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令我感到奇怪，和罗亭见面留下的印象竟是那么良好。第一次在家乡见他，他正给我家补锅，和母亲聊天。母亲夸他精明能干，闲聊中，母亲竟差不多连家庭的隐私都一股脑儿告诉他了。幸好我一声咳嗽，装模作样从房里跑出来，才堵了她随口乱说，避了家丑外扬。
那时他身穿坚固泥工作服，膝盖袖子都有补丁，但浆洗得很洁净，接近一米八的身材，不肥不瘦，眉清目秀，一脸笑容，手脚麻利，一看就不是干那种活计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长得很帅的男子汉。假使他不被划为右派，一位风度翩翩的知识分子，在一群追簇他的少女们中，云云未必能登首榜，“独占花魁”。
这次在S市见面，印象还比前次好。有些事情就是这样简直不可思议。我眼中的罗亭，即使不算“情敌”，但至少也关系微妙。这样的人怎么会留下好印象呢？
那天我正在编稿，接到罗亭的电话。他说，他来到S市，住在旅店里，请我去旅店见面。我问他是哪间旅店？他答：“为民旅店。”我说：“那是客栈，不是旅店，来报社招待所不好吗？”他说：“不必了。来到城里，能有一个铺位睡觉也就满足了。何况，老板还给了一间斗室。”我说：“那边的住客都是农贸市场的个体摊贩，卖不完的活鹅活鸡和咸鱼都放到房间，那个味道就令人倒胃了。再加上人多嘴杂，小偷骗子，都在那里结窝挤身。”
电话里听到罗亭开心的笑声：“小偷骗子作案的对象是你们，我身上就那么十几元钱，又要吃饭，又要交房租，还得买回程船票。会干这种事的人眼珠子亮晶晶，不会在我身上打主意的。”
我说：“住报社招待所不比那里清静舒服吗？你太固执了。”
罗亭大声吼道：“你不知道我头上还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吗？报社是党委部门的要害单位，我不具备住报社招待所的条件。将来有什么政治运动，一经人揭发，不连累你吗？何必惹这麻烦呀？”
我坚持说：“招待所的负责人是我的好友，你别担心。”罗亭不耐烦地说：“这样吧，你拿条绳子来，把我五花大绑拉去！”
说得这样绝，无商量的余地，我只好踩单车到为民旅店找他。
他在旅店门口等我，依然是那套洗得很洁净，袖上有补丁的坚固泥工作服。这套衣服，却使这个身材匀称颀长的年轻人显得英俊潇洒。从此，我对中国绿色军装和工人蓝色坚固呢服装印象特别良好。我认为只有世界第一流的服装设计师，才能设计出适合中国军人和工人气质风度身材的服装。所以，七十年代流行的那种一尺二寸宽裤脚的喇叭裤，就感到倒胃，觉得那样好的衣料被白白浪费了。
我问罗亭吃饭了没有？罗亭摇头说：“我请客，到大牌档吃潮州粥，一碟杂咸，两只腌蛋，我还是清得起的。”
我说：“罗亭，你是有事找我的吧，那边大牌档象殡仪馆，吃不泡想吃好的孩子吵吵嚷嚷，哭哭啼啼，我看还是到滨海饭店找个雅座，饭店的经理我熟悉，他不单给我单间，还可以八折优惠。对了，我清你吃三样菜，潮汕炒螺，潮汕圆蹄，潮汕牛肉丸，再来一盆甜芋泥。我请客请定了。”
罗亭快活地说：“正要找个清静的地方说话。我同意你作东，慰劳慰劳肚子。只是要我请客，只能上大牌档吃潮州粥和一碟咸杂。”
我说：“这就对了，到了滨海饭店，你不要客气，想吃什么就多叫几件，难得有这机会。”
罗亭笑着说：“倒也是，我在你家帮活打短工，全属义务。当然这是出自我的情愿，也是对婶子的报答。对，你该慰劳慰劳我的肚子了。”
