔侯爵手中。顷刻之间，于连的美梦化为泡影。他怒不可遏，连夜赶回维立叶尔市，向自己发狂爱过的人，连开两枪。德.瑞那夫人未被打死，他自己却以杀人罪被处死刑。从爱得发狂，到连打两枪，这是多么反常的行动。但正是这一行动，把于连将“前程”看的比爱情更加重要的野心家面目，刻画得入木三分。梅里美的《马铁奥.法尔哥尼》中的主人公马铁奥，是个酷爱儿子的慈父。但当他得知儿子因贪图一块银表而出卖了被追捕的“强盗”时，竟亲手杀死了儿子。前后判然的行动，表现了他对贪财负义行为的无比忿恨。黛玉内心深处挚爱着宝玉，却不正面吐露心曲，反而经常跟宝玉顶撞、争吵，甚至挖苦。“口角”竟成了他们谈情说爱的重要方式之一。一系列的“争吵”，不仅写出了黛玉对宝玉的一往情深，而且写活了黛玉猜疑重重的心理特征。这些都是通过反常行动来刻画人物性格的例子。
三、在对比中写人
人物对比描写，是对立统一原则在文学创作中的运用。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事物的差异，在对比中存在，在对比中更显示出自己的特点。白处显黑，慢中显快。有了崇山峻岭，更显出平原的辽阔；有了丛丛灌木，方显出大树的参天气概。泾渭分明，相反相成。通过类比，事物间的特征便更加鲜明地突现出来。对比手法有多种：两人之间的对比，一人跟多人的对比，一人先前的行为跟现在行为的对比，一个人的言与行的对比，以及人物与周围环境的对比等等。
《红楼梦》的作者就纯熟地运用了对比手法。宝钗与黛玉就是矛盾着得一对儿；宝钗卫道，黛玉叛逆；宝钗随份从事，八面玲珑，黛玉孤高任性，不识时务；宝钗寡言少语，装愚守拙，黛玉锋芒毕现，自叹自怜。他们连在形体上也是绝然相反的一对：宝钗健壮丰满，光艳照人；黛玉娇弱苍白，弱不禁风。至于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那副惊讶、惶恐、洋相出尽的狼狈相，更与大观园中的贵妇人、娇小姐，形成了强烈地映衬。
对比手法，再国外小说中尤其是在浪漫主义小说家的笔下，可以说发挥到了极致。《巴黎圣母院》中，副主教甫洛娄道貌岸然，一派正人君子之相，却干尽了罪恶勾当。他为一个女人所迷，便想得到手；为了这肮脏的目的，不惜持刀行凶，裁脏陷害，直到把不能攫到手的美人送上绞刑架而后已。而他的养子卡西莫多，虽然耳聋眼斜，驼背跛足，外貌奇丑无比，但心灵却无比纯洁。他先无限忠于抚养自己的甫洛娄，继而同情着不幸的艾丝梅哈尔达，不顾一切地搭救她，照顾她。当他终于得知养父原来就是杀害天使一般女性的刽子手时，竟将甫洛娄从巴黎圣母院高高的围墙上扔了下去，惩罚了那个恶魔。在这里，卡西莫多的外表和内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契诃夫的短篇小说《胖子和瘦子》写活了人物言行的先后矛盾。两位童年时代的老同学，偶然在车站相遇。二人喜出望外，又是拥抱，又是接吻，高兴地跳着，互诉别情。当八等文官瘦子得知老同学胖子已经是三等文官时，不由地“脸色变白，呆住了”。紧接着，他“陪着笑脸”，“缩成一团”，连称“您老人家”，“大贵人”。出现一幅“崇敬、谄媚、恭恭敬敬的丑相”。告别时，竟“全身伛下来鞠躬”送行。瘦子这种前恭后倨判若两人的态度，充分揭示了沙俄官场的等级森严以及下级官吏那种卑微、谄媚的奴性心理。
四、通过肖像写人
俗话说：“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古人说：“诚于中则形于外。”这些话虽出自不同阶层人士之口，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每个人的外貌总是和他的内心世界有一定联系。要把人物写活，自然是首先把握每个人的性格特征。但写出”形于外“的东西，即画好像，对于刻画性格特征，也是不可忽视的。写“形”不是目的，目的在传神。
1、肖像描写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经历了从简单到生动细微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卜伽丘在《十日谈》里，写到年轻美貌、勇敢追求爱情的绮思梦达时，只作了粗略的描写：“她正当青春年华，天性活泼，身段容貌，都长得挺漂亮，而且才思敏捷。”至于她怎样“活泼”，怎样“敏捷”、“漂亮”？作者都没有细致描绘。我国早期古典小说更是如此。写美人，不是“杏眼桃腮，柳叶眉，樱桃口”，就是“唇若涂朱，眉若春黛”，甚至是“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这种笼统而夸张的描写，给读者的印像是极其模糊、肤浅的。《三国演义》写到刘关张出场时，是这样介绍的：刘备“生得身长七尺五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脂”；关羽“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张飞“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这样的描写，随个人留下较深的印像，但仍流入浮泛和俗套，缺乏透雕式的立体感。到了《红楼梦》，才向着细微描写前进了一大步。外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可以说将肖像描写推到了艺术的峰巅。
