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那些摩天大楼在中国拔地而起，浴血的太阳收敛起最后一抹晚霞。王朔携带着商品化社会的所有热情和渴望、苦难和痛快、亵渎和玩弄，带着杂乱的色彩、猛烈的摇滚乐和浮浪的微笑，向着我们疲惫不堪的文明冲撞而来。尽管文学界迄今为止对王朔依然保持缄默或不屑，电影界朱红的大门早就向王朔彻底敞开。现在，摄影机闪光的镜头争先恐后对准朔的每一作品，王朔当然不负众望，他不仅恰当满足了电影界对上座率的奢望，而且为电影界的“艺术探索”提示了崭新的途径。不管如何，王朔是一个“现象”，一个触动我们时代的现象，一个无法拒绝的存在，把它置放到整个文明及其变化的可能性中去理解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王朔的小说确实没有什么深邃的思想和形而上的理趣，它在叙事方法方面也无多少特别之处，它的主题既不明确也不完整，从传统的观点来看甚至不突出。但是王朔的小说有非常好的感觉，这种感觉构成某种思想冲击力——王朔作品的思想不是意义模式统合的结果，而恰恰是无时确定和不必要统一的生活块状撞击产生的思想意向，这种思想意向可以称之为“颠覆意识”。王朔小说的人物都有一种抗拒意识形态主体中心化的功能，怀疑主义是王朔赋予人物的基本性格功能，信仰和神圣性的事物在王朔的作品里经常惨遭亵渎。王朔嘲弄了生活现行的价值规范，他的叙述感觉正是从这些现行的价值规范的破裂中迸发出来的、代表王朔小说特色的那些精彩的对话大都是政治术语和经典格言的转喻式引用，特别是“文革”语言的反讽性运用。王朔撕去了政治的和道德的神圣性而纱，把它们降低为捕科打诨的原材料，给当代无处皈依的心理情绪提示了亵渎的满足。信仰是什么？理想是什么？我们是谁？我是谁？王朔在迎合人们的某种怀疑情绪的同时，危及到现行意识形态的原命题。
人们依靠的观念、人们追求的被彻底解除之后，人变得轻松自由，变得胆人妄为。王朔的那些嘲讽性对话不过是人物“反社会”行为的注脚而已。
王朔的人物在社会中没有确定的位置，既怀着不能进入的仇视，又带着逃避的蔑视。他们抗拒社会的主体中心化力量而处于社会存在的“边缘”；因此，不妨把他们称之为“边缘人物”。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里的张明，《浮出海面》里的石岂，《橡皮人》里的“橡皮人”，《玩的就是心跳》里的方言等等，王朔力图使他的人物变成所谓的“真人”，即摆脱了所有价值规范的纯粹的个人。在王朔那里，个人已经明显摆脱了社会的统一规范并与之对抗。当然，这种对抗没有采取面对面冲突的方式，依然只是一种观念性的“颠覆”。王朔赋予生活以非常个人化的形式，个人恰恰是在面对生活现实、嘲弄现实同时也嘲弄自我从而消解社会的统一价值规范。王朔的“真人”只是顾及个人当下生存状态的芸芸众生，他们对任何神圣性的亵渎，都是对生活的“不完整性”认同的结果。王朔认为，生活的破裂、无目的、无信念、偶发性、永恒的失落、无意义等等，都是生活的本来面目；那种坚定的超越性信念和永恒的价值追求的幻想被摧毁之后，生活不过就是一些最简明的行为和欲望。
“颠覆意识”在王期的作品里不是通过激烈的反抗行为来表达，恰恰是从那些最平易的生活事实鬯透示出米的。王朔的叙述具有向着生活最原始的状态还原的可怕趋向，工朔一方而嘲拜了庞大的生活信念，另一方面把生活推到最简陋的状况，在这种状态中，生活以最原始的形态显露。“橡皮人”存商品化的社会浊流里，如同一段放任飘流的术块，他被最简单的生存欲念驱使而与生活搏斗抗争，生活在一系列偶发的行动里毫无节制地任意推移，“橡皮人”的倒买倒卖更像是相互角逐的胃险游戏，王朔更乐于看到个人的放任的自由度到底有多大。这个在改革、开放中应运而生的新型冒险家、野心家，像托摩的侄儿那样寡廉鲜耻，像19世纪的流浪汉和无赖那样到处蹭饭吃，他玩世不恭，被人愚弄也愚弄人“橡皮人”所处的现实社会以资本原始积累的野蛮和恶性膨胀的物欲摧毁所有现行的价值规范和生存信念。生存不是一个观念的价值问题，而是实际的“活法”，痛快而已。王朔通过“橡皮人”的实际行为，通过沿海正在勃发的商品经济的原始物欲，白行颠覆了既定的准则和规范。