面对着这位政坛上摔到马下的同龄人，几句为肚子和基本生存条件的呼吁，心里不禁一阵酸楚。两同龄人，不幸的当了右派，有幸的当了记者。幸运者并不比不幸者多具半分服务社会的本领，也许后者有更多服务社会和振兴民族的本领与才能。生活如此严峻，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象一阵阵不可驾驭的旋风，他们覆舟了，在苦海中漂流。游上海滩的幸存者，有的如刚毅的渔夫，依然雄心勃勃，苦练本领，准备二次升帆驾舟，出海征服风浪。包括我心里有几分敌意的罗亭，他们求生的意志和本领实在令人佩服。
刚到海滨饭店小间坐下，罗亭忽然站起来，拍着头焦急地说：“有一件东西忘在旅店里，给我单车钥匙。”
我说：“吃完饭回旅店取吧，急什么？”
罗亭连连摇头说：“不行，不行。这东西非马上让你看不可。”
我只好把单车钥匙交给他，问他熟不熟悉回旅店的路？罗亭说：“S市才多大的城市呀？莫斯科我不坐车上街都不迷路。”
他拿着那把单车钥匙，一边应我，一边下楼去。
我非常焦急。匆匆忙忙，我还来不及问母亲的身体，如今摔伤的腰和腿康复得怎么样？云云和这位严厉的家婆相处得好么？一窝小猪崽什么时候出栏，卖不卖得好价钱？村里来了工作队没有？公共食堂解散了吧，“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遏止得怎么样？农村经济“六十条”农民欢迎吗？贯彻得坚决不坚决？我们村里是山区应该提倡养牛养羊，鼓励农民饲养大型牲畜……而这一切，罗亭都并不十分在意。究竟什么东西非让我立即知道不可？他这次来S市，打电话找我见面，也颇带神秘色彩。如此等等，弄得我焦急万分，如坐针毡。短短不足半小时，对我竟如一个世纪那样漫长。
他回来了，手里拿着牛皮纸的信封，气喘吁吁坐回原来的位置，神秘地问我：“你知道这里面装的什么？”
“什么宝贝，如此紧张，乡情家事都不先通报一声，到了饭店还马上回旅店取？”我瞟了牛皮纸信封一眼，漫不经心地说。
“你猜？”依然是神秘的神情。这个一米八高的男子汉，好象突然变成顽皮淘气的孩子。
“我不猜。这样没头没脑，谁能猜着？”我把脸转开，故意装出不理会他的样子。
“你看看，”他掏出一张女人的照片。“你看着这人是谁？”
我接过照片，左端详、右细看，三十岁左右的年纪，自由毛，头发很柔顺，额门有留海，乡村女人打扮。
“认出来了吗？”他催着问我。
我摇摇头说：“不认识。”
“再仔细瞧瞧！”罗亭在旁边不断提醒。
我又仔细辨认了一番，顿有所悟：“这人好面熟，就是记不起来了。”
“不怪你，你离开家乡久了。”他这次点题了，“象不象你们村里活埋了的麻风女？”
“象，象啊！象，但不是她呀！”
罗亭又带着原谅的口吻对我说，“你看看，她是不是小花？”
“哪个小花？”我绝对和麻风女的女儿小花联系不起来。
“麻风女的女儿。据说，你童年还和她很要好。”罗亭把我面前的照片收回，又重新换了一张。
“怎么可能，怎么是小花呢？”我喃喃自语，“不说小花害伤寒死了吗？”
“她没死，她被村里的掌权人，包括你母亲，隐姓埋名，嫁到潮汕去了。说她害伤寒死了，是个损人利己的大骗局，连你都受骗。可见，村里保密的程度。”罗亭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可是，我母亲也是这样说的。她对我说，小花得了伤寒病死了。她是母亲，不该骗儿子的啦！”我摸着脑袋，百思不解地对罗亭说。
“可是，她还活着，而且有相片为证。”罗亭把牛皮信封的照片全倒出来，要我一张张辨认。
