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争光的《棺材铺》（《小说家》，1991年第2期）作为应战之作，与苏童的《红粉》风格迥异而旗鼓相当。杨争光惯于刻画生存的极端状态，贫困粗糙的生活总是被杨争光磨砺得有棱有角，它看上去平常简朴却暗含杀机，《棺材铺》的故事再次让人们领略了生活的凶险。土匪杨明远为了卖棺材不惜挑动镇上两家大户火并，虽然尸体横陈他如愿以偿，但他惟一的儿子死于非命，结果不管从哪方面讲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也许“恶有恶报”的宿命意味有点落俗，但是，小说的叙事却极见笔力，笔锋暗藏，有险无惊，平实素朴却风云跌宕，具有木刻般的效果，如果套用古典术语就是一种“瘦硬”风格。杨争光的小说可感觉、可品味而难以诠释，它有鬼神之气，非俗世陈词滥调所能言说。
第三期擂台赛发表池莉的《你是一条河》，作为“新写实”的一员主将，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和《太阳出世》几乎成为“新写实”的扛鼎之作，显然，这篇小说无疑使“新写实”更加充实。《你是一条河》很容易使人想起同是武汉的作家方方1987年发表的《风景》，她们共同的生活环境和类似的艺术追求，发生这种情况也不为怪，况且虽同曲而异工。同为表现50～70年代中国底层市民的恶劣生活，池莉显然更注重发掘历史背景，由此也显示了“新写实”不再仅仅局限于表现日常凡人琐事，而企图触动日常生活背后的历史动脉，通过重写那个时期的日常生活来解构意识形态神话。辣辣在30岁时成了寡妇，带着7个孩子挣扎在贫困线上。方而是极度贫困的物质牛活，另一方面是翻天覆地的“文革”运动。在生活与政治的夹缝中，辣辣却是倔强而任性地活着，诸多的不幸和磨难在刻画这个女性的坚韧旷达性格的同时，也展示了那个时期与意识形态神话讲述的完全不同的生活史。那个时期的“人民”并没有“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以主人翁的精神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殴的高潮；相反，他们挣扎在贫困线上，还搅进奠名其妙的政治运动。与其说“政治”在这甲是条与物质生活的历史平行的线索，不如说是它的隐喻，是它的根本的、直接的支配力量。在生活与政治之间，池莉的写作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力度，也许如小说结尾处所写的那样，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摆脱了物质贫困，然而四清的失踪与当年得屋的失踪（串连）似乎是一个重复，这个重复（轮回）划定了一个圆圈，它促使辣辣的生命之旅完结，不过，对于生活与政治构造的历史来说，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号，或者是无限蔓延的省略号。
比较出色的还有洪峰的《年轮》（第3期）和陈村的《愿意》（第4期）。从《年轮》可以看到洪峰的变化，这个由儿童视角叙述的故事力图颠覆成人世界的理性秩序，成人的权威性在儿童的纯粹注视下自行错位，叙述视点不是停留在讲述故事，而且同时提供了一种理解和评判的角度。语言过于干涩和视点转变过频，使叙事不够舒畅。看得出洪峰在叙述上极下功夫又试图避免动作太大，这样，洪峰实际在两方面都吃力不讨好；他压制了故事本身的内涵，却又不能在叙事话语及其风格方面引人注目。
陈村的《愿意》类似侦缉破案那种通俗小说，我之所以使用“类似”这样的说法，是因为陈村有意无意还是在表达现代都市人的“都市病”，看得出其中关于人与自我、自我与他人、人与法、人与社会等等关系的潜在的然而细致的思考，显然，陈村的表达非常策略，在这里，叙事的方法论活动替代了观念在故事中的深度件阐释。当代中国的都市小说一旦触及到“生存论”问题就变得十分矫情，或者无病呻吟，或者重复现代派或存在主义的陈词滥调。陈村换了一种写法，不直接触及人的生存惶惑或心理基凋，而是对人的活动进行编码，把“我”置于“案件”与“法”的关系之问，“我”作为一个当事者，却始终不能进入这个“案件”的“意义链”，“我”始终在“法”（警察）的注观下，然而“法”也同样不能读解“我”的意义，而一的“意义”（死者）却是永久缺席的存在。误读实际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和“法”的秩序网络。
小说似乎信笔写来，却环环相扣，自有请君入瓮之妙。当然，若能就“人与法”的关系作历史性的开掘，则能触及到文明的某些隐私，或许别有一种意义。
值得提到的还有李晓的《相会在K市》，这篇小说试图以现在的视点重新讲述30年代的革命者的故事。围绕刘东之死出现不同的历史叙述和真假难辨的细节。刘东到底是革命者还是奸细后米真相大白，刘东出身贫寒还是富家子弟结果也清楚，然而，这些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革命史”本身值得怀疑。
也许李晓的原意试图解构“革命与爱情”的关系，革命、诗（文化）都是虚假的，“我们只能留在爱我们的人的心里”；然而，事实上，爱情也是反历史的，随着岁月的流逝，爱情并不能成为历史，一切事物一旦成为历史都变得虚假和虚无，历史徒具形式而无真实的内容，“形式高于内容”就是历史（尤其是“革命史”）
存在的基本法则。80年代初期，方之的《奸细》把一个“奸细”写成一个“革命者”，方之不过令人信服地补充革命历史神话，使这个神话更加完美。《相会在K市》虽然也澄清了“革命者”的身份，经历了肯定与否定的多重辨析，却使整个“革命历史神话”变得不真实。
因篇幅和视野所限，我难以在这里一一评析其他那些精彩的打擂之作，更何况已经有一大群高明的和不太高明的评论家出任裁判。虽然这次擂台赛没有酝酿什么潮流，也未必把文学的写作水准推向一个高度；尽管当代小说存讲述故事或故事的讲述两方面都已耗尽了想像力，寂寞已久的文坛终十有一次热闹而悲壮的聚会，它既有广告般的喧哗声势，电有仪式样的虔诚与神圣，更有游戏似的快乐与轻松，王安忆对此曾经说道：
在一种虚无主义的空气笼罩着我们的时候，一场擂台赛重新激起了我们的光荣心。审美的标准又得到一次审核的机会，寂寞的写作便有了一个聚集地。出于比试比战的念头，我们恢复了读作品的耐心和用心，并且开始培养分析的习惯。当我们写作时，固有了擂台赛的背景，一种古典的热情充斥在了心中，然后惴惴地等待着评论家打分，这受审的心情重又使散漫的空气紧张起来，使人保持了现实的观念。擂台赛把解散了的我们作了一次集合。
在文学无可挽救地走向衰落的今天，我们还能祈求什么呢？这是一次期待已久的聚集，也是一次假想的聚集，如果指望文学从这里开始远征，那是不切实际的奢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