不过，“橡皮人”为自己背离原有的道德观念、生存信念而惶惶不安，那种“非人感”和“异化感”再三袭来，最后竟然使得他走到精神崩溃的边缘。王朔在这里表达了他对人性的理论洞察的深度，但是他对现代商品生活中人的生存态度的把握却显得生硬。
王朔在《顽主》里抓住生活原始层面的荒诞性，把生活的尖锐冲突，把失去平衡的城市心态改变为认同当下现实情境的喜剧风格。“三T公司”作为一个辐射面，全面映照生活的滑稽可笑和生动有趣。“三替”的宗旨本身表明了一种新型的生存态度，它揭示生活的虚假性和非确定性。痛苦忧难，在这里变得可以“替代”，生活并没有什么不可承受的东西，生活变得不那么沉重，原来改变生活如此轻易。“三替”在嘲弄了生活的所有虚假性的同时，当然也嘲弄了“自我”。自我或个人并非依靠信仰或理想支撑，自我被卷入一连串荒唐而无意义的生活事件白存飘流。他们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信念，也不怨天尤人，他们面对生活自得其乐，他们也有不满，也有愤恨，但是经常以“自嘲”的方式“认了”一当于观、杨重，马青三人气冲冲上街惹是生非，马青撞上了一个五大三粗穿着工作服的汉于吗，汉子低声说：“我敢惹你”——马青愣了一下，打量了一下这个铁塔般的小伙子，四顾地说：“那他妈谁敢惹咱俩，”仇视和气恼现在为自嘲所取代，因为生活失去了原则，没有什么值得认真对待和血战到底的东西，马青的机会主义正是对生活认同的方式。
王朔在这些人物身上确实透示出一种新型的世界“观”，这就是对生括的“不完整性”的认同。这种观点竟然无意中与两方后现代主义的生活态度巧合，使我不胜惊讶。我无意于把王朔的作品当做“后现代主义”来看，但在这里确实又存在“后现代主义”的生存态度。“不完整性”在现代主义那里。把生活看成是“有问题”的依据，作为向生活抗议的立足点，作为文明衰败的迹象来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实验小说”把“不完整性”作为生活的主要部分接受下来，寻找一种不同的适应性，一种能轻易改变主角状况的感情方式或行动方式。例如约翰.巴思嘲弄了萨特关于人能够创造自身和人是自己的各种选择的总和的看法，故意把个性讽刺地描述为一系列可移动的木块及暂时的结构。巴塞尔姆关于“只信任片断”的说法和托马斯.品钦关于“强制性的自我错位”的倡议，反映了利用分裂和异化来抵御痛苦的对抗情形。出现在许多小说中的能随意变换角色的人物，并不是那种不按传统主角样品塑造的反英雄，而足一个歪斜的“完人”，个抗震的人。
王朔凭着直感，在把他的人物推向生活还原的路途上，认同了生活的“不完整性”存在，王朔的《顽主》借助荒诞件为叙述起点，他的人物没有经所过先验观念的洗礼，他们不足“有意识”地用种世界“观”去反抗另一种世界“观”，他们实在是因为对世界“观”毫无觉察而进入另一种世界的“视界”，存在的超越性意义失落了，王朔没有运用任何夸大的手法就解除了生活的观念武装。“不完整性”在王朔那里显然没有成为一种明确的叙述意识和叙述方式，但是作为抗拒所有既定价值规范的认同方式，“不完整性”成为王朔小说向生活还原的基本事实。正因为“不完整性”的认同方式构成了“颠覆意识”的世界观基础，所以王朔的人物失去了行为准则，因为生活町以轻易变更，于是人的动机和终极的目的都可以轻易改变。因此，他们的行动既是无可约束、无可规范的，同时又没有猛烈的“反社会”行动。
“反社会”仅仅是一种观念的嘲弄方式。对于王朔来说，这一切都不是笨重的思想意识，不过是对于这个动荡裂变时代的最原始的认识方式而已。“不完整性”成为生括的本来面目，因此，个人无须负载政治道德和哲学的观念，生活变成光秃秃的存在事实。王朔的生活态度就这样把生活压制到最原始的形态里去，在原始的真实里，人凭着偶发的冲动去行动，一切预计的理论和意识都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