肖像描写包括外貌特征，外表神情，外表变化等方面。
2、肖像描写便于解释人物的身份、职业、习惯、气质、爱好以及独特的个性特征。
许多著名的作家在肖像描写方面堪称典范。狄更斯在《双城记》中，为精神失常而低头做鞋子的老医生梅尼特，描绘了这样一幅肖像：
那开着一点的窗门又开大了一点，这时现出一个三角形。一条宽大的光线下降在这顶楼里，显出这工人的膝头上放着一只还未做完的鞋子，正在做着他的劳作。他的几件平常工具和几件皮子放置在他的脚旁边和他的凳子上。他有一部白胡子，乱蓬蓬的，但是不很长，一张凹陷的脸，和一双异常明亮的眼睛。脸的凹陷和瘦削使那两只眼睛显得更大了，在那还是黑色的眉毛和杂乱的白发之下，虽然原来它们确不是这样的；但是，它们自然是大的，现在却显出这样不自然。从他的黄色破衬衣里露出他的喉结，显示他的身体已经干瘪而且衰朽。他，他的旧帆布外衣，他的烂袜子，以及他的一切可怜的破布片，长久不接触阳光和新鲜空气，已经褪色为黄羊皮纸似的不成形的东西，难以辨认出什么是什么了。
（《双城记》第36页）
乱蓬蓬的白胡子，凹陷的脸上两只显得过大的眼睛等具体刻画，浮雕似的，把一个精神失常的老人的神态，充分表现了出来。
契诃夫在《套中人》里，给主人公画了这样一幅肖像：
他所以出名，是因为他即使在顶晴朗的天气，他也穿上雨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的雨伞总是用套子包好，表也总是用一个灰色的鹿皮套子包好，遇到他拿出小折刀来削铅笔，就连那小折刀也是装在一个小套子里的。他的脸也好像蒙着一个套子，因为他老是把它藏在竖起的领子里。他戴黑眼镜，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上耳朵眼；他一坐上马车，总是叫马车夫支起车蓬来。总之，在这个人身上，可以看出一种经常地、难忍难熬的心意，总想用一层壳把自己包起来，仿佛要为自己制造一个套子，好隔绝人世，不受外界影响。
从别里可夫的装束、习惯，活画出“装在套子里的人”的一幅可笑的模样。而这古怪的模样，正是他独特个性的体现。他始终严严实实地将自己套起来，就是害怕一切意外事件的发生的心理表露。在他看来，只有政府明令通告的事才做得，此外都是越轨行为。这种懦怯卑鄙的奴才心理，正是严酷的封建统治所创造出来的畸形顺民。
鲁迅《故乡》中闰土的形像是这样的：
这来的便是闰土。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记忆上的闰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的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定破毡帽，身上只穿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是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
（《鲁迅小说集》第86页）
灰黄的，有着很深皱纹的脸，肿得通红的眼睛，像松树皮一样开裂的手，再加上“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穿一件极薄的棉衣”。就把闰土的勤劳，生活的拮据，以及在“海边种地”等都表现了出来。用笔极精炼，而又表现了很多东西。
祥子到曹宅拉车，虎妞找上了门。小说对她的肖像有这样的描写：
祥子几乎没有力量迈出大门坎去。昏头打脑的，脚还在门坎内，借着街上的灯光，已看见了刘姑娘。她的脸上大概又擦了粉，被灯光照得显出点灰绿色，像黑枯了的树叶上挂着层霜。祥子不敢正眼看她。
虎妞脸上的神情很复杂：眼中带出些渴望看到他的光儿；嘴可是张着点，露出点冷笑；鼻子纵起纹缕，折叠着些不屑与急切；眉棱棱着，在一脸的怪粉上显出娇媚与霸道。看见祥子出来，她的嘴唇撇了几撇，脸上的各种神情一时找不到个适当的归束。她咽了口吐沫，把复杂的神气与情感似乎镇压下去，拿出点由刘四爷得来的外场劲儿，半恼半笑，假装不甚在乎的样子打了句哈哈……
（老舍：《骆驼祥子》第88～89页）
通过虎妞的打扮、表情，将一个软硬兼施、必使祥子就范的女光棍嘴脸，传神地刻画了出来。
3、肖像描写有动态描写和静态描写两种艺术手法。
动的手法是在情节发展中随着人物思想性格的发展变化，而逐渐进行刻画，从而写出肖像变化所体现出的心理变化。静的手法往往是对人物进行详尽的分析和刻画，一次性的集中介绍给读者。
上面举的四个例子都属静态描写，动态描写有两层意思。其一是在情节进展时，逐渐描绘人物肖像；其二是随着人物思想性格的变化，同时写出肖像的变化。鲁迅的杰作《祝福》就是随着性格变化写肖像变化的。在小说中，祥林嫂遭受了三次沉重的精神打击，作者对她的肖像刻画，生动准确地反映了她愈来愈重的精神创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