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曹操刮隋唐五代，到有农民起义，直至“大跃进”等等，历史轮番变化，而那已死的历史人物改头换面重新登场。历史的绝对存在，它的确实性和独一无二性被彻底嘲弄，历史本质上是由权力的运作构成，由英雄和群氓来推动权力的运作，个人的存在已经变得十分可疑，只有行使权力的人、追逐权力的人和被权力支使的人。当然，刘震云的叙事并不是仅只表明这些反叛性的观念，那些具体的情境也是刘震云感兴趣的东西。每一个人物都被扭曲、变形，他们被强制性地推到那些错位的历史情境，以夸张而荒谬的姿势自我戏谑，乃至自取灭亡。刘震云的叙事机智而幽默，那些东拉西扯而随心所欲的表达，是对杂乱历史的贴切模仿；那些乱槽糟的场面，处处洋溢着反讽的快乐。这是一次对历史及其乌托邦神话的全面嘲弄，一次后现代主义式的拼贴游戏，历史在这个拼贴中变成了一种“后东方”式的文化奇观。
李锐的《旧址》脱胎于他的中篇小说《传说之死》。显然，这是一部很有力度的作品，它对一个家族的衰败历史进行了令人震动的揭示，尖锐地重写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革命的内涵隐没到故事的底层若隐若现，但是它在历史的变迁中，在人物的命运抉择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李氏家族率先面临的压力，来自洋买办白端德和军阀杨楚雄，李氏家族的掌门人李乃敬始终在夹缝中求生。在这个意义上，李氏家族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写照。革命终于把李家推向灭亡之路，李家也有革命者，并且有大义灭亲的后起之秀，李乃敬的天灵盖最后被革命的子弹打飞，一个旧式家族也就在新中国诞生之际彻底消亡。
无可挽救的历史生命运和几代人事与愿违的选择相埘应，《旧址》冷静地展示了一幅奇特的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图景。
也许李锐怀有回到本土文化巾去的愿望，他试图以本土化的眼光米重新理解巾国现代性历史的命运和它的后果。这使得李锐不无怀念地表现了旧式人物的悲剧命运，也许这里面真有他的家族史实，他对李乃敬的刻画充满了挽歌的意味，而对赵朴庵的愚忠居然也有肃然之意。对杨柳两个女人之间的争斗及其事与愿违的后果和无法磨灭的仇恨，李锐的叙事环环相扣，在这里发掘出中国妇女无可逃脱的自戕命运。李锐尤为巧妙地描述了投身于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的遭遇，李乃之在革命的变动岁月几经波折，他如此倾心的革命，却又给他以各种莫须有的惩戒。李锐的叙事十分凝练，尤为擅长于选择那些奇崛的事件来构成故事的硬核，那些动机总是被不经意地埋下，又被自然而然地发掘。李锐的叙述给人以精细瘦硬的印象，看似平实却透着冷峻的力度。
潘军的《风》曾经刊登于1992年的《钟山》杂志，1993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风》无疑是一部很独特的小说。这都被命名为《风》的长篇小说，在通常的意义上，可以看成是对皖南民风或某种地域文化的描写；而在更探层的意义上，这部小说可以看成是对历史进行一次捕风捉影的追怀，对历史之谜实施一次谜一样的书写。那些历史片断从叙事中涌溢而出，它们散发着古旧而感伤的气息。一个家族破败的故事包裹着一些谜，神秘奠测却也不乏感人至深的细节。那些情境描写细致而明净，类似典雅的工笔画，颇见作者的描写功力。关于家乡的记忆和对民风的书写，使这部小说带有寻根的流风余韵，既是对家乡的追忆，也是对一次失踪的文学潮流的追寻。
然而对形式结构的迷恋，引诱潘军走到探索的前列。显然，《风》对叙事结构十分注重，把叙述人“我”推到叙事的中心地带，‘我”不仅是那个破称之为“作家”的人物，而且还是一个真实的作者，直接与历史对话。这使《风》具有了三维结构：现在的故事，过去的故事，以及作肯的手记。三重结构使小说叙事变得扑朔迷离，一次关于家乡的回忆被改变成叙事的解谜活动。
“回归故乡”现在成为对某个所史之谜的探究，那些淳朴的田园生活，那些关于民风的记叙，都不过是对那个历史之谜的掩饰。
“郑海”到底是个什么人？探究这个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郑海”把整个叙事乃至于把整个故事引入迷官，使这部简朴清纯的小说变得疑难重重而不可思议。
对历史之谜的追踪导致对历史的解密，“郑海”在各种传说中被包装、被神化，变成一个神秘而不可知的神话，一个无解的历史盲区，关于“郑海”的传说实际构成一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这段本来辉煌的明晰的一目了然的历史，现在变得暖昧不清，自相矛盾，歧义百出而不可理解，并且，它最终依然没有澄清。历史不过是传说的结果，正如作者在《作家手记》中写到的那样：历史档案也是人为的产物——它“可以修饰，可以剪裁，甚至可以篡改与杜撰。人的历史相当一部分是无法证明的，只有良知证明”。历史原本的面目，或者说真实的历史根本无法辨认，这是历史本来的暧昧，还是历史叙述者的恍惚7作者的追问其实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历史从来只存在于叙事中，而叙事就是权力的运作，谁掌握话语权力谁叙述的历史就是真实的。
而对于潘军这种远离权威意识形态中心的边缘性的叙事来说，企图怀疑一个庞大的历史神话，对这个神圣的、神秘的却也是众说纷纭的历史神话进行解构，他的叙事只能呈现为一种“恍惚”的状态。
再度辉煌：超大屏幕的文学景观1993年也许是严肃文学值得庆贺的年份，这一年所谓的“纯文学”迎来它久违的辉煌，这当然是以《白鹿原》和《废都》为表征的空前繁荣景象。《白鹿原》以它宏伟的构架，讲述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历史风云，白鹿两家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权明争暗斗，惊心动魄。两个家族的争斗又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冲突，使得整个故事更加雄浑奇崛。
主人公白嘉轩六娶六丧，命运把他磨炼得坚韧硬气，种植鸦片使他重整旗鼓，再次娶妻生子使他成为堂堂正正的接脉人，白鹿两家也就正式进入鼎立的较量时期。陈忠实对中原地带的风七人情有着十分精湛的了解，并且谙熟中国农村的宗法制度，因而他表现农民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就显得精当老到。白嘉轩出卖天字号水地，能屈能伸，工于心计，颇有远见卓识。显然。白嘉轩是作者理想化的人物，经过一番劳其筋骨之后，他迅速成为一个杰出的乡绅。他品性端正，刚直忠良，公正无私，明察秋毫，身上凝聚着全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相比较而言，鹿子霖则多少有些奸诈而狭隘。他热衷于权术，玩弄阴谋，甚至与侄媳妇通奸。当然作者并没有把这个人写得十恶不赦，而是恰到好处地表现这个人的多面性，某种意义上这个人似乎更贴近中国农民的那种精明和狡猾的自然天性。