从相片上，看不出多少童年的影子。应该说，比童年的小花还漂亮，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可是，这眼神，这高而直的鼻子，这不尖也不圆的下巴颏，却象她被活埋的母亲麻风女。她童年时，我眷恋和喜欢过。而且，也没忘记在竹林里亲过她漂亮的脸蛋。时间推移，它被埋到记忆的深处。平时它不曝光，象古帝王深埋地下的豪华古墓，自己不说，谁也无法发现，但无论如何都留给我刻骨铭心的记忆。但是，此刻我想得最多的还是村里活埋麻风女令人战栗不已的恐怖场面。
我不能不佩服，也不可能猜疑这位给人几分神秘感的罗亭先生。此人可谓上通天文，下明地理，三教九流，诸子百家，无一不晓。想想吧，连母亲都瞒着我的“秘密”，对儿子都信赖不过的隐私，她却可以毫无保留告诉罗亭，足见他在我母亲心目中的位置，“你怎么知道小花没死，而且活在某个地方？”连我自己都听得出，这是居高临下的质问口气。
“当然是老太太，你的亲娘。否则，连你都给瞒着直至现在我还不知道的事，我怎么晓得？就算我知道她活着，也如同大海捞针，去哪里找？”回答得理直气壮，并且带着几分的自豪。又说：“其实，她和你母亲等几个老姐妹一直保持联系。她们也凑过钱资助过她的困难。”
“我全蒙在一面牛皮大鼓里我喟然叹息一声。”
“报应，报应，你扪心自问；不说对你的家庭，对你母亲和云云，就是对你的故乡，你关心多少？连你母亲也觉得不见得事事信得过你。否则，小花的事情为什么一直瞒着你呢？”这句话，是他连喝了两杯才慢腾腾地说出来的。语言的尖锐，一针针朝我心窝里刺，血一滴滴渗出来，可是他还不肯放下刺我心窝的那根针。
“你看看这张照片，两个孩子，一男－女，男的四岁，女的两岁，长得多可爱？那女娃，百分之百象百货店里玩具柜台人工扎出来的布娃娃。旁边那个老实巴巴的男子汉，一件背心，露出一个一个肉腱。相片没有注明，显然是小花的丈夫。”在一席强硬语气后面，又叙一通家常。他象展览馆里的讲解员。说明他对那几张照片并非端详一眼完事，他至少认真琢磨过好几次。对小花的近况，也了如指掌，“你在莫斯科念的书没白费。能把我们村里最见不得人的事情捅出来，要有几分‘克格勃’的手段。”我不知道是赞扬他还是讥讽他，反正，我是这样坦荡地告诉他我的心态和看法。
“随你怎么说我都不介意。反正，群众不信任是不可能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的。一个新闻记者，难道没有责任了解阳光普照之下还有阴暗角落吗？还有侵蚀我们国家民族健康的细菌吗？了解这些阴暗面写文章会给你的前途带来危险，但也不能因为对自己前途不利而忘记了新闻记者的责任感。老实说，我如果处处保护自己，一个留苏学生也不会去阉鸡补锅。”他看我不耐烦了，便劝我，“你耐着性子听下去，反右的时候，我高度评价斯大林在第二世界大战中打败希特勒法西斯立下的卓越功勋。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浩劫中解脱出来的历史性转折。但我也批评斯大林肃反扩大化，违反苏维埃宪法，动用残酷的刑罚来取得口供，从肉体上消灭异己。无论是国内国外，历史都是一面镜子。这样，我被划为右派，遣送回家，靠补锅阉鸡和用草药治疗奇难杂症谋生。我很乐观，谁我都不怪怨。我无愧于人民，心安理得，青春不悔。他又一连饮了两小杯土茯芩酒，因为太急了，酒从他两个嘴角渗出来。尽管他自己说在反右中翻船内心不悔，但受委屈的情绪还是明显表现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